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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沉潜治史 另辟蹊径——李长莉教授访谈
●李长莉，1958年2月生，河北省辛集市人。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8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考取同系硕士研究生，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1989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旋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史学研究至今。现任该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创价大学、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以及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等处作访问研究。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社会学研究》、《战略与管理》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人文科学》（日本）、《近邻》（日本）、《中国社会与历史》（德国）等海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学术代表作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等，其中《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先后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第18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天津市第7届优秀图书一等奖。
○丁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专访。一直以来，女性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比较少，很多在本科阶段学习历史的女性后来都从事了别的工作。我感兴趣的是，您为什么会喜欢历史，并一直坚持下来孜孜以求？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回想起来，我进入史学之门也属偶然。我母亲是教师，或许是受家庭熏陶吧，我自小就喜欢看书。但上中小学时正值“文革”，什么书也看不到，只是家里有限的藏书以及同学当中有什么书偷偷地传看，但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如获至宝，全身心沉浸到书的世界中。我自己也常写点诗啊、小品文啊等等，我那时的理想就是以后当个作家，整天读书、写作，生活在书的梦幻世界里，那该多好啊。那时没有考大学一说，上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公交车队当售票员。工作之余，还继续找书读，练习写作，梦想着当业余作家。1977年秋，忽闻可以考大学了，便跃跃欲试想碰碰运气，找来旧书复习自学了两三个月，心里也没底，报志愿时从高往低填，文、史、哲都有，反正只要能上大学、能读书就行。最后接到通知，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了，也挺高兴。我所在的公交车总厂听说考出了一个大学生，特地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来南开大学报到。就这样，我懵懵懂懂进了历史学的门。
最初我对学习历史没什么感觉。因为上中学时，教历史的老师讲课像念经，毫无情趣，枯燥的历史就是背诵年代、事件、人物等。上大学后，我才开始真正接触历史，也才知道历史原来是那么广博和丰富。那时正值思想解放的年月，刚开始引进国外的东西，各种新书籍、新思想纷至沓来，感觉有如久旱逢甘霖。我每天除了上课之外，就是泡在图书馆里翻书，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等等，无论什么书，只要觉得有意思就读，尽情享受着与古今中外各路哲人高人对话的乐趣。大概就是在这种广泛阅读中，我渐渐对历史特别是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越来越有兴趣，觉得无论是什么都有历史，在历史里各种人类的知识和智慧都是相通的，是混合交织在一起的，既很博大复杂，也更有蕴涵和趣味，学习和探索的空间也更广阔。直至后来读硕士、读博士，虽然有时也想再学学别的什么专业，如社会学等等，但一无机遇，二觉得历史也自有其魅力，因而就这样一直学下来了，也就一直在作着历史学术研究了。
就我个人学习历史三十余年的体会，作为女性以历史学术为人生志业，确有一些与男性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劣势，但从另外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种优势。例如，学历史好像离现实生活比较远，似乎与女性关注现实生活的天性不太相合。但是，女性学习历史，会更多地带着现实生活的体验，带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带着对人的关注，去观察历史、理解历史和解读历史，或许会对历史有与男性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感悟，因而可能另辟蹊径，有所创新。又如，学历史更需要冷静客观，富于理性，而女性则比较感性，富于感情，更关注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这也好像与学历史有点错位。但是，历史是人类以往生活的历史，历史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活动和思想，包括感情与内心，女性可能会对历史上的人更抱有同情，更能够理解人，体察人的内心，理解人的感情，从而能更多地抱有“同情的理解”，更能体察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的因素，更关心普通民众的命运，体察社会变动对人的影响，进而可能对历史、对社会有更全面的理解。总之，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再是拘泥于狭小领域、单一刻板模式化的学科，而是开放、广阔、多元的学术空间。现实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也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智慧。历史学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女性可以从自己的关注点出发，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角度来选择研究课题，倾注自己的心智和精力，去了解历史，去探索历史的智慧和奥秘，以女性的知性在历史学这个以往男性为主的学术领域里作出独特的贡献，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女性学者的新知，也借此而丰富和充实自己的人生。我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对历史学抱有探索兴趣的原因吧。
