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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陈丽君
(中华女子学院　外事办公室， 北京100101)
收稿日期： 2009 - 10 - 09
作者简介： 陈丽君，女，中华女子学院外事办公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研究。
文章摘要：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关键词： 内藤湖南；魏斐德；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70 年代前，美国对中国汉学研究的主流受费正清①和列文森②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是在经过19 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展开研究。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美国逐渐发展起来一种与之相反的日益明显的趋势，即在对上述三种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产生质疑和提出挑战的同时，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缜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③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并在80 年代初加以理论阐述，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摆脱了汉学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重新检讨汉学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打开了新视窗。以上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立足点，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的汉学观。但是世界文化体系是多元的，季羡林在《东方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特点》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1] (P296) 为着指称的方便，人们将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
系简称为阿拉伯文化体系;为说明欧洲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以及它涵盖美国文化和美洲国家文化的现实情形，目前人们将欧洲文化体系称为希腊———希伯来文化体系， 或更简单一些， 称为二希文化体系。那么，跳出西方人的视野，东方的汉学家又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学的呢? 特别是，在同一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眼中，汉学又是怎样的呢? 本文选择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为例，试比较分析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及其成因。
二、内藤湖南汉学观的主要特征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 —1934) 是日本近代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汉学观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而是以世界历史的宏观运动为参照系，在亚洲史一体化的思维框架中对中国历史作细致入微的考察;它不是追随欧美的物质文明，而是重视中国独自的文化生活中所反映出的价值。内藤评价辛亥革命时说：“不是西欧式的近代革命，而是中国历史独自发展到近代的必然过程”。他受顾炎武、顾祖禹、章学诚等人的影响，认为不是用什么主观的价值观来解释历史， 而是要把历史看做是人类社会本身自然的变迁过程。他在《支那论》自序中自陈观点：“我现在完全是从中国人的角度，为了中国的考虑， 写下了这部书。”
内藤湖南的汉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文明的真正起源。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2 ] (P3) 东洋史，今日中国学术界习惯地称为东方史。内藤湖南的汉学观，视野宏阔，见解深刻，意义深远，有助于今日世界各国学者正确地认识中国文明。
二是借助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佛教的观点，认为世界文明分为四大部洲。《大唐西域记》卷1云：“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内藤湖南认为代表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和二希文化体系的核心国家都在赡部洲。由此可见其伟大之处，他既充分地考虑到四大部洲的学说，又排除其神话传说的因素而科学地说明了该学说中隐含的合理成分。
三是纠正了西方历史学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内藤湖南认为，古代的人群，为了生存，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一点只有在河流的中下游才容易做到。但是，任何河流，都是从源头出发，经过漫漫长途而到中游，而到下游，而流入海洋或消失于地表的。河流的这种走势，容易使远古时代的人们误认为，他们的种族也是从河流的上游起源的。中国文明亦可称为亚洲的两河文明有两个源头：一是黄河文明，它发源于黄河的中游，然后向下游和上游推进;一是长江文明，它发源于长江的下游，然后向中游和上游推进。而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大略呈三个阶梯，东南濒临浩瀚的太平洋。这种地理上的形势容易使古代的中国人误认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也来源于西方，本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到了近代，长期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家情势。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为了替他们的侵略寻找合法的依据，于是有些西方学者便制造和散布了中国民族西来说。内藤湖南指出，文化起源并非均来自各自河流的上游，而是自其下游向上游扩展的。内藤湖南还举出欧洲文明为例说明这一观点。欧洲最早开发的地区是地中海，然后由地中海文明向欧洲各地拓展而最终成就宏大的欧洲文明。不少欧洲人，以各自的国家历史为标准，把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比如德国人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对中国文明持鄙夷的态度，就是其中极端的例子。内藤湖南的学说有理有据，驳斥了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从而在根本上驳斥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四是最先明确地提出了唐宋变革说或曰唐宋转型说。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唐末至北宋之交是中世向近世变化的转折点，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唐宋之交的根本性的变化之后，中国社会就进入近代史的大范畴了。换句话说，中国从宋代起进入了近代社会。内藤湖南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变化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涉及君主、朋党、纸币、文体、绘画、音乐、戏剧等诸多方面。内藤湖南将宋代定性为近世，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作了很好的理论解释，预见了中国由专制社会变为
民主社会进而变成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中国自宋代起进入近世，即君主独裁政治时期，随着贵族的没落，平民的地位逐步提高，便通过胥吏阶级，参与地方的政治，从而逐步培养起民众的力量。这种因素在中国内部不断积累， 必然最终决定中国历史到清末将走向共和制。
