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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黄爱平教授访谈录

黄爱平 阚红柳
采访时间：2004年5月7日
采访地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该访谈录已得到黄爱平教授的审阅。
编者手记：黄爱平，一个从美丽的桂林山水中走来的瑶族妹子，一举摘下新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的桂冠，并以一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而名扬学术界。《四库全书》浩如烟海，编纂人员成百上千，历时数十载，能将其纂修过程疏理清晰，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黄博士能取得如此成就，固然受益于大学四年的专业训练，但也不能忽略家庭对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由此，是不是对我们如今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有所启发？
回顾自己坎坷的人生，她说：“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放弃，如果当时我因为社会的某些不公就一味怨天尤人，甚至自暴自弃，恐怕也不会有我的今天。”让我们与黄博士共勉。
问：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您是瑶族，怎么会对历史学、文献学这种传统、古典的学科有这么大的兴趣？
答：也许是受我过去经历的影响。我虽然是瑶族妹子，但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方面，我特别感谢我的爷爷奶奶。当年我奶奶不甘心困守桂北山区偏远瑶乡，和几个姐妹一起，毅然决然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历经千辛万苦，依靠自己的努力，接受了最新的女子教育，成为一个中学教师。我父亲年青时，下决心投笔从戎，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上山打游击，多多少少也是受我奶奶的影响。解放以后，我的父亲母亲都在桂林的地方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工作很忙，经常上山下乡，一年有半年多的时间不在家。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当时，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多年担任中学教师的爷爷奶奶一夜之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不能在学校里教书育人，就在家暗地里教我读书识字，给我吟诵《诗经》，讲解《论语》，还让我背《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可以说，这些韵味无穷的“子曰诗云”，就是我最早接受传统文化方面的启蒙教育。而且，它们的吸引力是那样大，以至于我不仅很快就能倒背如流，并且在给父母写的信中，也常常会无师自通地用上诸如“奶奶曰”、“爷爷云”等一些半文半白的字句。上小学时，我的各科成绩在班里都出类拔萃，爷爷奶奶对我的辅导也更为精心。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连老师批改过的作文，他们都要给我再讲解一遍，老师改得好的地方，他们会赞扬，老师改得不好的地方，他们也会指出，并一一告诉我为什么。也许是从小受家庭熏陶的缘故，我的语文成绩尤为优异，特别是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
然而，“文革”开始后，一切都被颠倒了。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我也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变而为“黑九类”子女，不仅不能做课代表、班干部，就连班里的集体活动也没有资格参加。我只好到书本里寻求精神的寄托。《青春之歌》、《红岩》、《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一批在当时被视为“大毒草”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的故事》等手抄本，就是在那种被孤立、受歧视的境遇里冒着风险偷偷读完的。这些堪称一个时代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仅给处于逆境中的我极大的精神慰藉，而且进一步培养了我对文科的兴趣和爱好。
到我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邓小平复出，学校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教育，我也被评上了上中学以来惟一的一次三好生。但是，“文革”的阴霾尚未散去，出路仍然十分渺茫。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和年级里始终名列前茅，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非常爱才，多次推荐我上技术学校、卫生学校，希望我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但由于家庭的原因，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而被刷下来。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高中的班主任，是她的再三坚持，最终使我获得了进师范学校读书的机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坚持的理由：只有自己学习好，将来才能教人子弟，为人师表！正是这句话，成为我在师范学校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动力。当时，我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选择了学文，是师范班近百名学生中为数不多的自愿学文的学生之一。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教语文，也教历史。
尽管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这就是上大学！我始终难以忘怀高中毕业时任课老师那惋惜的神情和叹息的声音：真可惜，不能考大学了。为此，我在工作之余，经常一个人偷偷地读书，读那些通过各种途径得来的书籍，甚至包括从学生手中收缴的“禁书”。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有考大学的机会，但读书确实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终于得以当地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在填报专业时，我第一志愿就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又由文入史，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成长历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轻言放弃，如果当时我因为社会的某些不公就一味怨天尤人，甚至自暴自弃，恐怕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问：据我所知，在我国学术界，从事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女性比较少，而您既研究文献，也研究历史，能谈谈您读书和治学的经历吗？
答：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当初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出于自己对文科的兴趣。说实话，入学之前我对这个专业并没有什么了解，更没想过学完以后去干什么。