○我知道，您读硕士时的导师是林树惠先生，读博士时的导师是刘大年先生。他们的学问和思想对您有哪些影响呢？
●我从20岁跨入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由本科、硕士到博士，正式的求学时间是十年。这十年间，是许多老师教育、培养了我。如在南开大学学习的七八年间，我听过课的老师有郑天挺、王玉哲、杨翼骧、来新夏等老一辈先生，也有冯尔康、刘泽华、南炳文、陈振江、李喜所等中青年一代先生，他们都学识丰厚又各有专长，使我受益良多。我读硕士跟随的林树惠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曾与翦伯赞一起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专长中外关系史。是他领我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之门。他对学生仁爱宽厚，治学作人，谆谆教诲，尤其对我关爱有加，令我十分感念。
1985年，我考入刘大年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感受到与南开大学沉潜淳厚的治学风格不同的一种宏阔博大的气象。刘先生那时年逾七旬，担任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史学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等多种职务，各种工作和活动很多，还自己作学术研究，时间很紧张。但他对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很关注，亲自审阅我的论文大纲及全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每次与刘先生见面求教，都会得到不少教益。他曾告诫我说，做任何事都一定要认真，只有认真了，事情才会做好。刘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胸怀宏阔的史学大家，他在一次与所内年轻人座谈时，引用《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名句以相勉励。他解释说，“弘”就是指作学问要有大气度、大志向，眼光要远大，针对大问题；“毅”就是选定目标后，要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着目标不懈努力，如此定会有所成就。刘先生说的这些警句，二十多年来时时萦绕于我的脑际。我想，刘先生的这些教诲和示范，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东西吧。
○您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已二十多年，您的研究论题逐渐扩展至不同领域。您能否结合自己二十多年的治史经验具体地谈谈自己的学术理路？
●1983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关于李鸿章与北洋水师学堂问题的。那是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习作，也是研究洋务知识人才问题的开头。后来，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作的洋务新知识人才问题的研究。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题目？因为那时改革开放不久，正值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时期，我在关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感到开拓和承载新文化的知识群体，对于文化的变革与开新最为关键。那么，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源头，最早开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知识群体都有哪些人呢？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的命运如何？对于中国新文化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往的史学研究好像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于是，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题目。硕士论文只是考察了这一知识群体的形成，博士论文则是对这一群体的整体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后来经过修改增补，于1993年出版了《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一书，这也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着。
1989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研究上也扩展至社会文化史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所作的“洋务知识群体研究”本身就是有意识地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洋务时期的西学和文化问题，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因而这可以说是我的志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所在的文化史研究室的刘志琴老师率先提倡“社会文化史”，师友们相互切磋砥励，给了我一定的助推力。我从研究洋务知识群体起步，后来研究晚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晚清上海的社会生活与观念演变，直至清末民初时期的生活方式变迁，社会文化史一直是我的研究主线。我的主要思路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转型，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转型，这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和艰难的转型，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关键。其中，最根本的是决定社会基础架构、规范亿万民众生活行为和道德规范的社会理念即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是民族之魂，是近代民族再生之魂，也是延续至今中国仍然面临的问题。这种价值理念决不只是人们口头上所说的词语、概念或纲领、口号，而是浸化在亿万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体现在亿万民众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中。近代以来这些浸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其更新和重建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有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能给我们今天的文化重建提供什么启示？这些问题以往的历史研究关注不多，但却是我们当今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在这方面作些探索。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不易搞清、十分繁难而不易出成果、出了成果也不容易得到认可的吃力不讨好的题目。