由以上的观点，不难看出，内藤湖南始终坚持，中国的历史发展大体上与西欧各国同步，中国既不是什么化外的存在，也不是什么突变的特例，中国文明乃是人类的一个正常的产儿。这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立足于此，才能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具有真实的认识，也才能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历史。所以笔者认为，内藤湖南的汉学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三、魏斐德汉学观的主要特征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 r. ，1937 —2006) 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美国的汉学学者中享有盛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着述丰硕，显示出他的渊博学识， 更重要的是他的汉学思想和观点逐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开始从“中国中心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代表了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并最终成为当代美国研究汉学新趋势的代表人物。他的汉学观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早期受“哈佛学派”的影响，以“西方中心观”看待中国历史。魏斐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观点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费正清的弟子列文森是魏斐德的导师，他曾把自己的中国历史观系统地传授给魏斐德。因此在魏斐德早期有关中国历史的着述中，可明显看出“冲击—反应”与“传统—近代”模式对他的束缚。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魏斐德同样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文化冲击来论述。他曾这样写道：“直至18 世纪，这个东方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范围之中”“， 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整个人类命运的进程相隔绝。”[3 ] (P2) 在《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在中国历史特征的研究上，魏斐德仍持类似的观点。在该书的前言中他明白地写道：“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了几千年，这本身就解释了它崩溃的原因。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内部的变革，因此必须由外部的力量来促成其革命。”[4 ] (P1)
其二“， 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20 世纪60 年代末至70 年代初，无论在国际上或是在美国国内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研究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新思潮对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所触动，当时美国国内的社会动荡也十分有利于学术思潮的发展：越南战争的失败、伊朗人质事件以及水门事件等等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发生了动摇。包括魏斐德在内的这一代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抛弃他们前辈所持的种族优越感和心理状态，并在“冲击—反应”和“传统—近代”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他的突出贡献。1971 年6 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学会理事会下设的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联合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1975 年出版的由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就是这次讨论会的论文汇编。与会的学者都是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在他们的笔下“， 给明末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画
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5 ] (P169) 魏斐德和其他与会的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这种重新认识，事实上也是对那些坚持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前辈学者的一种批判。
其三，倡导“移情”说，将叙事与历史相结合。受欧洲历史学家柯林伍德④的影响，魏斐德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有一个再生产的过程，即“移情”的过程，对中国的研究最能加入自己的想象，最能体现“移情”学说。他也受马克思·韦伯⑤的影响， 认为韦伯的中国学说中大胆加入了想象，有灵性。移情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是指“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移情方法对史家的这种要求使得史家尽量消除自己时代与阶级的偏见，从当时的史境出发，体察当事人的动机意向，从而有助于缩小史家与历史现实的距离。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一系列问题，即一旦史家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他就失去了“局外人”的优势，失去了从历史、从全局、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事件的可能。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但是史家的“偏见”从根本上说是很难摒除的。正如黄宗智所言：两种说法(美国学者提出的“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 理所当然地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源于西方，所宣称的主张也都基于西方为中心的假定。[6 ] (P112) 所以，归根结底，魏斐德的汉学观还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四、成因分析
那么，二者除了来自不同的文化圈、文化背景不同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使这两位着名的汉学家会有一中一西两种不同的视角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汉文化的知识背景内藤湖南的童年有较好的汉学与国学根基， 9岁入新式小学， 12 岁跟父亲学赖山阳的《日本外史》， 13 岁首作汉诗。16 岁时， 明治天皇巡幸东北， 他受命作“明治天皇巡幸东北迎文”， 以汉文写就， 典雅有文采， 在秋田地方赢得文章令名。
他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 一生曾九次来中国， 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着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他们讨论时事， 切磋学术， 唱酬诗文， 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1902 年秋，他在北京会见沈曾植、刘铁云、曹廷杰等人，在杭州参观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在与沈曾植会见时，二人竟然从上午到晚上，畅谈历史达7 个小时左右。内藤湖南的弟子，以敦煌学闻名的神田喜一郎说过，当时的会谈使两人“非常意气投合， (内藤湖南) 明白了， (沈氏) 不只是通晓西北地理，而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很有见识的伟人。(内藤湖南) 从那以后，喜欢上了沈曾植以及他一派的学人。”[7 ] (P94 - 96)
与内藤湖南相比，魏斐德的汉学基础要显得业余得多。他早年所学专业是欧洲历史和文学，后从事苏联问题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在法国， 魏斐德最终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到中国历史方面。
魏斐德这辈人基本上都是在台湾受的语言训练，学习中文的直接环境是一个流行闽南语、客家语和日语的岛屿，就连直接的语言接触也无从谈起。启蒙课本是《孝经》，后来又读《四书》《道德经》和一些佛家经典，如《莲花经》和《金刚经》之类。随后才开始涉猎史籍，像《史记》《通鉴》等等，主要跟私人教师学习古汉语。
第二，不同的学术背景