在北京大学这所具有独特历史传统和浓厚学术氛围的着名学府里，我聆听到诸多名家大师的教诲，他们对专业的执着深情和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使我终身难忘。我们先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所留下的浩瀚丰富的典籍，更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努力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同时也开始尝试探讨文献学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与全班同学一起参加了《古文观止译注》工作；发表过介绍典制、史籍的文章；还与三位学友合编出版了《明清寓言选》一书。除专业课程外，我很喜欢听历史课，历史系开办的讲座，我几乎都去听。
1982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戴逸、王俊义根据清史研究所发展的需要和我原来的专业基础，为我确定了清代学术文化史这一研究方向。自此而后，我学习和研究的范围就逐渐转向清代学术领域。受原有专业基础的影响，我对清代的文献典籍比较关注，曾对清修《明史》的有关问题做过专门的探讨，先后写了《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王鸿绪与明史纂修》、《明史稿本考略》等一组论文。
毕业论文则从清代乾嘉学派入手，选择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王念孙、王引之，对他们的思想主张、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述，完成了题为《乾嘉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学术研究》的学位论文。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主要研究的是《四库全书》纂修问题。对这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我尽可能运用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大量的历史档案，厘清其纂修的全过程，考证其涉及的相关问题，分析其地位影响，评价其功过得失。研究的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相关论文和《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之中。毕业以后，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在承担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的同时，我较多地关注清代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尤为重视对清代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探讨。这一阶段的研究心得，主要反映在与王俊义教授合着的《清代学术与文化》和《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两本书中。
1993年，我参与戴逸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规划项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承担其中的思想文化部分。为完成课题，我把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到清代康雍乾盛世的一百年间，力图反映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整体面貌及演变趋势，并努力发掘一代学术主流之外潜滋暗长的各种思想主张。同时，还试图把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探寻两者之间的差异，凸显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特色。这些研究的尝试，基本体现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一书中。
此后，我有意识地从更广的视角和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清代学术文化的有关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讲课的需要，我总希望能给学生传授更多的知识，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活跃他们的思路；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更深入地认识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内涵，并且更准确地把握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特征。《朴学与清代社会》一书，反映了我这一时期的研究结果。
可以说，自从踏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以来，我基本上是在自己原有专业基础上，深入到清代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做文章，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
问：您早期涉足的是古典文献学领域，这对您目前所从事的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研究工作有那些帮助和影响？
答：如果说，在接触古典文献学之前，我还不了解这个专业；那么，在从事学术研究多年之后，回想自己当初的选择，我仍然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大学四年的学习，为我日后从事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了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文献学史等专门学科的系统训练，使我进入清代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后，真有一种学用相合、如鱼得水的感觉。文献本来就是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文献学是基础，掌握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对从事学术史乃至其他专门史的研究都会很有帮助。当然，在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还要重视提高自己的能力。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大学老师金开诚先生讲的一句话：在大学里不光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能力。老师主要就是培养你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刻苦学习、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的同时，我非常乐意参与集体项目，并尝试就一些问题做初步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知识的全面掌握和能力的初步训练，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问：清代官修《明史》是您较早研究的课题，您是怎样切入这个课题的？您对万斯同和王鸿绪这两个参与修史的重要人物怎样评价？
答：这个问题要从上大学时候说起。当时，中华书局新创办的《文史知识》杂志向我们专业的老师约稿。老师把刊物的特点和要求向大家作了介绍，希望同学也撰文投稿。杂志中有史籍介绍的栏目，我当时正在读《明史》的有关传记，感觉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确实是继前四史之后修得较为成功的一部史籍，所以就写了一篇介绍《明史》的文章。在查阅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疑点，比如，后人对参加《明史》纂修的两位重要人物万斯同和王鸿绪的评价大不一样，对万斯同的贡献多予肯定，而对王鸿绪则颇有责难，甚而说他有“窜改”、“攮窃”之过，而他们的根据，似乎又不很充分。由于课程比较紧张，对此没有能够继续深究。直到上研究生以后，在阅读导师开列的参考书籍时，我又碰到了这一问题。这样，在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下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解决这个困扰已久的疑问。
