中国近代史-“勤苦乐迷”，毕生精力献清史——戴逸先生访谈录（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勤苦乐迷”，毕生精力献清史——戴逸先生访谈录（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勤苦乐迷”，毕生精力献清史——戴逸先生访谈录（一）

迟云飞
弃工学文，踏上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
迟云飞：戴老师，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了解，您上大学先是学工科，中途又转学历史，这在历史学家里面是很独特的经历。
戴逸：是啊。说起来已经60年了，令人感慨，真是往事如烟啊。这要从我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说起。我生于江苏常熟，常熟是个文化底蕴丰厚、名人荟萃的地方。晚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状元翁同龢就是常熟人。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我家旁边。我小时候，家里的一条街上还有不少“进士第”。家乡的人以他们为骄傲，也使我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我喜欢历史的种子在那时候就已经种下。等到上了小学，能读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连环画。那时候，我家乡有许多出租“小人书”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穿巷，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家里每每给我的几个铜板，都用在了租书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每本历史故事书，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在这些租书人中，有一位既租书，又会“说书”，他能把历史故事说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
今天回想起来，小人书里讲的故事有许多是不可信的，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恐怕都是来自演义、戏曲和小人书之类的通俗作品，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喜欢上历史的，我将回答，最初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它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而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尽管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准确，但唤起了我一种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若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学校的课本已不能满足我的读书欲，就去寻找课外读物。当然年纪稍长，已不会再去找连环画了，而是寻找各种古籍书。常熟文人荟萃，藏书楼很多，我家对面就是江南有名的藏书楼，即瞿家的铁琴铜剑楼。我读中学已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萧条，藏书楼已风光不再，但是，街市上还保留了几家小小的古籍书店。书店里摆着各种线装书，书店的老板允许人们在那里随便看书。书店里书虽然不多，也没有什么很宝贵的版本，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极丰富的宝库了。书店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读，我就这样贪婪地站着读各种经史子集、诗文词曲，尽管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我感到新鲜有趣。有时候碰到特别喜欢的书，就想方设法买下，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书库。我虽不是有意去寻求知识，但书籍中展现的我国悠久古老的文化，我们祖先披荆斩棘创造生活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我高中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保守派。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有家学渊源，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吟诵。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迟云飞：我注意您早年的作品还有散文。
戴逸：中学的时候，我尝试写散文随笔，在《常熟日振》等报刊发表过《春》、《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投考记》等文章。
尽管我非常喜爱历史和文学，但我高中毕业时并没有报考文科。那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很重，学理工科比较容易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还有就是日本占领的上海，许多大学都迁到了内地，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可是，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那些理工科课程我总是格格不入，我还是喜欢历史和文学，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感到很苦闷，内心十分矛盾。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说来真是碰巧，考场就在上海交大，而且就在我的宿舍楼下。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去试一试，结果我被录取了。我在交通大学两年后就可毕业，现在却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向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决定放弃上海交大的学籍，到北京大学学习历史。我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学工科毕业好找工作，收入也会比较高。但从童年时代起的兴趣和爱好，却使我走上了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可以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迟云飞：能说说您在北大学习的情况吗？
戴逸：在北大，我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贺麟、许德珩、向达、邓广铭等着名学者的授课。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也曾到北大讲课，我也听了。这些老师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他们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上和课堂外，师生们可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对历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迟云飞：您的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也是有趣的事。
戴逸：那年发生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我在北大参加了学生抗议运动，还是个带头的，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只好离开北大进入解放区。我在北大只读了两年。
1948年，我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分配工作时，上级让我们填写工作志愿。我虽然参加学生运动，但我并不想从政，我的兴趣还是学术研究，于是我填了“历史研究”四个字。我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党史专家胡华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在这里工作至今。
研究踪迹：从近代史到整个清史
迟云飞：人们都知道您是清史专家，却不知道您的第一本着作写的是抗日战争。能给
我们讲讲情况吗？
戴逸：我进入华北大学后，按照工作的需要，先是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尝试写作。日本侵华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当了八年亡国奴，其间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经历的屈辱、悲惨、痛苦和恐怖，真是诉说不尽。我的堂兄、表哥都在抗战中牺牲，我家也曾掩护过新四军战士。当时东北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我受到启发，就计划写一本抗日战争史的普及读物，把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介绍给读者。经过断断续续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取笔名王金穆，1951年由新潮出版社出版。书用章回体，还是与我少时读很多演义类书籍的影响有关。这是我的第一本着作，那时我才25岁。这木书虽然幼稚，但却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这本书印行过好几版，行销很广，还曾在一些广播电台播放。
迟云飞：您的《中国近代史稿》我大学时代就读过，那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您的着作。我当时的印象是资料翔实，论述也比较平实，我的同学大都读过这本书。我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可见即使文革以后，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您能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吗？