○ 在20世纪8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中，对洋务运动的认识还较多停留在批评的阶段，您为什么会选择洋务知识分子这一现在看来在当时比较前沿的选题作为您的博士论文呢？从您发表过的论文中看出，虽然您的研究这些年有了明显的转向，但一直没有忽视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从最初对洋务知识分子考察，到对民国时期留法官费生的分析，甚至对新中国六十年来的知识分子作过讨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您心中一直没有放下对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我当时选择洋务知识群体作研究课题，可能从当时的专业惯例来讲显得有点另类，不属于主流的、中规中矩的研究选题，但是我觉得有价值，就去做了，没有多想其他的，这可能也是女性的直觉使然吧。至今我还是觉得这是有助于我沿着社会文化史领域作研究，有益于培养我的创新与开拓性的一个良好开端。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支柱和社会良心，是社会价值理念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我要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变迁，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个核心，所以我一直关注。但是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只是少数精英，他们虽然是立于文化潮流前头的创新者和倡导者，但他们的文化理念大多比较超前，虽然可能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但往往与民众现实生活距离较远，因而我们还需要关注在文化精英与民众之间起连接作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人数更多，是沟通上下特别是将文化传播给大众的桥梁，是活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的承载者。同时，他们又生活在民众之中，从民众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文化元素，成为文化创新发展的资源。所以我以为，研究文化精英人物固然重要，而且已经为众多研究者进行并正在进行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而中下层知识阶层的状况，特别是他们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而我一直把这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洋务知识分子，到晚清上海报刊上发声的民间知识分子，到清末梁启超思考新民德与国民生活状态，到清末保守人物的文化生活与他们价值理念的关系，再到民国初年留法学生爱国感情与他们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等等，我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是怎样思考社会和民众，如何思考文化重建和社会伦理问题的。 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一些初步探索，还没有一段时间集中研究，这也是我以后计划中的一个研究课题。知识分子也将会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重心。
○ 您是较早对“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作比较完整解说的学者。自从这一新学科概念提出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定义、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持异议，您能否在这里对“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的有关问题再作进一步地解释？
●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最早是刘志琴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她鉴于社会史和文化史各有偏长，有互补性，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概念。后来，我在1990年一次会议上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对“社会文化史”概念的内涵提出了进一步的界说。所谓“社会文化史”，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概括而言，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因而这是一种宽泛的研究路向的指称，与其他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可以是交叉的、互渗的。虽然对“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或者有的并不认同，但实际上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或运用这种视角来作研究，从而使所研究的论题更加丰富和深入。我想，这也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吧。只要一种理论和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就会自然地产生影响，学者们的自觉提倡，可能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主要还是学术的内在规律起作用。实际上，这种学科意识的主要价值还在于，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当更多地运用学科交叉的视角，这样会对所研究的问题能更加全面地观察，更加深入地把握，更加透彻地解读。因为历史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多样、多面的存在，学科交叉的视角会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加强多学科的理论素养，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想，年轻朋友们在这方面更有优势，相信他们会更有所成就，包括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丰富与发展。