我们知道，《明史》是清朝政府较早组织编纂的一部书籍。自顺治二年诏令纂修，至雍正十三年定稿，再到乾隆四年刊行，前后历经近百年之久。当时的许多着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而其中贡献突出者，首推万斯同，次即王鸿绪。万斯同于康熙十八年重开明史馆时，应监修徐元文之请，来到京师，不领官衔，不受俸禄，始终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知识渊博，熟谙有明一代史事掌故，在馆中协助总裁制定凡例，拟定传目，审核各纂修官草撰的史稿，殚精竭虑二十余年，为《明史》的初步成书立下至伟之功。王鸿绪则自康熙十八年入馆，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一任纂修，两任总裁，几乎未中断修史工作。特别是在史馆后期，他以一人之力，耄耋之年，独自担任《明史》全稿的修订工作，将万斯同主持编成的初稿汇成一部较为翔实可信的史稿，为《明史》的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说，万、王两人都为《明史》的修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后人为什么大多褒万而贬王呢？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先后去了六个图书馆和藏书楼，大量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我从具体史实的考辨入手，以确凿的证据，详悉论证他们对《明史》纂修所做的工作，进而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功绩和作用。尤其是对王鸿绪，我将后人的指责一条一条地列举出来，逐一加以分析，并将万斯同与王鸿绪二者的生平行迹、学术贡献相互比较，说明对王鸿绪的这些指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感情而并非事实，认为不能因人废言，甚至废事。这些研究所得写成文章发表之后，不仅得到了导师的嘉许，而且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可以说，通过对《明史》纂修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万斯同、王鸿绪两位重要人物有关问题的考证，我经历了从提出疑问，到查找资料、分析考证，最终得出结论的全过程，切实体验到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也真正踏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
问：我们注意到，您在清代史学领域小试锋芒之后，就从乾嘉学派入手，转向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您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
答：严格说来，这谈不上是转变，只是研究的重点有所变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史学史也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概念上的各种专门史，实际上都是后人划分出来的。这通过目录学史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就我个人的研究题目和专业方向来说，重点确实有所转移。之所以从史学史领域的研究转向专攻学术史，这一方面是适应清史研究所学术发展的需要，更主要的则是想尽可能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基础，发挥个人的研究长处。因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是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肯定绕不过乾嘉学派。而乾嘉学派的学风特征就是专精，特别是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由以往的附庸而蔚为大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他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专门学科领域，也都成绩斐然。要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就必需具备这方面的专门知识。而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专业训练，无疑为我研究清代乾嘉学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问：《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是您的博士论文选题，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
答：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我的导师戴逸教授提出来的。清代的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四库全书》的纂修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其纂修不仅是清代，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前后历时几十年，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以往所有的文献典籍进行全面的清理，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纂修过程中，还涉及到征书、禁书、文字狱，以及《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除了厘清有关这项文化工程本身的情况外，还可以对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知识界的学术风尚、学风特征、学者状况等都能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当时，我初步翻阅了有关《四库全书》研究的着述和文章之后，发现这个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既然选题有价值，研究又大有深入开掘的空间，于是，在征求了戴逸老师和王俊义老师的意见之后，我就确定把《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问：《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作为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确实很高，但可以想像，研究的难度也很大，您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答：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搜集和查阅。本来，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资料都是基础。但有关《四库全书》纂修的资料搜集工作尤为繁重。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先后参与工作的朝廷官员和着名学者达数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政策措施的实行还往往从中央到地方，影响及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因此，留下的各种资料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极为分散。仅就档案资料而言，在所有关于修书的档案中，有关《四库全书》的资料是最丰富的。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做了初步的搜集工作，出版了《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但还有更多的档案资料尚尘封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鲜为人知，更谈不上利用。幸运的是，当我到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了解到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对沉睡多年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的档案资料已经进行了整理，并编出了这批档案资料的初稿。这样，征得馆里领导和专家的同意，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头扎进档案馆，不仅仔细阅读了这批珍贵资料，还大量翻阅了起居注、乾隆朝报销册、军机处录副奏折等相关档案卷宗，摘抄的材料近一尺厚。