戴逸：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1955年起，我给中国历史研究班上中国近代史课。当时上古代史课的是尚钺先生，尚先生当时已是成名学者，在中共党内的资格也很老，这使我感到很大压力，但也促使我格外努力，认真备课，日以继夜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在近代史领域中摸索前进。1956年，我在讲义的基础上，一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撰写《中国近代史稿》。当时可参考的着作和资料都不多，难度很大。两年时间，我居然写了近40万字，写到太平天国失败。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那年我32岁。这部书的较大篇幅是写太平天国，写作过程中，我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次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是其内容、特征和结局又很不同。我深深体会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我以前学习的革命史知识对我理解太平天国有很大帮助，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会互相促进，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迟云飞：当时我们都可惜这本书只写到太平天国失败，您为什么没有把它完成呢？
戴逸：我实际上写了三卷。《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出版后，我开始撰写第二卷，但进展很不顺利。原因是各种运动太多，大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批判彭德怀、拔白旗，数不清的花样，弄得人头晕脑涨，耗费了无数的时间。1964年，我们中国历史教研室干脆全部出动，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长达一年之久，就这样一直闹到十年动乱爆发。在这种条件下，写作很慢。1964年基本完成第二卷，共40万字。当时左倾之风越来越盛，上海学者姜铎和黄逸峰因写洋务运动的文章而受批判，我这一卷主要的篇幅恰好是洋务运动，我担心
第二卷如果出版，会有不可测的后果，因此只印了油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接着又写第三卷，写到戊戌变法，然后文革就爆发了。文革以后，我的兴趣已转到清前期，近代史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我要再将史稿完成，势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没有再写。
迟云飞：后来您的研究就逐渐转到清前期了。
戴逸：是的。文革开始，我被打成黑帮，以后人民大学解散，我们教职员都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我当时40出头，精力充沛、思想成熟，正是搞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有八九年与书本绝缘，太可惜了。1973年我们返回北京，因为人民大学没有复校，我们被分到北师大，在北师大内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当时正值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有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谈判，可我们没有。外交部就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以为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课题。我用了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这部书写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但我努力保持泠静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当然，当时苏联已公布不少档案资料，充当翻译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的日记也已翻译，我又从故宫查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因此，我得以详细地展示中俄谈判的具体情节。
迟云飞：我知道，人民大学是文革以后才复校，那以后您就全力研究清史了吧？
戴逸：是的。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和篇幅适中的清史着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书稿是集体写作的，我担任主编。我投入了很大的力量，阅读大量史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审稿时逐章逐节甚至逐句逐字修改。70多万字的书，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
迟云飞：您是从研究晚清，转到研究清前期。
戴逸：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很不一样，常讲服从革命需要。我从研究革命史、近代史，最后固定在清史，都是工作的需要，上级的安排。不过，这和我的兴趣基本是吻合的。
迟云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在湖南师范大学当教师，研究晚清最后十多年的历史，需要了解清前期的情况，主要是读您主编的《简明清史》。90年代以后，我又读到您的
《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时候，您已经60多岁，我当时除了感到书扎实、有见解又语言通俗易懂外，最深的感触就是60多岁的人还写出这么扎实的着作，真有干劲。您的书有两个点，一个是作为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乾隆，一个是他的时代，您有什么看法？
戴逸：乾隆帝承袭父祖遗业，他知识广博，才能卓越，勤理政事，能谋有断。他改变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宽严相济，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他又平定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着，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的乾隆重用和坤，政治渐趋腐败，又实行闭关政策，中国渐渐落在了西欧的后面。
人物和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的思想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时代性，他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当然重要人物也参与、领导和塑造时代，给时代打上他个人的印记。乾隆应该说是这样的人物。乾隆一书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
迟云飞：我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的时候，您正主持《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课题，后来就出版了系列着作。我看到这部书有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九卷，《导言卷》是您自己撰写的，加起来可说是煌煌巨着了。我知道，这套丛书在学界很有影响。我也特别喜欢读您写的《导言》。您认为18世纪是怎样一个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18世纪意味着什么？
戴逸：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8世纪中，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生产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人类的生活状态完全变了样。当时的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18世纪，中国和酉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所以，我们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从比较中研究。希望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也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把握今后的机遇，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进。
“勤”“苦”“乐”“迷”：勤奋是成才之路
迟云飞：我是您一个不太成器的学生，现在带博士生、硕士生，常感到自己学识不足，我就常举您以及其他老一辈史家为例，让他们向“师爷爷”学习。如何成就学问，您能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吗？
戴逸：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勤奋。我相信做学问没有捷径，“勤”字最为重要。从我治学的经历说，我觉得有四个境界：那就是“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贯通串联，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先说“勤”。古今中外学问有成的都是勤奋努力的人。“业精于勤荒于嬉”是不朽的格言，要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我们不能否认天赋的作用，但天赋决非主要的因素，坚持不懈勤奋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宋朝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仲永儿童时聪明颖悟，天赋过人，但没有后天的培养，没有主观上的勤奋努力，长大以后只是庸碌无成。王安石为此而惋惜，感到后天努力的重要。仅有天分而没有勤奋不可能成才，而天赋平常若能勤奋努力，也可以在专业领域做出贡献。
