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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求实、严谨、创新——着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教授访谈录
邹逸麟冯贤亮
邹逸麟，1935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历史地理主编、上海社联委员、上海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着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着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80余篇。
问：近年来看先生一直很忙，今天有机会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会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
答：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是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被分配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当时谭其骧教授(为行文简洁见，下文直书其名)正在北京中科院历史所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早在1954年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吴晗谈起读《资治通鉴》不能没有一本详细的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阅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虽出版过一些历史地图，但都只画出一些大政区，失之过简，绝大部分历史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史书的需要。当时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过一套《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都有，再说是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很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配合读史的需要。但是《历代舆地图》以今天使用要求来衡量，存在不少缺点：一是这本地图集是用连史纸印的线装本，共有34册，使用十分不便；二是不象今天地图按政区分幅，而是将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以北京为中心，按自东而西、自北而南的次序排列，检阅起来颇为麻烦；三是杨守敬地图上的今是清同治年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与50年代的今，山川框架、政区地名已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为读者提供古今对照的效果。因此，他向毛泽东同志建议，用现时的地图为底图，采用现代制图、印刷、装帧技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建议在得到毛泽东同志赞同后，吴晗就与范文澜、尹达商议决定请着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来京主持编绘工作。就在当年11月成立了由吴晗、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着名史学家组成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会上一致同意请谭其骧主持此事。于是自1955年初，通过高教部向复旦大学借调谭其骧至京在历史研究所开展工作。
谭其骧来京工作不久，就感到工作不象起初想象中顺利，从杨守敬图中将古地名搬到今天地图上需要化费大量考证工作，速度很慢，到1956年底仅完成了秦汉图初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而复旦方面通过高教部再三催促谭其骧返回复旦执教。在无可奈何之下，谭其骧和历史所商议决定还是先回学校，将历史地图工作带到上海继续完成，临行前谭其骧向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提出由历史所派两名年青人跟他去上海，协助他编历史图。事有凑巧，当时我与所内同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的王文楚得知中科院上海分院有成立历史研究所的规划，复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将出任所长，就向所里打了调回上海的报告。尹达就提出让我们两人随谭其骧回上海参加编图工作。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决定了我终身的学术命运。
问：您能否谈谈如果一个年青人有志于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答：近二十年来，我们所招收的研究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有学历史的，这是占大多数，还有学考古的，有学地理的，有学人类学的等等不一。来自不同的专业就根据自身的不足，补充不同的知识。首先，得具有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和脉络，这一点历史专业出身的同学就占了便宜。
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研究舞台就不能不了解人物活动和剧情，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既然研究的对象是地理，就需要具备基本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其三，研究历史地理最基本的资料为历史文献，所以对历史文献资料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其四，初步具备野外调查的能力，因为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野外调查有时是必不可少的。以上所说的都是基本的能力，全面掌握还需要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种能力就会不断地提高。
问：我想请问一下，近几十年来历史地理学在我国有哪些明显的发展?有哪些标志性成果?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标志性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建国以来历史地理学科最大的一个项目，参加的科研机构、高校有十几个单位，前后参加过编稿、制图的有一百余人。从1955年谭其骧在北京编图开始到1974年出版内部本，前后化了近二十年时间。1981年开始进行修订，以后陆续公开出版，到1989年出齐，前后又化了将近十年时间。总之，这部图集从开始设计，到全部出齐，前后达三十年之久。该图集共分八册，共304幅，全部采用古今对照。内容包括：已公布的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的重大遗址，各民族政权的疆域或活动范围、政区和一些部落的分布，秦以前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可考县以上政区(含县)和县以上重要地名的位置和范围，可考的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等，还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岭及海岸线、岛屿等，共收地名约三万多个，是迄今为止我国最详细的历史地图集。这部图集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基础，也是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的必备工具书，对以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上世纪80年代由科学院地理所组织的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的一本，缘起是因为60年代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大家认为今天自然环境的恶化是有其历史发展根源的，早在30年代地理学界老前辈竺可桢先生就开始注意历史气候的变化，70年代初又在考古学报上发展了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重视，于是地理学界就组织我国历史地理工作者协力来编写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的专着。