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我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参与纂修工作的馆臣以及相关学者。查阅的资料包括文集、奏疏、笔记、函札、书目、年谱、传记、方志、实录、政书，等等。此外，以往所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需要有深入的了解。查阅如此范围和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学校图书馆无疑是我依靠的重镇，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等，也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可以说，资料的搜集工作是特别花力气，也是很辛苦的。有时，在图书馆坐了一整天，翻阅了一大堆图书，却没能发现多少有价值的资料，真有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的感觉。特别是在查阅档案资料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早出晚归，从早上开馆直到下午闭馆，一去就是一整天。为节省时间，中午也不休息，饿了就用方便面充饥。到后来，方便面吃得都倒了胃口，经常是坐在公共车上就睡着了，甚至坐过站都不知道。
当然，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的，但只要坚持努力，就能跨越很多障碍，还能体验到克服困难的乐趣。每当我在浩瀚的档案或文献典籍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新的资料时，那种愉悦，足以使所有的疲倦和郁闷一扫而光。尤其让我难忘的，是我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所得到的来自许多方面的帮助。到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时，一般情况下，经编纂的资料在正式出版前是不提供阅览的，但档案馆的专家慷慨同意让我阅读并利用他们初步编成的档案资料；在学校图书馆查阅清人文集等着述时，本来馆里规定研究生不能进书库，但线装书阅览室的老师破例为我提供方便，允许我入库阅览；去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时，先后借阅了那么多的线装书，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我的导师戴逸先生，还把他多年积累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的卡片交给我使用。这都让我无比感动，也激励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这本书写好。
问：我听人说《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是您的成名之作，还得过几个奖。您自己认为这本书在那些方面超越了前人？
答：成名不敢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学工作者，一个热爱自己学科专业的大学教师。但《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出版以后，反响确实比较好。国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图书馆杂志》都先后发表了书评，称之为“半个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日本的《中国图书月刊》也有专文评论推介。1993年在韩国，我还看到了这本书的盗印本。《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先后得到过学校、北京市、教育部以及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等多种奖项。1993年我能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跟写了这本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与以往的同类着作相比，《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了大量的、当时还未曾公开发表的清代档案。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利用，为厘清《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特别是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模糊不清、莫衷一是的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在修书过程中，包括全毁书和抽毁书在内，究竟查禁、焚毁了多少书籍，长期以来众说歧出，异见纷纭，极难确定。对此，我把所能找到的书目资料全部集中起来，逐一进行对勘、排比，并根据新发掘整理的档案史料及其他有关材料，进一步加以综合、考校，最终得出了大致接近的数字，即总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又如庋藏在翰林院的底本，究竟是不是乾隆帝下令抄写的第八部《四库全书》？前人于此大多言之凿凿，以至以讹传讹；少数持否定意见者，也因缺乏依据而语焉不详。对此，我也根据新发现的档案史料，结合修书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考证分析，明确断定收藏在翰林院的这部《四库全书》，并非像“七阁”全书那样系抄录而成，而是纂修《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底本。其他如四库开馆前后的征书、全书的编纂、抄录、校订、装潢、贮藏，以及庋阁之后的复校，等等，我也都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档案史料，予以了详晰的考证论述。
史实的考证厘清而外，在理论分析上，特别是对《四库全书》纂修有关问题的评价方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这部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关于修书的缘起，前人多归结于乾隆帝“一人之私欲”，认为出于统治者“寓禁于征”的政治目的。本书则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多重因素和多种角度来分析《四库全书》纂修的起因，将这一文化工程置于18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之下，从古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着眼，溯源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转变，以及“儒藏说”的出现，强调《四库全书》的纂修是当时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乾隆帝个人因素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意志或政治的需要。再如对《四库全书》纂修的评价，学术界历来有两种看法，或肯定，或否定，褒贬不一。我也尽可能把《四库全书》置于纵向和横向的坐标系中进行分析。所谓纵向，就是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四库全书》的作用和影响；所谓横向，就是把它与几乎同时出现的西方《百科全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来对《四库全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正是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当然，由于受统治者文化专制政策的影响，《四库全书》本身也存在着删削改易、收录不全等诸多缺陷；尤其是在修书过程中统治者所采取的禁书、文字狱等极端手段，还对一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但功过相比，《四库全书》的功绩仍然是主要的，这就是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人们的研究利用提供珍贵的文献资料。