内藤湖南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 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 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 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 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后来， 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 而担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与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 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 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 形成了一代学风， 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 也超出了当世。他的思想与学术， 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中日关系密切
相关的一面， 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 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
魏斐德的老师列文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一代汉学家，曾在军队服役，并因此学习中文和日文，退役后去哈佛读书，师从当时年富力强的费正清。费正清战前就在北平随蒋廷黻等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到了战后则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涉外问题方面的权威。有整整一代学人，包括列文森、史华慈、芮沃寿夫妇和施乐伯等等，都在哈佛受过费正清的熏陶，并且作为他的弟子为人所知。魏斐德属于第三代， 他们基本上都要到1950 年末、1960 年初才开始做研究工作，而且在正负两方面均受费氏门人的很大影响。所以，费正清以及其他战前人物可以算是美国汉学界的第一代，第二代在战后崛起即列文森等，培养了第三代即魏斐德等。
第三，不同的时代背景
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知识界开始意识到许多问题：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哪里去?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前。内藤湖南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他认为，一方面，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日中文化是同源的，属于同一中国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从横向看世界文化，文化又是多元的，西洋文化绝非唯一优秀的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文化是可以抗衡西方洋文化的。这与他一贯将自身文化纳入中国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日本甲午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内藤湖南的头脑，他的民族情绪膨胀起来，他又提出自己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他把中国历史变迁的历程揭示为，文明中心由洛阳而长安而分成两途，政治中心则在燕京，文化中心则在江南，而现在，文明的重心转移至日本了，日本应该尽己天职，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学说被政府所利用，这既暴露出日本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也暴露出内藤湖南这种学说不科学的地方。
二战发生时魏斐德只是一介小童。由于整个战争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路斯(HenryR．Luce)印刷业帝国把蒋介石烘托成为自由事业的一位伟大友人，中国被看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局势急转直下。伊罗生(Harold R．saacs)曾说：美国人普遍以一种舅父般的亲情来热爱中国，比如提供战时援助等等；而一当中国人开始自行其是，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就变得面目狰狞。在1945年到1950年间，这个转变在美国发生得非常突兀。中国人一瞬间变成了朝鲜战场上蜂拥而至打击美国军队的所谓志愿军，中国转眼变成了敌国。中美之间的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所以魏斐德的研究更多地借助别人的材料，不免有些隔靴搔痒。
综上所述，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汉学家，一个能够以更接近中国学者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一个却虽然极力想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但是却始终没能跳出西方的视野。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如不能深人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不能真正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文化的。
通过对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微妙所在；另一方面，分析人们对同样事物的不同理解的视角，也是一个再思考的过程。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视野的巨大变化，过去那种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单向研究，越发凸显其片面性。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都是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的。因此，开展这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即可以称之为逆向研究——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思路，还可以启发我们用另一种视角来观察事物，看待世界。
①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着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 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②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 —1969) ，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ather”客座教授，美国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③柯文(Paul A. Cohen ，1934 —　)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韦尔斯学院的历史系教授。曾师从费正清教授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学术专着《在中国发现历史》对“西方中心观”提出了批评。
④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 —1943)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尤以其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思想而着称。主要着作有《精神镜像》《政治哲学论集》等。
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1920) ，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着作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等。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着作选译[M]．夏应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M]．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FredericWakeman，Jr．TheFallofImperialChina[M]．NewYork：FreePress，1975．
[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z]．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6]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东方学会．东方学回想1：座谈先学(1)[z]．东京：刀水书房，2000．
责任编辑：贾春
转引自：《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12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