该书内容包括了历史气候、植被、河流、湖泊、海岸、沙漠等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第二阶段，大致上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上述两本历史地理基本着作的出版，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引起广大学者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兴趣。这10年里历史地理研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大量历史地理专着出版，侯仁之先生在其数十年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基础上与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绘出版了《北京历史地图集》，史念海先生也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西安城市历史地图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成了一门热门课题，出版了不少专着和论文。由史念海先生领导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断代的如宋、辽、金、元，地区的如湖南、两广、苏皖浙赣都有专着出版。人口地理方面有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虽以史为名，实际上大量涉及历史人口地理问题。文化地理方面有张伟然所着两湖历史文化地理的专着，至于专题论文更是美不胜收。此外还有地区综合的历史地理研究，如《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尝试。总之，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自90年代中期至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和人文综合历史地理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1982年谭其骧发表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强调了当前研究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出现了百花竞艳的局面。人文地理当然以人为本，人类活动是影响人文地理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合作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已出版了宋金、明、清、民国四册)将会引起历史地理学界极大的关注。
同时综合自然和人文的不同角度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这是与当前我国以至世界环境恶化对人类社会影响所引发出来的课题。所以对历史环境问题的反思，对灾害与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是本阶段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方面。最近我们出版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是中科院地理所组织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的一本，可以作为今天研究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总而言之，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还是比较兴旺的，但是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还很不理想，譬如，历史地理还有不少缺门，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有待于同行的共同努力。
问：您能不能简单地和我们谈谈历史地理学科的现实意义?
答：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你既然要我简单地说我也只能在此作简单的说明。所谓现实意义，我想就是指某个学术问题的探讨对今天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有何参考价值。我想这在历史人文地理而言，可以从其他学科比较不注意的疆域、政区谈起。因为历史时期疆域和政区的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历史地理要素活动的平台。今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这一点似乎已无异议。但是几千年来这一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中华民族中各兄弟民族活动的地域在历史长河中，如何经过统一、分裂、交融，最后形成地域广大的、政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弄清这一历史事实，探索其中变迁的规律，对我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将有深刻的认识，对今天广大人民渴望统一的情结会有深刻的理解。研究中国历史上政区沿革也有同样的意义。众所周知，政区是中央政府将国土分地区、分层次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我国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来，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个体制。就是中央政府将国土分块、分层次由各级地方政府来管理，由此必然出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政区的分地域、分层次的情况大不相同，地域有大有小、层次有多有少。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历史上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如何处理好今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至于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里更是俯拾皆是。随便举例，比如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世界气候趋暖已成为共识。但是气候变暖后，对人类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目前尚难预料。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历史上气候暖期对人类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是我们当前考虑对策的重要参考。对我国历史时期黄河、长江一类大江、大河变迁的研究，对当前治理大江、大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类例子太多，不可胜举。总之，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对今天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怎样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问：知道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几十年了，可否请您谈谈治学经验?
答：经验谈不上，回顾四十余年的科研工作的经历，想谈谈几点治学的体会。一，历史地理是一门实证性学科，所以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首先要打好基础。但打基础不仅仅是读书，还得参加本学科的基础研究工作。我认为参加大型集体科研项目，是发展学科、培养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大型基础研究的带动。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很能说明这个观点。上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发掘、整理和研究，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带动了整个古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青人，后来都成了殷商、甲骨文的专家；敦煌窟藏、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大大丰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使晚清以来的西北史地之学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而如今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我国许多敦煌学、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都是从整理和研究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起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领域里重大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着作。