○ 李老师，前些日子我读了您写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一书。您在书中说：“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此书是“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生活方式演变进行考察”。我看到有学者评论说，该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您自己对该书是怎么评价的？
●这本书是我进行“社会文化史”系列研究，在以往作过晚清社会文化变迁的综合考察、晚清上海生活与观念变迁的个案研究之后，试图对清末至民国初期这段社会剧烈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些主要趋向作一考察。通过考察，指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些主要趋向，如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装饰、休闲方式、文化生活等诸方面都出现了由传统农业时代向近代城市工业时代转变的趋向，并初步形成了“公共生活领域”。该书意在揭示这一时期出现的重商、平等、自由、人的权利、公共性等近代启蒙思想观念，是否有相应的民众社会生活基础，这种基础有多少。〖JP3〗因为这些近代观念只有落实到大众的实际生活中，渗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有效用的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才能在社会中扎根。近代观念本质上是与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所谓近代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型。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即考察了生活方式的演变状态，至于这种生活方式演变与近代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是我以后的一个课题。
○ 您刚才也提到了，近年来，历史专业被社会公认为是冷门专业，但您一直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进行历史研究的。请问，您对当前的历史研究发展有什么看法？现阶段和最近一段时期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 历史学的所谓“变冷”有几个原因：一是当今知识生产学科增多，分支愈细，各种知识产品呈“井喷式”涌出，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以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可以说是神速，人们被海量信息所包围，甚至要被淹没。而人们的知识消费有一定限度，各学科知识的消费市场都会相对缩小，老学科缩小更明显，由热变冷。以往的历史研究由于政治需要而“热”，现在回归文化消费，由“热”而“冷”，也属自然。二是当今知识消费呈现日益实用化的趋势。近一二百年来，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日益行业化、专门化，特别是近些年来，人们的职业活动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对专业化、实用化知识的需求增长，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精力有限，因而越来越关注现实和当下，关注知识的实际效用，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沉下心来阅读历史，了解历史，历史对人们的实用价值小了，社会需求市场小了，也就成了“冷门”了。这些都是现实，是历史学科面临的现实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
然而，历史学是记录人类以往走过历程的集体记忆，是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学科，因而虽然不太可能成为流行的热门，但对人们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知识与智慧，也仍然是我们今人所需要的精神财富。因而，历史学虽然不是热门，但仍对人们有价值，历史学对于时代应有所贡献。所以，历史学既不会成为热门，也不会消亡，人们需要历史记忆，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从中寻求民族文化之根与人类精神家园，从中认识我们今天诸多问题的源头。只是历史知识的内容和呈现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或者更为多样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电影电视，历史仍然是经久不衰的主要题材；在网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人仍然在关注历史问题。历史仍然连着今天，历史上的人与事，仍然牵动着今天人们的心。这是历史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知识产品而言。〖JP4〗同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很多，而这个社会转型，如果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这一大过程来看，其起始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后期，是一个延续下来的历史长期的过程，许多问题是相通的，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其源流，可以从中借鉴经验与智慧，因而历史学应当对回应时代问题有所贡献。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市场化转型已经基本实现，而社会和文化领域则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社会矛盾凸显，道德观念混乱，面临着许多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也都需要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开掘历史智慧，为今天的时代课题提供借鉴。所以，可以说历史学在今天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我现在也就是在围绕着今天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继续作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探索。