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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文海：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一）

李文海（1932—2013），江苏无锡人。着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本文回顾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求学经历、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开展学术研究的有关情况。
本文由李文海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之约于2012年5月写成。此前，2011年11月24日，校史研究室对李文海教授进行了采访。全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我1952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还是一个年方二十、涉世未深的青年，如今在这里回首往事，已是一个年届八十的耄耋老人。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被迫停办的几年，我前后在人大工作、生活了整整一个甲子。说我的一生主要是在人大度过的，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60年来，我工作上的成败利钝，学术上的进退得失，情感上的喜怒哀乐，生活上的甜酸苦辣，都主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环境里发生和实现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最高学府，培养了我，哺育了我，使我成长，促我发展，我也通过在人大的服务实现对国家、社会和父老乡亲的报答。
用有限的篇幅来回顾和叙述我在人大的60年岁月，是很困难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线索，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
1932—1952年：进入人大之前
讲我在人大的经历，自然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进入人大以前的情况。
我出生于1932年初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家在江苏无锡县秦巷镇倪巷村。父亲李榕，是一个担任了几十年小学校长的乡村知识分子，在周围群众中颇有威望。母亲王月英，是一个新旧转型中的过渡人物，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能读书看报，善良能干，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把6个子女抚育成人，历经的磨难可以想见。她一直活到103岁才辞世。生活是清贫的，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主要靠父亲和大哥当小学教师维持生活。从我出生到离开家，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的贫苦农民，但始终处于拮据窘迫的状态。我当时年幼无知，许多事懵懵懂懂，但父母不时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愁急的样子，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兄弟姐妹6人，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五。
到我5岁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民族抗战爆发。过不多久，我的家乡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了沦陷区。我的童年就在动荡、惊恐、贫困、愁惨的情况下度过。
1943年小学毕业，一方面是局势还很混乱，另一方面，我二哥正在读中学，父亲无力同时供两个孩子上中学，我便留在父亲的小学里上“补习班”，说是补初中的课程，但实际上数学、动植物等课程并不开，主要是由父亲讲授国文。父亲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教得又认真，所以我和同学们读了不少古文。《古文观止》中的一些名篇，如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有些篇目至今还能够背出几句，这都是那时打下的一点基础。这一段经历可以说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到正式上中学时，我的数理化功课一直很差，学得很吃力，但语文课从来都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常常被国文老师作为范文，念给同学听。后来，我的专业是搞历史，我的古文基础也帮了大忙，让我沾了不小的光。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咬牙把我送到洛社中学插班上初三。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私立无锡中学，读了三年，直到高中毕业。从初三一直到高中，我偏科特别严重。语文老师会认为我是个很优秀的学生，而英语或者数学老师一定会认为我笨得出奇。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母校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例如，每个班级都办有自己的墙报（当时叫“壁报”）。我们班的墙报刊名叫《戈壁》，我是主编。经常写稿的，我记得有姚湛一、张育林、黄善谦、项元生、杨尔烈、薛禹群、贾寿泉等人，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们班的墙报在全校都可以数第一。现在想来，通过办墙报，文字水平不一定提高了多少，但增强了办事的责任感，倒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私锡中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课余时间，我常常到图书馆借一些课外读物。鲁迅的不少杂文和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作《日出》、《雷雨》等，都是在这时候看的。也读张恨水的小说，如《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满江红》等。现在想来，课外阅读的收获，似乎比课堂教学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一些。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接着无锡解放。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曾来轰炸过几次，有一次还在学校门前向运河里的船只扫了机枪。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停课让学生回家。后来局势稳定了，学生重新回到学校，不久我们也就毕业了。
