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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一李帆教授访谈录

李卫民
导 语：学术史研究是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与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不同，学术史研究，虽有借鉴西方学术规范之处，但主要是一种本土化、原生态的历史研究，是史学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能够使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背景更加清晰，线索更加明确，有助于人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看待历史发展。
李帆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过程中，注重古今中西的会通，得出深入、坚实的结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此次，李帆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深入解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功能，对学术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对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李帆教授简介：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曾多次赴德国、奥地利、韩国、印尼等国及港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代表作有，论文《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清末民初学术史勃兴潮流述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刘申叔先生遗书）编误举例》、《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等，专着《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着述之研究》、《清代理学史》（中卷）等，论文集《中国学术：古典与现代之间》、《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15日
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办公室
采访人：李卫民（以下简称卫）
　 被采访人：李帆（以下简称帆）
进入北大历史系
卫：请您先谈一谈对北大历史系的印象吧。您进入北大历史系之前，已经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了，是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者了，对学术机构的认识、了解会更深刻一些吧。
帆：我的北大经历，要从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谈起。我的学习是从两个学校受教，不光是北大。我的学籍是在北大，但是，我的导师刘桂生教授住在清华，他长期在清华执教，刘先生调入北大也就是那几年。所以，我从刘先生那里学到的，除了北大的一些特色之外，还有不少清华的治学特点。他当时开了两门课，一门在北大开，一门在清华开，他是北大、清华的双聘教授。我是两边都要去学，北大、清华也就是一路之隔，我骑车去清华历史系听课。可以说，北大、清华两个历史系的学风，对我都有影响。所以，我想就两边的情况都做一些回顾。
北大历史系实力非常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这3个学科都较均衡，实力都很强。北大历史系的学风，就是建系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当时有北大史学门，后来又改为史学系，多年来的学风特点，就是强调扎实的史料文献基础、过硬的考据功夫。当年，对北大历史系的学风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像胡适、傅斯年，特别是傅
斯年，他一直倡导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一种学风、精神，为北大历史系的师生所传承。北大的老师做研究，都很扎实。在中国史方面，做制度史的比较多，无论是对原始文献的把握，还是对整体学术风尚的引领，都做得很好。再有一个，就是北大很注重学术的包容性。我刚才说了，像傅先生这样的主张，是占主流的，但是，历史系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学者的研究偏好、研究特色也是各有不同，学者们都注意发挥各自的力量，大家各有所长，形成不同学风、不同学派包容的局面，不少学者擅长考据，但是也有学者注意义理方面的阐释，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的风气还是有的，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都不错。还有一点，我感觉北大的教授做研究，非常谨慎，不轻易出手，不是以数量取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历史系的中坚是周一良教授、邓广铭教授等人，当时的先生们都非常严谨，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影响力比较大。
北大还特别注重，任何研究都应处在学科前沿，引领学术潮流。无论中国史的研究，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是一种国际性的学问，而北大这方面的国际交流非常多，前沿学术信息皆能及时了解。美国加州大学在北大设有办事处，加州大学各分校的中国史，大多做得比较好，那些名教授经常来中国。所以，北大学者所做的东西，～个是非常扎实，史料、文献十分扎实；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新意，重视学术的创新性，引领学术潮流。当然，北大老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外语能力比较强，中国史学者如此，外国史学者就更不用说了。
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教导
我是199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是刘桂生教授的第三届博士生。从入学考试，就可以看出来，北大历史系和刘先生对学生的知识面要求是比较宽的。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入学考试除外语难考外，专业课也颇不易，考两门：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这两门是通下来的，不是断代，从古考到今。入学之后，发现北大对博士生的要求，是强调要