问：在对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您似乎对18世纪着力最多，还专门形成了一部28万字的专着《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这部专着中重点探讨了什么问题？提出了哪些新的见解？
答：《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戴逸老师主持的一个重大课题，试图对18世纪一百年间的中国历史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并把它置于世界坐标系中来作系统的考察，也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联成一个整体，改变以往学术界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和孤立的研究习惯。全书在《导言卷》之下，按照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各专门领域分别进行考察，既各自独立成卷，又统括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的《思想文化卷》就是由我承担撰写的。在这部专着中，我对18世纪学术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进行了宏观的全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汉学的发展及其流派，学术文化的总结集成，异端思想的萌芽，经世思潮的崛起，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过去，学术界在考察清代学术时，大多偏重于乾嘉汉学，认为18世纪是专门汉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自己以往的研究，也比较多地探讨清代汉学的有关问题。但是，通过对18世纪学术思想文化的整体考察，我发现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除专门汉学之外，各种思想主张正在潜滋暗长，比如对封建礼教的理性批判和形象控诉，对个性情感的推崇和张扬，等等。特别是在重新崛起的经世思潮中，既有沉潜千年的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有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还有直面现实各种主张的出现，实际上成为19世纪知识界风气变化的前奏。也就是说，18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汉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势下，事实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状况。而这种情形的出现，正缘于18世纪是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前夜，当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高峰的同时，其本身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积聚着矛盾，酝酿着危机。可以说，山雨欲来，潜流涌动，传统与异端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因此，我特别重视思想文化界这种多元并存的状况，爬梳史料，潜心研究，对当时初现端倪的异端思想、重新崛起的经世思潮，作了深入的探析。在努力从各个方面和不同角度展现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整体面貌的同时，我还尽可能对18世纪的中西文化进行了可比性研究。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以往学术界大多重视明清之际，而对18世纪的情形较少论及。对此，我也大量利用有关资料，条分缕析，详加论述，不仅还原出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绘画、建筑、机械制造各个领域的实际状况，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对18世纪中西方世界观念的差异做了比较和评价，认为当时的西方十分重视东方，世界正在走向中国，而东方的文明古国却依然故我，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既不屑于了解西方，也不愿意走向世界。为此，中国不仅在当时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而且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可以说，作为《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个重大课题的组成部分，这部书以对一百年间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创新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同时又与其他各卷一道，构成了18世纪清代中国社会全景式的宏伟画卷，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不过对这本书我还是有一些遗憾。因为是集体项目，而且又是比较大的集体项目，在计划安排方面都有统一的要求，所以时间就特别紧张，一些问题来不及仔细琢磨；在中西比较方面，参考的外文书刊和使用的外文资料也比较少，这是本书的不足。
问：前不久我看到了您新出版的《朴学与清代社会》一书，您是否又想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专长和研究兴趣，我的专长和兴趣相对集中在清代的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写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后，本来我想研究清代的理学问题。这不仅是我申请的一个关于人才培养计划的研究项目，而且还是我蕴蓄许久的一个研究课题。因为在多年从事以汉学为主的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之后，我逐渐发现，清代的理学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一提到理学，人们想到的都是宋明时期，而一讲到清代，似乎就只有汉学。实际上，理学在有清一代，不仅始终高踞于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而且与汉学的争论也从未消歇。并且，与宋明理学相比，清代的理学还别具特色，比如，鉴于明代心学末流的空疏之弊，清代的理学家极为重视实用，提倡躬行，强调对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等等。如果我们进而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发展演变着眼，还可以看到，尽管其间流派繁杂，变化各异，但就其大端而言，都可以归结为汉宋两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不了解清代的理学，对清代汉学的研究也无法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我在探讨18世纪思想文化的有关问题时，对清代的理学和理学家也多有涉及。所以，很想在这一领域作深入研究。但正在这时，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王苏凤女士找到我，说出版社刚刚策划了一套《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意欲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有关清代朴学与社会的这一本，希望我能够承担撰写工作。我想，学术史的研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问题，从更多角度来考察，从更广范围来研究，肯定能够发现更深的问题。并且，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不仅朴学（又名考据学），理学与清代社会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因此，探讨朴学本身以及朴学与清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对研究清代的理学也会有所启发和帮助。于是我就接下了这个项目。所以说这本书是命题之作，但确实又是我感兴趣，并且自己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研究课题。