高中毕业后，我先在家乡附近的陡门小学教了两个多月书。那时，正是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新中国诞生的前后，人们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我在这样的革命大潮中，也于这一年的11月参加了革命，成为家乡所在的洛社区委农村工作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是做减租减息、秋征秋收、生产备荒等工作。不久，土地改革开始。为了统一领导，我们并入了苏南农村工作团二大队，在丹阳农村搞了两年多的土改。
在农村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过去我虽然就生活在农村，但年龄很小，同社会没有多少接触，对农民并不真正了解。在土改中，我才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革命启蒙教育的第一步。特别是二队队长陈晖同志，是一位年轻的“老干部”，工作能力极强，有一段时间我曾在他身边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革命启蒙老师。陈晖同志后来任苏州市副市长，“文革”期间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尽折磨，但是他坚强不屈。平反后，他重新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兼经委主任，对苏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地的老百姓至今还很怀念他。
土改结束后，我于1952年2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入党到现在，也已经过去60个年头了。
土改结束，我们全部调到苏州，参加刚刚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我被派到中粮公司的一个粮食门市部，领导这个门市部的“三反”运动。任务是“打老虎”，“老虎”是贪污分子的代名词，“打老虎”就是发动群众揪出贪污犯来。门市部的职工没有几个，所以除了门市部主任靠边站了一段时间，对一个留用的会计重点清查了一下账目外，其他倒也比较平稳地过去了。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决定从干部中选调一批素质较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到高等学校去学习科学知识，名之曰“调干生”。1952年夏初，我也被列入调干生的行列。我们先参加了在常熟举办的一个“干部补习班”，补习了三个月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来招生，我报了名，通过笔试和面试，竟然顺利地被录取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1952—1955年：在人大的学生生涯
我进入人大之后，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
那个时候的人们，专业选择、志愿选择的观念很淡薄，组织观念则很强，领导分配你学什么就学什么。因为组织上调你来学习，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你学好本领来服务，至于学什么，只是掌握的本领不同，服务时使用的工具不同，所以个人用不着挑三拣四。这不是说空话，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思想。如果有谁闹专业问题，不愿意服从分配，大家觉得是思想十分落后的表现。加之像我这样的调干生，过去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长，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所以是一张白纸，学什么都一样。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跨进了历史学的门槛，从此以后，历史教学与研究成了我一辈子再也分拆不开的事业，这却是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20世纪50年代，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这个班的人员构成，也体现了这个特色。我们这个中国历史研究班，一共26个人，四分之三是调干生，就是工作了几年的青年干部，年龄一般在二十左右，有从政府机关来的，也有从部队来的。文化程度大体是高中毕业，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更不知道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另外四分之一则是已经在大学里教了多年历史的老师，有的是助教，有的是讲师，最大的一位是王介平同志，已经是副教授，年龄也已四十开外。他们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对马克思主义也是知之甚少。这样两部分人在一起，怎样学，怎样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入学后的第一年是学四门政治理论课。课程是各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班在一起上大课。那时人大校本部在“铁一号”，我们学习则在西郊校区。当时还没有教学楼，教室都是平房，上课是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余人的大教室里。条件虽然简陋，讲课的可都是名教授。中国革命史是何干之、胡华老师；哲学是徐琳、萧前老师；政治经济学第一学期是一位名叫詹姆斯金的苏联专家，第二学期是苏星老师。他们中有的早已是全国着名的学者，有的是当时中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后来很快也声名卓着了。
这一年的学习，对我而言，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过去，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马列的原着，毛主席的着作也只是学过《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少数几篇，现在，读的一些书，听的一些道理，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开辟了一个思想的新天地。一个“矛盾”问题，居然可以讲出那么丰富的内容来，而且讲得那样生动、那样真切。世界万事万物，是如此复杂、如此奇妙，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事物的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但必然性又往往透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不是一堆偶然现象的堆积，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过的道理，确实使自己的思想深刻了许多。原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这么一回事。
学校还经常请一些学术名家或革命前辈来给我们做报告。我记得艾思奇、薛暮桥、何长工、钱俊瑞、张友渔等都曾来讲过。那时学校没有礼堂，每当有重大活动时，就在露天的文化广场进行。一片空地，没有一个座位，与会者每人自己带一个马扎，列队坐好。主席台是一个土台，学校领导和报告人、演讲者就坐或站在土台子上。条件虽然艰苦，但秩序井然。那个时候，确实在生活中和思想上继承着延安时期陕北公学那样一种风气、那样一种精神。