有一个比较广博的学术基础，所以，博士生在系内修两门专业课的同时，还要在相关专业选修两门课，这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和学科需要来定。至于刘先生那里，是倡导古今中西兼通的。刘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他是开“四通公司”的，就是古今中西都要通。他特别强调，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特色，就是古今中西的交融互释。所以，我最近出的一本论文
集题名即为《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这当然有刘先生的影响因素，同时体现了我的一种追求。我心里清楚，真正做到古今中西都通，那是一个理想境界，恐怕是我一生雉以企及的目标。尽管如此，我还是力图抓住两头，一头是中国古典学问的根基，一头是西方的学术新潮，特别是对于研究学术史、思想史，起码这两头要抓住，这两头把握不好，要么是根基不扎实，要么是不知道学术前沿在哪里。
刘先生要求我触类旁通，这不完全是北大的特色，老清华学风，也很强调这一点。刘先生是在1948年进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学习的，当年底陈寅恪先生进入岭南任教，他随陈先生学习了近两年。1950年秋，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他毕业那一年，清华历史系的主体，并入到北大。在清华，他所受教的几位名师，如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是在陈寅恪先生之外，也对他的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学者。清华历史系的学术风气，就是主张“通”。培养学生，要求掌握多种语言；研究问题，倡导建立在多种语言基础上的多种文献、多重证据的考察；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是多种学科、多种路径相交汇。实际上，陈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的治学都是如此。
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基于上述情形。他当年的家境很好，所受到的语言教育也较充分，掌握了好几门外语，所以，他带学生，非常重视语言训练，希望学生能懂得更多的语言。当今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了，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来看问题，是很不合适的。所以，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掌握多种语言。史学研究，无论是哪个领域，文献史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对文献史料只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那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要强调多重史料。古史研究所继承的，就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文献资料和地下史料的结合。近现代史的史料，也有这样的问题，精英层面的研究，虽有很多文献史料作依托，但也不能仅单一运用这类材料，一旦进入到大众层面的研究，就更得在传统文献之外，多用边缘史料、口述史料等，这种文献史料和其它史料的结合，实际上就体现了用多种史料、多重证据证明问题的原则。另外，清华史学，在重考据之外，还重义理，认为不能仅把考据视为基本任务，在考据之上，做出有哲学意味的史学文章，才是关键。这些都是刘先生所倡导并要求于我的。
刘先生还特别强调，要争取做个一线学人。什么是一线学人呢？就是指做学问要处在学科前沿，处在一线，否则，是不可能真正成才的。他多次向我提到，要仔细体会陈寅恪先生讲过的“预流”观念。陈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的时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刘先生解析“预流”的实际意义，就是要在一线做学问，成为一个一线学人。他同时也强调学问的“基原性”，“基”是指基本知识、基本文献、基本方法等，“原”是指理论、原理等，主张做任何研究，都要抓住基原，把握前沿。
我的学术史研究的起点——刘师培研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为了力图打好以古今中西兼通为目标的学问基础，抓住中国古典学术与现代西方思想这两头，在中文系文献专业选了孙钦善教授开设的“乾嘉考据学研究”课，在政治学系选了李强教授开设的马克斯·韦伯着作研读课。北大所开的研究生课程，有一个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很前沿，也很深入，尽管可能不是很系统，这两门课程对我的影响也较大。一方面，通过乾嘉考据学来把握中国古典学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处。因为中国古典学问博大精深，从先秦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内容非常繁杂，但清人的学问，集中国古典学问之大成，是总结性的。乾嘉学派，无论是考经、考史还是考子，都是集大成的，我们现在读的很多典籍，大量是经乾嘉学者整理过的，比较可靠。所以从清人的学问做起，肯定是
通晓中国学术的最佳入手处。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思想家中，马克斯·韦伯是个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之一，而且对中国也有研究，有不少真知灼见，尽管不是汉学家，却被人称为“伟大的外行”。在韦伯着作研读课上我们主要是读两本书：《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前者是利用英文本进行选读，后者当时有了中译本，与英文本参照读。在这门课程的讨论当中，韦伯通过《儒教与道教》所表达的观念——中国宗教与理性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亲和力，所以中国无法出现西方式的理性资本主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我则由此联想到，韦伯的研究结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我当时对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还比较熟悉，像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理论、列文森的“传统一近代”理论等都有较多接触，我发现他佃的观点与韦伯的观点之间，有一些内在关联。