在这部书中，我首先着力探讨清代朴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历程，特别是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崛起、内涵、特征及其走向，乾嘉朴学的产生、发展和兴盛，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盈虚消长和盛衰转换，做了客观的阐释和翔实的论证。在立足于学术自身矛盾运动和内在逻辑发展的基础上，我进一步着眼于学术史和社会史的双重视野，研究清代学术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分析一代学术特征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反过来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希望通过梳理学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揭示处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变化的总结阶段的清代学术，其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及其产生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及其具有的特点，特别是面对外来的异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从接受吸纳、积极回应，转而变为回归传统、深闭固拒。当然，这只是我自定的目标，书中反映的也只是我初步的研究体会，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去做。
问：多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您有那些心得和体会？或者说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是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大的社会环境不用多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都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里从事研究工作，不用担心自己的学术成果会招来什么麻烦或不测。关键是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是比较幸运的。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受到了老师深深的关爱。那些长期被剥夺了教书育人资格的名师大家，把重新走上讲台以后所迸发出来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到我们身上，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方法，教我们做人。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并且使我们愿意把学问的探究和文化的传承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和终身事业。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戴逸教授和王俊义教授，他们不仅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还为我的成长发展不断创造条件，在我读研究生的六年时间里，他们总是鼓励我去进行独创性的研究。我也十分庆幸毕业以后能够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所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老一辈学者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格，新一代学人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家人对我的工作和研究既很理解，也很支持。在我紧张和劳累的时候，无论父母还是丈夫或者孩子，他们都会给我及时的关心和帮助。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环境是能够塑造人的，环境也是能够培育人的。如果说我今天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那可以肯定地说，这跟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没有老师的教诲，没有同事的帮助，没有朋友的关心，没有亲人的支持，无论我怎么努力，恐怕也是走不了多远的。所以我真诚地希望，也深深地祝愿，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我现在仍然想说的话。
其次就是个人的努力问题。我这里所讲的努力，既指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用功，也包括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发挥自己的长处。一般说来，刻苦用功，发愤努力，比较容易做到；但调整心态，发挥长处，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外面的世界绚丽多彩，每个人的选择机会都很多。从商，从政，或者从事其他能够提供更好物质利益的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决定以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事业，那就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看自己的书，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不为外面的精彩所诱，不为周围的纷繁所动。在史学这个园地，容不得些许的浮躁。也许可以这样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必须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思想准备，还要有长期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境界。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注定是寂寞的事业，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所成就。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发现并且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这一个”，而就思想性格来说，每个人都各不相同，各具特点。有的人长于探讨通贯的课题，有的人喜欢尝试新的理论方法，而我自己则比较擅长具体问题的考证和论述，喜欢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做到史实考证和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曾经有人说我的研究专门精深，细致入微，颇具乾嘉遗风，说是我的治学风格很像我所研究的乾嘉学派。这话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多年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文化，不免潜移默化，受到一些影响。总之，在我看来，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任何一种风格和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色，在学术研究的园地里，只有百花齐放，才能姹紫嫣红。而对每个人来说，只能成为其中的一朵花、一片叶，关键在于，要明白自己可以成为哪一朵花、哪一片叶。
问：我看过有关您的一些报道，其中提到您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您是否引以为豪？