从第二年起，我们回到中国历史教研室进行专业学习。中国历史教研室同世界历史教研室一起，既不在西郊，也不在“铁一号”，而是在鼓楼附近、紧靠什刹海边上的一所大四合院里，据说过去是一个大官府第。这儿环境幽美，出门走几分钟就是银锭桥，着名的“银锭观山”就在这里。
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对我们这个班倾注了大量心血。戴逸同志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进行直接领导。尚钺同志给我们通讲了中国古代史，戴逸同志给我们通讲了中国近代史。谈起我在人大的学习生活，尚钺、戴逸同志给我的影响是最大、最深的。
尚钺老师的情况，我在2002年3月29日举行的“纪念尚钺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作过一点介绍，也谈到他对我的影响，现在摘引其中的几段：
“1952年9月，刚刚20岁的我以‘调干生’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这是尚钺同志主办的第二个研究班，这样的研究班先后办过四期，培养80余名学生。尚钺同志为办好这几个班，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尚钺同志首先为我们制订了—个较切合我们实际的教学计划，不是简单地传授历史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用科学的历史观对社会历史作重新观察、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上。同时，他坚持由他本人自始至终讲完全部中国古代史，由戴逸同志通讲近代史。就这样，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就成了引领我进入史学殿堂的最初的启蒙导师。
“尚钺同志讲课是十分认真的。那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虽未正式出版，但已分册印出教材。可是，他每讲一堂课，都要重新写出讲稿。即使是基本史实，也决不采用剪贴的办法，而是一丝不苟地写得清清楚楚。为了保证在两天之内写三个学时的讲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我是学习班长，常常因为课程的问题去找他。有两次，我早晨七点钟左右到他家里去，同他谈上课的事，竞惊奇地发现他趴在桌子上酣睡未醒，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夜车开了一个通宵，到黎明时才沉沉睡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钺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看到我们稍不用功，就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凳子上有钉子吗？坐不住，怎么做学问？’他特别要求我们学风要严谨，要尊重历史，不要人云亦云。但是，在生活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在学术上，他对我们十分信任，鼓励我们大胆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且要求我们踊跃地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意见。他常常给我们讲起鲁迅怎样关心和帮助青年，他认为鲁迅的胸怀宽广，也正是鲁迅伟大之所在。”（《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51页）
关于戴逸同志，他既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也是后来一起共事将近60年的战友，我们之间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我在庆祝清史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简要地谈到戴逸同志培养我们的一些情况：
“戴逸同志对于清史研究所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二是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不仅他自己对整个清史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围绕着清代历史，设计并组织了一系列大的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史编年》、《清通鉴》等，所有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在他的设计、策划以及直接组织、领导下完成的。队伍建设，更是戴逸同志极为关心并且尽心竭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观察和体会，戴逸同志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三招：一是示范，二是传授，三是压担子。示范，就是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他对学术执着追求，刻苦钻研，青灯黄卷，乐此不疲，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无须多说什么，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学生，自然不敢偷懒，不敢懈怠，不知不觉地就会跟着去做。这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无形的力量。我想，作为学术带头人，没有这一条，只会夸夸其谈，说得再多，也是带不出好的队伍来的。传授，就是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没有保留地告诉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我当学生的时候，戴逸同志不仅亲自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而且多次给我们作读书和研究方法的报告。怎样写卡片，怎样做索引，怎样确定研究主题，怎样出科研副产品，如此等等，这些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都是第一次从戴逸同志那儿听来的。压担子，就是到一定时候，戴逸同志就根据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个人特点，放手地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传承与超越》，见《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除了尚钺、戴逸老师之外，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还有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孙家骧、郑昌淦、曾宪楷老师。孙家骧老师是教学组组长，他讲课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郑昌淦老师是尚钺同志编《中国历史纲要》的主要助手，他当时也已近60岁了，但很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同我们接触较多。曾宪楷老师教我们“史料选读”课，她学识渊博，态度和蔼，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关于阅读史料、运用史料的知识，大家都很尊重她。