韦伯认为，中国内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在外来冲击之下才有可能促成中国内部发生变化。费正清的思路也是外来冲击、本土回应。所以，经过审慎思考和艰苦的资料搜集整理，这门课的课程作业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阐发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与韦伯之间的学术关联。这篇文章请刘先生看后，他很高兴，认为确是达到了学科前沿水平。随后，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论是北大，还是中国学术界，人文学科中都出现了关注学术史的现象。我也很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预流”的领域。所以，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就本着“预流”原则，依据自己的学术“基原”，选择了一个学术史个案——刘师培的学术，展开研究工作。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学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刘师培这样一个人物为突破口呢？我自然是有自己的考虑。
之所以选择学术史，除了因为它是一个前沿领域外，也是由于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能够成为推进史学发展的杠杆。举个例子，大家都了解，思想史研究以往已有很多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简单定性、望文生义、深度育限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思想背后的根源探讨不够。思想背后，往往是有学术作为资源的。思想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有学理做基础
的。过去我们的研究，不太重视思想背后的学理，只是关注浮在面上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思想犹如浪花，下面依托深深的海水，而我们研究浪花比较多，关注海水比较少。例如，康有为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思想史上的巨作，但是从学术源流、学理依据上来考虑，就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新学伪经考》，这是一个学术史的角度。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入手，把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和根基搞清楚，在学理层面深入分析，对其论着的思想意义，就会有更深入和完善的认识。既然学术是思想的源头，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我为什么要从人物入手来进入学术史呢？这是基于中国固有学术的基本特色来考虑的。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学术传承，讲中国固有学术的不足，认为中国学术是以人传学，西方是以学传学；以人传学，人在学在，但也易导致人亡学亡；以学传学，利于建立一种学科体系，也利于学术传承。当然，西方也不全像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只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刘先生也给我讲过，把握中国的学问传承，要抓住3个关键点，一是血缘关系，二是学缘关系，即师承关系，三是地域关系。中国学问的传承跑不出这三条，如乾嘉考据学，无论是这个派、那个派，基本上都是这三条关系奠定的。而这三条全是在“人”这个根本点上生发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学术史，“人”是核心要素。至于我选择刘师培为入手处，则是基于几重因素的考量。
一是基于时代因素来选择研究对象。对于中国学术发展来说，清末民初是个关键时期，即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时代，正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我选择刘师培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他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学者代表，他的身上具备着古今中西相交汇的特色，符合我的研究初衷。二是由于刘师培其人和其学术的特有魅力。钱玄同先生在将刘师培的论着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时，写有一篇序言，认为在这一“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有12个关键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等，其中就有刘师培，刘是这12人中年龄最小者，但“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描述，不能不引起我对刘师培的充分重视，而且刘的多姿多彩的一生，交融古今中西的学术成就，都令人感到研究的兴味。从他入手，探讨具体问题，进而以小见大，考察整个时代的知识、学术特点，既符合刘桂生先生对弟子的要求，也与我的学术理想相符。三是由于刘师培研究的薄弱。在上举诸人中，刘师培是研究最弱者。以往的研究，大多针对刘师培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来进行，人们心目中的刘师培更多是个由革命者到无政府主义者，再到清廷幕僚和筹安会员的政客，而对于作为学者的刘师培，大家不甚了了，研究极为薄弱。实际上，综观刘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学者，这是基本定位，然后才能言及其他。所以我的研究就是着眼于此，力图对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有所弥补。