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虽然发韧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在解放前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远不成规模。《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了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要力量，共同配合，通力协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或者未被注意的问题。例如什么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范围?是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疆域为范围呢?还是以今天中国疆域为范围?过去因为没有编制过大型历史地图，大家在论着中可以含糊地写，到了要画地图了，这个问题非明确不可。通过这部图集的编制，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又如历史上前后出现过数千个县，这些古县的今地方位，那些着名的重要的前人已经考证，而偏远地区和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县址，过去没有什么人注意，但画历史图则不论重要不重要，都得一视同仁，就需一一考证今地。又如历史上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范围究竟怎样，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写过论着，但都限于文字，都不具体，现在要编制地图了，每一点和线都要落实在今天地图上，那就非做细致的研究不可。《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历史地图集，但主要山脉河流的框架还是必须要画的，我国历史上不少同一山名不同时期所指范围不同，都需一一考证落实，尤其是我国东部平原上的以黄河为主河流在历史时期有过很大的变迁，历代人工运河也很发达，但究竟是怎么变的，以往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绘图的需要，那就得重起炉灶，一条一条河流来考证。总之，通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历史上中国地理基本面貌得到了复原，为今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项任务的带动，恐怕不会有这么多的历史地理工作者，集中这么多的力量，在同一时间内，解决这么多的具体问题。
我个人就是通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逐渐熟悉历史地理学的。开始我对历史地理是一窍不通，到上海参加编稿工作之初就是从《大清一统志》整理出清代政区表开始的，通过这件工作，我对《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比较熟悉了。以后又参加了两晋、十六国、唐、宋政区表的编制，对这些时期的正史地理志的优缺点有了具体的了解。历代东部平原河流的变迁，是编制历史图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谭其骧对《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河流作了细致的考证，以后则有《水经注》可依，这样从秦到南北朝的河流变迁大致可以画出来了。但唐以后的河流变迁，前人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可以利用，需要从头开始，谭其骧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从《元和郡县志》开始，将历代总志、正史地理志、河渠志以及河渠水利专着的材料一一罗列、排比，渐渐能理出个头绪来了，并绘制出草图。与此同时，我将收集到的材料，先后写成了《隋唐汴河考》、《唐宋汴河的淤塞原因及其过程》、《宋代惠民河考》、《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论文。同时因为我在相当长时间内摸索过东部平原水系变迁的资料，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比较熟悉，所以1975年中科院地理所请谭其骧主编一本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专着时，就命我承担其中黄河一节的撰写。但撰写学术着作和编图不同，编图只要表示然，无需反映其所以然。而写书不能光写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史实，还要分析不同时期黄河流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黄河泥沙、洪水发展、变化的规律，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特点和规律，黄河不断地决口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影响等等，我原来一些知识远远不够了，于是就大量阅读有关黄河的历史文献、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做了实地调查，最后写成五万字的稿子。《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出版以后，反映很好，引用的频率很高，几乎以后凡讲到黄河历史变迁的论文或着作都引此为据。以后又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在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比较通俗的《千古黄河》。除了编绘唐宋以后东部平原水系变迁外，我还承担了大量古地名方位的考证。编绘历史地图就是要将历史上古地名落实到今天地图，必须要学会做古地名考证工作，这对一个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有较大的难度，于是我就先读前人考证文字，知道考证文章是怎么做的，然后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下历代有关的地理志、总志和方志等着作中有关某一古地名的方位记载和后人的考证全部摘录下来，对其中说法有矛盾的，经过排比、对勘、分析，然后决定采取其中一说，或另创新说。最后还得将你认为错误说法其所以错误的原因找出来，那你的结论才可能保证不误。这是一种十分烦琐而又十分有趣的工作，对训练一个人的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帮助。这类工作做得多了，就可熟练地进行古地名的考证。沿革地理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这是因为一切历史地理文献记载都是以古地名为坐标的，如果缺乏沿革地理的基本知识，就很难准确利用这些资料。我搞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功都是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中训练出来的。目前国内六十岁以上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比较有成就的学者，大部分参加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工作，由此可见，一个大型科研项目确实是可以培养一批人的。