二是“苦”。勤奋就会带来辛苦。苦是为了克服困难，努力以赴。书读不完、读不懂，问题想不通，文章写不好，都会苦恼、苦闷。别人去休息、娱乐，你却必须挤时间学习、研究、写作。别人能更多地和朋友交往酬酢，或者照料家务、教育子女，你却没有富余的时间。为了事业，你必须做出牺牲，很少娱乐，很少休息，有时候会非常疲倦。我想每一位勤奋工作、勤奋研究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都会有“自找苦吃”的感受。必须忍受种种艰苦、寂寞，自我克制，坚持到底，做幽牺牲，否则就搞不成学问。
三是“乐”。乐与苦是一对矛盾，相互联系，相反相成。搞学问固然是苦，但苦中也有乐，苦尽会有甘来。长年读书，讽诵不辍，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读历史，你可以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话，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对话，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关注他们在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做出的思考和抉择，其中的乐趣是不读书不做研究的人体验不到的。当研究工作有所突破有所进展时，更会得到最大的愉快和欢乐，足以补偿你忍受过的痛苦。要能够苦中作乐，以苦为乐，并努力去寻求多日苦思不解、一旦豁然贯通的苦后之乐。不能吃苦不肯吃苦的人当然成不了才，而在勤苦治学中寻求不到乐趣的人也成不了才。别人在娱乐觉得你孜孜苦读是苦事，而你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因为你觉得读书研究，比其他娱乐活动有更大的乐趣。
四是“迷”。乐到极处，就会进入“迷”的境界。生活中常有球迷、棋迷、戏迷、歌迷、影迷，读书、做研究也有许多入迷的人。有成就的学者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情，甚至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就像《诗经》中说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全部的心思都专注在学问上，其他事情上则心不在焉。这样年深日久，自然在如识积累、学术成就上超过别人，成为专业上出色的人。
“勤”“苦”“乐”“迷”四个字，构成四种境界，研究工作者从“勤”到“苦”到“乐”到“迷”，贯通串联，依次进入这四种境界，就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其中“勤”是最主要的，其他是派生的。“勤”是主体的投入，“苦”“乐”“迷”是投入后主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促使主体更加投入。从“勤”到“苦”到“乐”到“迷”，入迷之后你会更加执着追求，更加勤奋努力，就又回到“勤”字，但这时的“勤”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勉强的，这样，研究者就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成才之路。从自身持久地产生前进的动力，从此勤奋不懈，不断前进，直至达到目标。
迟云飞：在开始做研究时，有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吗？
戴逸：一是懒惰。不好读书，晃晃悠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学术事业上很难取得什么成就。
二是立志不高。虽然也在读书、研究，但对自己要求不严、立志不高，只求达到一般水平，怕艰苦、怕困难、甘居中游。古人说：“志乎上者，仅得乎中。”志向远大的人如努力不够，只能得到中等成就。志向不高的人，又不努力，很容易松弛下来，恐怕只能得到下等成绩。
三是爱好太多，分散精力。一个人可以也应当有正当的爱好，运动、音乐、戏曲、垂钓等，以调剂紧张的生活，但爱好太多，精力分散，就不能专心致志于专业，可能一事无成。
四是名利心重，别有追求。学术是苦差事，也是穷差事，没有高官厚禄，没有权力财富。只有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安心做学问。一面读书研究，一面却想念着做官、经商和捞取外快，这样就安心不下来，做不好学问。
总之，做学问就是要“勤”，不怕苦，甘于寂寞。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陡峭山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为学四要：资料、思想、文采、道德
迟云飞：努力和勤奋是成才的必要条件，您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在您看来，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
戴逸：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大体接近，但不完全相同，有我们新时代的考虑。“学”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指理论、思想；“才”指文采、才华；“德”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史学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先说资料。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能从先验的概念、定义或某种框架、理论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资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但并非要研究者穷尽所有的资料。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搜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迟云飞：需要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
戴逸：是的。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越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但个人的认知范围有限，时间有限，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妤做到“竭泽而渔”。收集、整理和积累资料是极艰苦的工作，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是我前面说的“勤”和“苦”，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使你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再说思想。收集和积累资料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研究工作要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对于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迟云飞：思想恐怕是更难的。对于一个博士生或初学者来说，一个问题的资料可以在几年之内找全，但思想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
戴逸：是的。锻炼思考能力，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要发现问题，敢于怀疑，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积于胸，以后就会为了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上下求索，从而取得研究成果。二是要善于发现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三是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此外，经常阅读思想水平高的着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深入的思考，精辟的见解，严密的论证。只要认真去读这些哲人的着作，就会被一种思想的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着作，最重要的还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更是其思想能力。
思考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重要的是要重视这个问题，遇到困难和挫折，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当然，每获得一些思想成果，都会有收获的乐趣在里面，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乐”。
迟云飞：您说的“文采”我能理解。我每年参加博士生答辩，文笔不大好的会占到一半，有的读起来真是索然无味，难以卒读。研究成果是要给人看的，如果别人看不下去，研究成果就会打了折扣。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戴逸：写文章发表科研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本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必写。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的文章晦涩难懂，这样即使你的文章很有价值，也会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没人愿意看。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要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当然，也有人才思敏捷，但要写出好文章，仅靠先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
写文章力求精炼，提倡写短文章。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的是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写空话。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