做史学研究，必须从基本史实、基本文献入手，我也是如此。经过文献检索和对研究状况的考察，我发现，一些关于刘师培的研究成果，有基本史实上的错误。刘师培只活了36岁，这还是虚龄，但却留下了数百万字的着作，相关史料也很繁杂，不从基本文敲入手加以考辨，弄清基本史实，是难以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的。如探讨他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就必须有文献系年的功夫，因其一生短暂，思想变动剧烈，这些变动可从其诗文中窥见，但其诗文并非皆有明确系年，有些人写刘师培，未下系年功夫，将其早年与晚岁的诗文混在一起阐发，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一些着名学者的成果，也有类似问题。所以，研究刘师培，得从基本工作做起。于是我决定先做刘师培的年谱，把基本的文献和史实考辨、清理好，再做其他。为此，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刘师培年谱初稿。在做这部初稿时，除了利用《刘申叔先生遗书》外，还要搜集大量的集外文，几乎将他所有着述搜罗殆尽，同时还利用各类档案、日记、书信，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述，后人的论述与评价，港台学者、日本学者、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这样一来，原始材料、现有研究成果就都熟悉了，表面上看是慢功夫，实际上非常有益于正文写作，一点都不慢。
在做年谱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作为博士论文，刘师培研究，这个题目还是太大，有些问题是我没法解决的，我还应该继续选择突破口。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博士论文只是一个起点，所以我特别注意题目是否有学术尘长点，学术生命力强不强，也就是要考虑后续性的问题。经过缜密思考和反复论证，最终我选了两个点，即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要讨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选这两个点，我也有自己的考虑。刘师培的小学、经学功夫很深，留下大量相关成果，但是，对我们这代学者来说，要把这些小学、经学成果研究透，有非常大的困难。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无法胜任这样的研究，即不通小学，经学自然难以通透。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这样的一些方面，我必须暂时放弃。当然，刘师培并非仅有小学、经学等中国固有学问方面的成果，他如果只有这些学问，就和其父祖辈没有什么区别了，仍是乾嘉余绪而己。刘师培和他们的区别是在于其所处时代已有了新的学问，而他将这种新学问与中国固有学问相结合，形成中西交融之学，这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特色。此外，刘师培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做过很多探究。为什么他要关注学术史？而且与他同时代的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也注重总结学术史，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学术史有一个功能，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前人的东西，为后人指点门径。刘师培等人关注学术史，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西学东来，给中国学术造成很大冲击，中国学术向何处去？需要通过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发挥学术史的功能，探寻一条新路。这从他们总结的重点是清代学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学术基本是从清学中生长出来的，在此学术转型之时，以清学为立足点，吸纳西学，实现中西学术的交汇，可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他们要重点总结清代的学术史。对刘师培而言，无论是中西交融之学，还是学术史研究，都可谓是其“预流之学”。对我来说，身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国，学术界对学术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热衷总结之时，似乎又一个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开辟道路的时机到来，我选刘师培学术中的这两个点为主要探索对象，自然也有我的“预流”之意。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和答辩都很顺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龚书铎先生。龚先生和刘桂生先生是交往数十年的好朋友。在刘先生推荐下，我1999年7月华业后来到北师大随龚先生做博士后。博士后期间，我的核心工作是两项，一是修改完善博士论文，二是设计并完成博士后研究报告。对于我的博士论文，龚先生一直予以较高评价，犹为欣赏我从做刘师培年谱入手、厘清基本史实后再展开主题论述的思路，曾数次让我给中国近代文化史专业的在读博士生授课，主要是现身说法，以己为例谈博士学位论文如何选题、选好题后如何着手、如何确保论文的高质量等。在修改博士论文成书时，龚先生义对正文后面所附的《刘师培年谱》提出修正意见，认为全书主旨是讨论刘师培的学术，而非泛论刘氏的各个方面，以年谱为附录，不仅篇幅过大，与正文比例不协调，而且与书的主题有一定距离。他建议附录改为《刘师培学谱简编》，主要选取与谱主学术相关的史实列入，这样既切合主题，又节省篇幅。至于年谱，他建议今后有时间有余力时，大力增补完善，单独出版。从“年谱”到“学谱”，虽仅一字之别，却是“一字师”的分量，体现出先生眼光的精准与宏大，我自然是全力照办。抱憾的是，由于近些年来各种教学、科研任务不断，加之俗务缠身，至今也未能对刘师培年谱加以修改完善。
对前人清学史着述的研究
在博士后研究报告的选题与写作方面，我的设想是在原有研究的墓石上，继续开拓，即在博士论文选题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只是对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做了一些粗浅探讨，实则这两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都有新的学术生长点。于是我决定以刘氏学术史论着的核心——清代学术史着述——为着眼点，展开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工作。前已言及，对清代学术加以总结，是刘师培那一代人的共性，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参照系。因为仅就刘师培论刘师培，没有办法把当时的这一共性写清楚。至于参照系，有两个人在清学史的研究方面与刘师培关联最多，一个是对他的影响大，一个是他影响了对方。对刘师培影响大的，就是章太炎。章、刘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被合称为“二叔”，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有学者认为，他俩之间的关系，类似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章太炎虽比刘师培在年龄上大得多，但章并没有将刘看作后辈，而是当作同辈的朋友，康、梁之间则不同，他们是师生关系。