有了这样一些老师的精心培育，就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后来，我们这个班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在党的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有学养深厚、成果丰硕的历史学家，有在各单位的工作骨干和学术骨干。追根溯源，不能不对呕心沥血培育我们的老师充满感恩之心。
前面提到，在我们学习期间，尚钺、戴逸同志积极鼓励我们参加学术活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学到第三年，教研室领导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就是认真研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并写一篇书评。后来由石峰、王忍之、王介平、孙长江、罗明和我六个人署名，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书评既肯定了《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也对有些问题提出了商榷。范老是史学权威，我们是几个没有毕业的学生，居然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有点越出常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大环境还比较好，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老师思想比较开放，能够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学术见解。
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外，我们的业余活动则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每天早晨，大部分同学都围绕美丽的什刹海跑步。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几个人几乎每天都打一场篮球，其他人也做各种文体活动。
在班上，石峰是党小组长，王荣是团支部书记，我是学习班长，我们三个人就成了我们班的一个核心，班里的很多事情由我们商量着处理。当时，学生自治的空气还是很浓厚的。我们班三年学习期间，总的来说还是和谐团结、生动活泼的。就我个人来说，这三年学生生涯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活力、最值得留恋的一个历史阶段。
1955—1966年：初为人师
1955年7月，我研究班毕业，幸运地被留校任教，成为中国历史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
中国历史教研室是学校的一个直属教研室。当时，人大只有中共党史系，还没有历史系，所以没有本科生，当然也就没有本专业的课程，教研室的任务是面向全校开中国通史课，那时的课程设置，历史课的地位还较重要，许多系都有中国通史课，所以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从我留校任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实际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却非常少，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政治运动上了。这个10年，几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所以对于教学、科研，在这里只需简单交代几句就可以讲清楚了，大量的内容不得不涉及各种政治运动的情况，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却是当时实际生活的真实反映。
从当一名青年教师起，一直到“文革”前，10年多的时间，我一共只讲了三个课堂的课。第一次是当尚钺同志的助教，尚钺同志在档案系开“中国古代史”课，我一面随堂听课，一面负责给学生做辅导，定期收集学生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向学生作解答。大约一周有一至两个晚上，方式上或集体讲解，或个别辅导。同时，一个学期还要负责组织和主持两至三次课堂讨论，由同学们对某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有时这种讨论进行得很热烈，甚至有很激烈的争论。这是一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我曾在新闻系和工业经济系独立讲授了“中国古代史”课。
至于科学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10年多的时间，一共只写了四五篇文章。
我的专业，原先是中国古代史，所以不仅讲课是讲古代史的课，最初发表的文章也主要是唐史方面的内容。最早的两篇，一篇是讲唐代的官手工业的，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一篇是讲唐代的雇佣劳动的，发表于《光明日报》。
195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一项科研活动，对我后来的专业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原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宣部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在建国十年大庆时出版。此项工作由刘大年同志牵头，从各单位调集了十来个同志，组成一个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调去两人，一个是王汝丰，一个是我。编写组中，我们两人再加上近代史所的丛翰香同志比较年轻，都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余的大都已是学术名家，如当时担任全国工商管理局局长的管大同，新华社的李普，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余绳武、曲跻武等。我负责的是抗美援朝部分。稿子还没有写完，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大概主管部门觉得对新中国10年的历史作出准确评判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接着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此事便搁置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了。这件事虽然没有结果，但同这些名家在一起搞了一年多，耳濡目染，确实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我个人尤其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的专业就从古代史改为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成为我一辈子从事的事业。