答：不止一家媒体提过。甚至一些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也有专门奔此而来的，特别是女生。但我对过程中的排名并不在意，对巧遇到的“第一”、“首位”也不看重。回想起来，我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第二批博士。当时第一批的博士人数很少；其中的历史学博士，好象没有女性。在第二批博士中，女性也寥寥无几。记得在学校专门召开的迎新会上，校领导还幽默地说：你一个人顶起了“半边天”。因为当时人民大学录取的这批博士生，数十人中只有我一个女性。由于我入学时基础较好，两位导师都鼓励我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提前完成学业。这样，在认真做了一年半的资料查阅、准备工作之后，我就开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或许是资料准备比较充分、考虑比较成熟的缘故，下起笔来思如泉涌，得心应手，有时甚至到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程度，终于提前半年多完成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提前毕业。不少人，包括我的导师，都说我是我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这是一头撞上的，纯属偶然。
不过，说到当年攻读博士学位的事情，我至今仍然十分感谢导师对我的鼓励和家人给我的支持。戴逸教授对我说：很希望也很欢迎你做我的博士生；父亲母亲给我写信说，“人生难得几回搏”，勉励我抓住机会，努力拼搏；我丈夫也表示，愿意为我再等三年。承载着这份沉甸甸的期许和关爱，我信心十足，全力以赴，不仅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而且以合格的论文提前完成学业。如果说，作为一个女性，我碰巧赶上了“第一”的话，那么，这也是大家共同促成的。
问：作为一位女性科研工作者，您是怎样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的？除了教学和研究，您还有其他什么爱好？
答：家庭和事业的关系问题，女性要遇到，男性也会遇到。由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女性的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所以这个问题总是对女性提得多一点。其实我在这方面好像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在我看来，家庭和事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丈夫是我大学同学，也很喜欢历史，他对我的工作和研究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再加上他阅历比较丰富，所以当我在工作或研究中遇到什么问题时，往往会跟他说说，听听他的意见。孩子也许是从小受我们影响的缘故，比较懂事，生活上没有太多要求，学习方面也都自己安排，基本不要我们操心。平时我们各忙各的，休息日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一家人也会在一起打打球、散散步、听听音乐、喝喝咖啡，以丰富生活、调节身心。当然，一个家里总有许多琐碎的干不完的家务事，比如铺床叠被、做饭洗衣、洒扫收拾等等。另外，家庭成员之间，各人的性格脾气、兴趣爱好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对此，我的想法和做法是，第一，把家务事当作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看作是对自己紧张繁忙的工作研究的一种调济，而不是当成一种包袱和负担。第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体谅，共同承担。平时谁在家谁就多做一些，或者谁擅长做什么事谁就主动承担什么事，一旦谁有事出差，对方都全力支持，包揽全部的后勤工作。若有时间，也一起做做家务，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其乐融融。第三，相互尊重，给对方留下充分的空间。比如，丈夫喜欢体育，经常看球，工作的联系面又广，朋友之间常有应酬，我从不干涉，也很少埋怨；孩子和同学、朋友去玩、去踢球、去吃饭，我们也都不会过问，更不会干涉。我觉得，只要处理好这些关系，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家庭就能始终保持一种温馨的氛围，就会真正成为一个宁静的港湾。
至于我自己，在工作、研究之外，也有一些个人的爱好。比如，我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武术，这也许是自己在研究工作中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缘故吧，太极拳（剑）我已经练了十余年，拳友之间相互切磋，既健身，又交友，一举两得。有时也去参加表演和比赛，甚至还拿到了教练资格证书。古典音乐也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工作之余泡杯好茶，静静地欣赏优美的乐曲，真是惬意无比。总之，生活当中到处都有乐趣，关键是我们要善于去发现并捕捉它。
问：您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那些素质？
答：我曾经当过三年中学老师，主要讲的是语文课，也讲过历史课。从大的方面来说，历史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其实和其他科目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一样的。如专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对学生的爱心，具有吸引力的表述方式等等。在这里我想谈谈对中学历史教材的看法。我的孩子上高二，正在学中国近代现代史。我看过他用的历史教材，有两点感受。
一是给学生讲授的历史知识过于单调。一部近代史，用几场战争和几次运动就串了起来。而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基本都是一个模式：背景、过程、结果、影响或意义。本来鲜活的历史，一到教材里就变得干瘪无物、枯燥无味了。比如讲到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战败一事，说“湘军再次包围安庆。陈玉成和湘军鏖战几个月，未能击退湘军。后来，安庆陷落。陈玉成退守庐州。1862年，由于歹徒出卖，陈玉成被俘，不久，英勇就义”。这种干巴巴的文字叙述，很难引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二是让学生思考的问题过于重大。教材的各个章节后面都留有一些问题，不言而喻，这种方式方法本意在于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但是，许多问题的设计只注重本身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思考的主体只是中学学生这一基本情形。因此，不少问题提得大而无当，几乎让人无从措手。举几个例子：“鸦片战争期间萌发的新思想有什么特点？”“从中国轮船航运业艰难兴起的史实中，可以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哪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新政内容分析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就是让专家学者来回答，也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而且看法还未必一致。现在要让十几岁的中学生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勉为其难。如此一来，他们对历史能感兴趣吗？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对，提出来供编教材的老师参考。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从心里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历史，熟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来源：黄爱平、阚红柳，《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黄爱平教授访谈录》 ，《历史教学》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