我目前正在做的研究项目，一个是国家清史工程的《清史图录·社会卷》的编撰，从几十万张图片中，筛选出一二千幅图片，配以简要的说明文字，以图像形式更真实直观地展现清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以往只是读文字之史，只能凭抽象的文字来想象历史，而变为可以直观地看到历史真实场景、真实人物的面貌，从而由抽象的历史到形象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图像清代社会史”。这些图片非常丰富、生动，我从中得到不少知识，我想大家也会有兴趣的。另外还在做的一个课题是有关近代日本人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是想利用我收集的一些日文资料，比较一下，近代日本人怎样看待近代中国社会，他们作为比中国早一步进行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邻国人，他们的眼光与当时的中国人有何不同？又如何由此诱发了觊觎中国、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的？我想这是一个从文化外部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角度，也应当会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 您是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女性学者，我也同为女性，很想问问和我们自身相关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读博士非常少，而您又是选择的历史专业。为什么您毅然决定放弃不错的工作而来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一些人对女博士依然有一定程度的误解，特别是对选择读文、史、哲等大家公认的冷门专业的女博士误解更多，以致一些年轻的女性在自己的求学道路上出现了徘徊和犹豫。对于她们，您有什么建议？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女性被赋予的角色依然是更多倾向于家庭，听说您的家庭非常和谐幸福，您是怎样处理家庭和工作关系的？
● 我在硕士毕业后，留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那时，招博士的还很少，起初我也没想到过读博。留校半年后，1985年的春夏间，我偶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广告，有中国近代史方向，导师是刘大年先生。我就想，北京的学术天地更宽，社科院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聚集着一大批优秀学者，刘大年先生又是着名史学家，我如果能到那里学习一段，一定会学到不少新东西，也会领略不同于南开的学术风气，学业上肯定会提高一截。同时，我也深感自己学识薄弱，也很留恋与同学们一起整天读书听课、学习新知的学生生活。所以，我就报了名。当时也有朋友劝我说，你年龄不小了，当务之急是抓紧找男朋友、结婚成家，还去考什么博士！考上了博士不更没人敢要了？我想，找男朋友靠缘分，只能听其自然了。
你说的一些文、史、哲专业女生对读博的徘徊和犹豫，我非常理解。因为读博士、作学问，首先从时间段上正好与女生短暂的婚育年龄相重合。而读博士又确实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需要全身心投入，付出艰辛的努力，承受很大的压力，这对于女生的恋爱婚姻都是不利因素。况且，成了女博士，男生望而却步，不敢高攀，很有可能成为“剩女”。文、史、哲等专业的女博士，似乎又成了“书呆子”的同义语，男生更是敬而远之。身为女性，觉得生活中博士学位对男生是加分，对于女生则是减分，真是老天太不公平。但是也无可奈何，生活现实就是这样，你无法改变，你所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劝这些想读博或正读博的女生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一边去圆自己的学术之梦，一边去开拓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凭我们的能力与智慧，这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大概是中国近代史这个专业的第一个女博士。我是在读博士期间恋爱结婚的，那时外子正在读硕士，他并没有对我的“女博士”头衔望而却步，而是坦然自信，或许还因为自己能和一个女博士结婚而有些自得吧。后来他也读了博士，大概我的头衔对他也有一点激励作用，虽然我并没有在意这些。我的感觉是，有自信的男生，不会因为“女博士”的头衔就退避三舍，特别是现在，女博士人数已经很多了，男生的自信和宽容也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同时，家务劳动的电器化和社会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这些都使“女博士”头衔的“硬排斥力”大大减弱了。如果有的女博士还使男生不太好接受，或女博士的家庭生活存在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更多的原因在于性情和生活方式方面。有的女博士可能由于长期独立拼搏，养成了过于强势的个性，或由于长期埋头于书本，而缺少了些生活的情趣。我也劝这些女博朋友们，以你们治学钻研的精神，也钻研钻研生活的艺术吧。这也是一种学习，是人生的学习。我们的学术人生是相辅相承的，学术实际上也是丰富、充实我们的人生，而人生也是一种学术，不可凑合苟且，更不可轻言放弃。我们要以女性的才智来经营学术与生活，不仅不懈地学习专业知识，也要同样不懈地学习人生知识和生活艺术，保持和发扬女性的善良、温和、感性、细腻、宽容、博爱的天性，再加上知识才华赋予我们的知性内涵和优雅气质，不断地陶冶性情，成为“优雅女博”、“气质女博”，这样的女博也会是男生和家人所喜爱的吧。女性作为一个家庭的“首席执行官”（CEO），你的生活艺术，是你的丈夫、孩子等家人的幸福之源。缔造家庭的幸福，我体会并非与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完全成正比。做家务也好，养育孩子也好，虽然与治学有相互争时间的问题，但只要掌握好轻重缓急、质量与时间的平衡，也会处理得比较好。比如，我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注意培养她的自立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她的健全人格和良善性情，保护顺应她的学习兴趣，培养她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她快乐顺利地成长，我也比较省心。如今她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我的养育之责也基本完成。现在更多的是我向她学习，她成了我的“闺密”，成了我了解时代前沿、时尚信息和年轻一代的渠道，而这也是对我学术上的促进。一家人都在努力学习，共同进步，其乐融融，我想这里也有我这个女博的一份功劳吧。所以，女博们，不要苦恼，不要气馁，只要努力，就会在事业和生活上都取得较好的成绩，这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