在科研工作方面，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1961年10月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史学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会议规格很高，老一辈的着名史学家，如我们的老校长吴老，以及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吴晗、刘大年、何干之、邵循正等都参加了。我写了一篇题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论文，有幸入选，所以也得到了与会的机会。出席会议的人中，我和张磊年龄最小，差几个月不到30岁，吴老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三十而立”。这次会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从老一辈学者的身上，看到了学术的神圣、学术的尊严，增加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除了上面所说的十分有限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则是参加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
头一个政治运动就是“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底，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6月上旬，开始“反右派”斗争。这时，我成为教师还不到两年。我当然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不过，我们教研室主要是批判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并没有在本单位“深挖”“右派分子”，大家天天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搞得轰轰烈烈，但整个“反右派”运动中，我们教研室没有抓出一个“右派”分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平心而论，同当时领导运动的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竹然同志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我留到后面再讲。
到1957年10月份，“反右派”运动基本告一段落，接着是干部下放运动，就是抽调一批干部，下放到农村，进行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年纪最轻，又是党支部委员，当然要带头报名。申请很快就批准了，由我带队，有沙知、林敦奎、王荣、杜文凯、李华、刘美珍等共9位教师组成下放干部工作队，到丰台区看丹乡榆树庄老庄子生产队下放锻炼一年。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生产劳动。从秋冬到春夏，经历了农业生产一年四季的全过程。过去我虽然在农村待过不短的时间，但基本上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并不了解劳动的艰辛。现在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经常还要搞“挑灯夜战”，一天下来，真正是精疲力竭，但思想感情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自己对什么是困难有了新的了解，增强了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真正加深了尊重劳动、感恩劳动群众的感情。这时，正是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实现公社化、大办食堂、挖水库、农业产量“放卫星”，甚至男女老少轰麻雀，等等，我们正好全都赶上了。我们既感受到了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人们要求进一步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愿望，也具体看到党的政策由于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而对群众生产和生活造成的种种消极影响。这样一种经历，无疑有助于我们提高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本领。我们同当地老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生产队长高丙银、妇女队长范淑珍、车把式冯德贵以及社员扈满仓、张近堂等，我们在离开以后还一直来往了20多年。
1958年10月，我们回到学校，正好赶上全校师生在“大炼钢铁”，我们自然也参加进去，用废铜烂铁炼出了一些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开始。这本来是一场党内的政治斗争，但同时也在社会上对几个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批判对象，哲学界是杨献珍，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历史学界则是尚钺。
尚钺同志是一位具有刻苦钻研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历史学家。他在多年的治学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他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同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因为他的一些具体分析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有所不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是成了全国重点批判对象。关于批判尚钺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纪念尚钺百年诞辰大会上我的讲话中有所涉及（参阅《尚钺先生》第252~254页），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社会上，批判尚钺的文章虽然铺天盖地，但在尚钺所在的本单位，却没有开过一次全教研室的批判斗争尚钺的大会。只是由校党委组织过一两次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批判会，我因为级别不够，没有参加。教研室支部也开过一两次会，主题是对尚钺同志进行“批评帮助”，调子也不算很高。之所以能够这样，我在前面提过一句，是同当时担任直属支部书记的李竹然同志很有关系的。李竹然同志也是一位老党员。在教研室，尚钺是行政领导，李竹然是党组织负责人，平时在工作中二人也能配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融洽，相互之间甚至有点心存芥蒂。