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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

李文海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观察、思考、处理现实问题时，常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述历史，分析历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的问题，见解精辟，论述深刻，对我们今天学习清史、研究清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清朝在历史上做了几件好事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一直评价较低。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例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由盛转衰，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确实是在清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殖民主义侵略下，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段屈辱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为了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揭露清政权的腐败和黑暗，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却很难对清朝历史做出全面的评价。
但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必须辩证地、客观地、全面地对待历史。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嵯峨浩、溥杰等人的时候，高屋建瓴地指出：“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那么，清朝做了哪些好事呢?他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周恩来选集》下卷）在另外的场合，周恩来还讲过这样的话：“清末，鼓动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因为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这些话，在当时来说，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周恩来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作风。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强调要对满族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作具体分析，决不是要开脱某些历史人物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当谈到晚清直至民国时期的外交史时，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周恩来外交文选》）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泾渭分明地划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两种外交的不同性质。
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
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
周恩来反复强调，对历史一定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首先是不要割断历史，要看到新的东西总是从母胎里生长出来的。其次，我们的历史遗产中有许多好东西，要好好珍惜；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再次，一定要发扬历史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在各种宝贵传统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传统，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最后，对任何历史现象，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封建主义文化，既要否定它的糟粕，又要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如果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好，一切照搬，就会走向复古主义；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全盘否定，就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不但要批判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周恩来选集》下卷）
周恩来特别讲到对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他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同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杀。” （《周恩来文化文选》）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周恩来对康熙皇帝作了实事求是的积极评价。他说：“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 （《周恩来选集》下卷）在这里，周恩来既指出了康熙帝的个人特质，又分析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对他历史活动的影响，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驯熟运用。
保护历史遗迹，加强历史研究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其中很多是同清史有关的。
1965年秋天，周恩来亲自指示中宣部，成立了一个由郭影秋、戴逸等7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计划开展清史纂修工作。可惜由于全国很快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计划当然也就无疾而终。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下大决心，组织了一批学养深厚的老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十四史进行标点。他明确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周恩来文化文选》）《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的标点，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不仅重视传统史书的点校整理，更关注新史书的编写。1973年4月，他提出“要出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他认为从清代到民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有很多内容可写。他说：“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他还提出，利用地方志等历史资料，并对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周恩来时刻记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多替少数民族设想。他说：“我国的史书，总是按汉族的观点记录历史事实，把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引起的反抗叫做叛乱。我们不能责备当时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是，现在我们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就要善于分析、研究，要有正确的观点，并且要多替少数民族设想，看有哪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正确的结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在保护历史遗迹的问题上，他也贯彻了这样的态度。他指出：“兄弟民族中有过一些有成绩的人物，对他们的历史遗迹，我们应该加以保护，例如颐和园中的耶律楚材墓，西湖上的康熙、乾隆碑等等。”（同上）
周恩来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观察历史，品评历史，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着。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