二，开始从事研究应该小题大做，墨迹战术。我体会年青学者开始做研究，不要挑通论性的大题目，而是从平时读书时发现的小问题着手。因为做大题目由于基础不够，往往流于空泛。而从小问题做起，可以往深处着手，同时可由此题像墨迹一样化开去，逐步扩大，一步一个脚印，日渐形成一个方面。我做专题研究，就是从小题目开始的。我在编绘隋唐东部水系图时，发现以往对隋唐汴河的考证还存在问题。于是就写了隋唐汴河的考证文章。宋代首都开封附近的漕运四渠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必须要画的，其中汴河即隋唐汴河，金水河上游今天还存在，就是五丈河(广济河)、惠民河，前人没有做过切实的考证，于是我写了《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水运交通的变迁》、《宋代惠民河考》。其他如《北宋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一系列论文都是在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以后又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写成的。由于我对黄河下游平原的水系变化进行了许多个案研究，对整个黄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变迁，有了整体的认识。于是又写了一篇《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一文，也有较大的影响。以后又在《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黄河下游的变迁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数千年来，我国的环境有过很大的变化，其中以黄淮海平原变化最大。这一平原在唐代以前自然环境比较优越，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然而自宋代以下，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经济逐渐衰落，明清以后更是我国灾害频发、生产低下、人民贫困的地区。目前黄淮海平原仍是我国粮、棉生产基地，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产量低而不稳，人民生活提高缓慢，我国政府将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和改造列为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我们认为黄淮海平原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绝大部分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换言之，这是几千年来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对黄淮海平原地区作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现状的认识。于是我就和同事们一起撰写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出版后获得同行的好评，并于1995年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上即就我个人例子说明，如立志终身从事研究工作，平时在读书过程中发现小问题应抓住不放，先从一个点上深入下去，逐步深入，逐步化开，一个一个的搞下去，日久必会产生系统的看法，最后形成系统的成果，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此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研究的问题积累多了，就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因此切忌在年青时不肯下死功夫，热衷于凑时髦问题的热闹，东戳一枪，西打一炮，搞得面很广，但都不深，几十年过去了，了解的东西倒不少，但没一个问题是专的，对自己对学科发展都没有益处。
三，多读书，勤思考，力求有所创新，力求有所发明。我上面讲过，我们搞学术研究，目的是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因此每做一个课题，总希望最后成果能为这座大厦增加些什么，不论大小。但是怎么知道你将来做出来的成果是一砖一瓦呢?我看首先要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怎么能够发现问题呢?我看主要是勤读书、多读书，目光敏锐的思考固然十分重要，但胸中无书，思考就没有素材。我在研究历史上运河变迁的过程中，对运河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兴趣。我读了不少以往学者对运河历史作用的论述，基本上一致认为运河在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我在阅读历史资料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历代中央政府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劳力，开凿运河。如从战国时代的鸿沟到明清时代的南北大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中央政府机构提供物资。由于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的降水特点，漕运和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很大矛盾。但最后都是以牺牲沿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以保证漕运的畅通。特别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因水源不够，将泰山山脉的地表、地下水泉全部纳入运河，涓滴归公，遂使沿线农民因无水灌溉而逃亡。第二，我国历史上人工运河因自然条件不好，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和维护，而另外半年主要用来漕运，所以民间商人利用运河时间很短，运河上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漕卒挟带私货来进行。因此对历史上运河的经济作用不能评价过高。我就以此观点写成《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发表在1982年第3期的《中国史研究》上，获得较高评价，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从80年代开始我一直为历史系本科生和历史地理研究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课程，在备课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今人着作和历史文献，对明初洪武年间在北部边境蒙古高原南缘设置了很多卫所，但在永乐元年一年内全部迁入长城以内的原因长期不得其解。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无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居长城为守，而东北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则是给了为永乐争位出过力的兀良哈三卫。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达力扎布《有关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一文，用大量史实证明，传统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后代明统治者无力收复土地，嫁祸于祖先。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从大量史实里发现明永乐时国力十分强大，北边不存在蒙古威胁问题。于是我查阅《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大量资料，认为卫所内迁的真正原因是15世纪初开始，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内地运粮前往，又耗费过大，得不偿失，于是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我以此观点写了《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一文，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上。这篇论文不仅对明初卫所内迁问题创立了新说，同时又为气候变迁史上明清小冰期出现提供了实证，因此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1996年获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并非自我吹嘘，目的是以具体事实说明，只要勤读、多思，一定能够有所发明的。我认为搞学术研究，目的是为学科添砖加瓦，因此要求所做每件工作能为学科建设起推动作用。我们不可能每一研究都是空前绝后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而不能绕过我们。如果我们做的成果，后来者看不看一个样，那我们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问：最后想请您谈谈目前在进行什么研究，今后有什么打算?
答：我现在手头上还承担了许多大型科研项目，有《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分典》等，个人的研究课题有中科院地理所主持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最近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接着主持历史时期环境与社会变迁的大型课题，准备出一套丛书，特有兴趣的课题是我个人进行的历代正史河渠志笺释。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希望再工作十年，将以上的工作做完。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