李竹然同志在政治上不是很“左”，比较通情达理，执行政策也较稳，批判尚钺开始后，他不仅没有乘机兴风作浪、落井下石，反而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态度，为此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应该说，在“左”的风气颇盛的政治环境下，能够这样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整个“反右倾”运动中，尚钺同志始终没有被正式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从1960年开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集中全力总结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作全面的调整。这三年，生活虽十分艰苦，物资匮乏，吃不饱饭，甚至全身乏力、双腿浮肿，但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倒是安安静静地认真读了一点书，做了一点学术研究。这是我在人大难得有过能够专心读书的几个时期之一。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全校师生员工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队。我和戴逸、李华、黄兆群、孙方明、尹金翔等同志，被分派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去参加“四清”运动。我和戴逸、李华同志住在一个半山腰的窑洞里，睡在一个土炕上。晚上，在灯光如豆的小油盏灯下看材料、谈工作，有时也谈点学术问题。1965年6月返校，也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
1966—1979年：在“文革”风浪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戴逸同志被借调到中宣部，我则被借调到《北京日报》，都是去写批判吴晗文章的。同我一起借调到《北京日报》的还有方克立同志。
这次任务很特别，也很微妙。领导我们的是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同志和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同志。我们这个小组除方克立和我外，还有两位《北京日报》的资深编辑。姚文元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但谁的心里都清楚，矛头不仅指向吴晗，而且是指向北京市委的，邓拓和吴晗又是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合作者，所以吴晗和北京市委及邓拓同志实际上很难分得开。为了政治表态，必须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但又不能跟着姚文元的调子，上纲到政治上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号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的高度。邓拓一向被称为是我们党内的“才子”，是写文章的高手，但他和范瑾同志给我们开了两次会，却显得茫然无措，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邓拓同志自己动手写了一篇文章，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我则代市委组织部部长李琪写了一篇文章，以“李东生”的笔名发表。这些文章，后来都成为“假批判、真包庇”的“罪证”。戴逸同志在中宣部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他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写了署名“方求”的文章，后来也没有逃脱“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控。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点名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写文章已经毫无意义，我和戴逸同志也就先后回到了学校。
“文革”初起时，我的大体处境和心情，我在《传承与超越》一文中有过一段描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转引如下：
“‘文革’开始时，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都还在河北邢台搞‘四清’。戴逸同志和我，因为分别被借调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没有去邢台，‘文革’起来就回了学校。我们听着广播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天天看着学校其他单位轰轰烈烈地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记得有一次，我同戴逸同志在北海公园的‘濠濮涧’整整待了一天，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心中一片茫然，既说不清下一步事态会如何发展，也想不出一点切实的对策。只是相对唏嘘，黯然神伤。
“等邢台‘四清’的同志们回校以后，尚钺、戴逸同志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另外五位同志作为‘走资派’，跟尚钺、戴逸同志编在一起。好在我官位太小，只是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所以除了陪斗及游街一次以外，倒也没有遭到更多的折腾，只是每天集中学习和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和自我批判的材料。”（《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到1967年以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就无暇顾及了。我也同一派群众组织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搞大批判、写大字报。但我们教研室在城内“铁一号”，与西郊学校主体部分离得较远，所以在两派斗争中，我始终远离斗争的中心和漩涡。后来我被组织上选进学校领导班子，“文革”中我不是任何一派的活跃人物和骨干分子，也就是说“派性”不是很重，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接着是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两派搞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次一次地检查，一关一关地过去。出乎我的意料，成立校革委会的时候，竟把我调到校革委会的教育革命组去工作，这样，我就算彻底地“解放”了。
1969年，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也在江西余江县办起了“五七”干校。1970年3月，我作为第二批“五七战士”，到了江西干校。去的时候，是作好了“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准备的，所以把学校的房子都退了，把许多书，包括花了我几个月工资买的一套精装的《资治通鉴》都卖了。
到了干校以后，我被分到指挥部的政工组，任务实际上是做干校领导的秘书工作。当时干校已成立了党委，书记是崔耀先，副书记是杨德福。但真正掌权的是军宣队。我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包括不定期地写反映干校情况的《简报》，各种上报、下发的材料，起草领导的讲话稿，等等。为了了解情况，需要经常到各个连队去跑，有空就去参加生产劳动。工作和劳动还是很紧张的，生活也挺艰苦，但比起在连队的“五七战士”，就算是十分特殊的了。我在干校的那段时间，“清理阶级队伍”刚刚过去，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尚未开始，所以“五七战士”虽然劳动十分繁重，开山、打石头、盖房子、运塘泥、平整土地、抢种抢收、养猪种菜、采茶制茶等，什么活都干，但政治生活倒还算相对平静。
1970年10月，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停办。这个消息在干校引起很大的震动。次年1月，有单位到干校来选调少部分同志，我也名列其中，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来选调的单位是北京市革委会。就这样，我被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分在政治组的宣传小组。在那里，已经有几位人大的老师在，如曹子西、王其超、汪作玲、宋士忠、许启贤等。我们都在一个小组。过不多久，北京市委正式恢复，我们这个小组就改成宣传部理论处，曹子西任处长，我任副处长。
当时，理论处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文革”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再加上“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更使得思想上、理论上弄得混乱不堪。作为一级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部门，不能不宣传这些东西，但自己思想上对有些问题虽然一时认识得不那么清楚，却也对不少问题感到格格不入、无法接受。所以，在工作和思想上，一直处在矛盾、困惑之中。特别是对于“四人帮”，思想上是十分反感的。所以，大家一面按照当时的统一部署进行工作，批资产阶级法权、反经验主义、评《水浒》、评法批儒等都做了，但另一方面，对“四人帮”那一套也并不完全跟着走，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抵制和斗争。这种状况，不是哪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宣传部多数人的共同心态。
宣传部多数同志是这种思想状况，这同当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同志有不小的关系。
张铁夫同志是直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身聆听过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老新闻工作者，是着名杂文作家“马铁丁”成员之一。“马铁丁”是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共同使用的笔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写了大量的杂文，影响极大，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只要稍有点文化的，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马铁丁”这个名字的。谭征的《寻找马铁丁》一书，对此有颇为详细的介绍。关于张铁夫同志在“文革”中的情况，《寻找马铁丁》有如下的描述：
“1972年，张铁夫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一上任，就受到‘四人帮’在北京市代理人的刁难和打击。由于张铁夫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患得患失，做事有原则……他不惧怕‘四人帮’，对那些代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抵制和斗争。”“例如，他和老友穆青一起商议向中央反映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反对江青的文章；和老友李季、贺敬之商量如何避开‘四人帮’的封锁，为恢复《诗刊》向毛主席写报告。最终《诗刊》得以复刊。在北京市宣传单位负责人工作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大胆提出‘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只讲斗、斗、斗，批、批、批，不要再批唯生产力论，不要批知识私有，不要再批利润挂帅……’等等。因为这些，他遭到‘四人帮’的追查……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清查，他所领导的宣传部门所有人员都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也得到北京市委和机关干部的称道。”（第75~77页）
1975年末，政治形势风雨欲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将开始。江青的亲信、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谢静宜一直盯着张铁夫不放。担任市委书记的吴德同志为了保护张铁夫，想了一招，让铁夫同志组织宣传部机关及下属北京日报社、广播电台、新华分社、市委党校的同志，以“学大寨工作队”的名义，离开机关，到农村去一段时间。那时我已被提拔为宣传部的副部长，铁夫同志让我带领上述单位的十几位同志，到门头沟区妙峰山公社担礼大队去“学大寨”，我兼任门头沟区区委常委，作为挂职锻炼。铁夫同志自己则机关、农村两头跑。就这样，铁夫同志才躲过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这几位开国元勋的先后谢世，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强烈悲痛之中。
1976年10月初，我们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市委机关。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动乱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老领导郭影秋等同志以及广大教工的积极呼吁和多方努力下，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78年7月，中央正式决定恢复人民大学。人大复校后，我在人大的几位老师和朋友几次动员我回校工作。我一来觉得人大是我的母校，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二来也未能割舍已经有了深厚感情的史学专业；三来从前一段经验看，也觉得一旦党内生活不正常，政治上不稳定，宣传工作是很难搞的；四来从我的个人气质而言，也不大适合于仕途发展，而比较适应学术工作。所以我经过申请，得到组织批准，于197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大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