而且在影响方面，章、刘之间是相互影响，当然在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影响要多些，但在有的方面，如《左传》之学上，章太炎就很佩服刘师培。至于刘师培在清学史研究方面所影响的人，当时虚该以梁启超为着。梁启超的清学史着述为研究清代学术史者所必读，但其着述的一些方面是受到章、刘影响的，尽管他在书中不愿提及这一点。基于这些因素，我最终选定的博士后报告题目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着述之研究》。不过，这个题目仍然较大，做起来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采取有分有合的研究策略，将报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宏观论析，下篇是个案研究，以戴震为个案。在具体研究中，注意研究思路、视野和方法的多样性，关注学者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学派背景等复杂因素，尽力在政治、社会、思想与学术的互动上下功夫，防止以偏概全。由于做博士后时间很紧，比较匆忙，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对有些问题没有谈得很透，至今留有不少遗憾。总之，通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我对以刘师培为中心的清末民初学术史做了一些梳理，把当时的学术转型做了一个以小见大的叙述，以此为学术史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
参与写作《清代理学史》的回顾
卫：您曾在龚书铎先生主持之下，参与撰写《清代理学史》，这是一部大着作。能否进行一些回忆？
帆：在龚先生的多年主持之下，我们北师大历史学院形成了一个研究文化史的实力较强的团队，我们也很注重发挥这个团队的整体力量，取得的一个典型成果就是《清代理学史》。我是在2001年7月完成博士后学业出站留校后，就投入了龚先生所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理学研究”中，开始从事《清代理学史》的写作。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研究工作，原创性颇强。理学是宋明两代标志性的思想学说，侯外庐等先生所着的《宋明理学史》对之做了非常充分的研究与阐发。理学延续到清代，一般认为在思想上已没有什么新的发展，章太炎就曾说过，清代理学是“竭而无余华”。不过，我们认为，清代理学缺乏超越前人的思想，不等于没有意义。清代是中国古典学术集大成的时代，清代理学也处在集大成的总结阶段，它受当时的汉学考据影响很大，理学家做了不少理学文献的考据、整理工作，这本身就是对理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清代理学在社会应用层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这部《清代理学史》主要不是以哲学角度来写，而是从史学入手，重视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强调语境，强调理学家是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的产物，不是单纯去谈理学家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龚先生率我们多方论证后提出的，从而在一开始就为《清代理学史》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学理基础。《清代理学史》从搜集整理资料、考辨史实到写作完成，历经五载，直到2006年完成三卷本120余万字的书稿，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中，交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一艰辛的历程中，作为主编的龚先生始终高度认真负责，从全书的指导思想、整体设计、技术细节到通看、通改全文，一直都是极为认真的在做，文字表述，史料核对，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酌，并亲自撰写《绪论》。我们几位作者（史革新教授、张昭军教授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先生的指导下碰头，商酌写作细节，讨论各项内容，一再修改完善。每个作者也都抱着非常敬业的态度，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所有这些努力，才确保了该书的高质量，使得其出版后受到诸多好评，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奖励。按照分工，我负责写作《清代理学史》中卷，即写清中期的理学。这一时期，正是乾隆、嘉庚年间，汉学考据占主导的时代，若说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当以此时为最。故承担这一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就在我有所畏难时，龚先生启发我说，汉学虽占据主导地位，但并非这一时期学问的全部，理学、心学因不受重视，反而不少材料乏人问津，可尽力发掘，必能写出新意；而且理学是当时的意识形态，汉学家也不能不通理学，他们也有自己的义理观念；再则理学家受当时汉学风气影响，亦做了不少文献考辨和整理工作，也是值得总结的。先生的这些话，打消了我的很多顾虑，我按照先生指点的几个路径写下去，果然较为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与德国学术界的交往
卫：您多年来与德国学术界有较多联系，这在国内的中国史学者中，比较少见。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么？
帆：这与我的刘师培研究相关。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前，已经有一些相关论文公开发表，得到一些德国汉学家的注意。2001年开始，德国埃尔朗根一纽伦堡大学汉学系承担了一个DAAD（德意志学术基金会）项目，需要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讨，有些学者还要为加入这个项目的学生授课。于是他们邀请我前去合作。我是在2002年下半年到的德国，以“清末的中西交融之学”为题给学生开课，学生以博士生为主。另外，还以学术撮告等形式进行交流。在德期间，除与德方教授合作外，我又查阅、收集了不少资料。
我一直很关注刘师培的西学，欲深入了解刘氏学术思想的西方来源，到了德国之后，主要围绕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一度服膺过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当时刘、章等人主要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而持“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拉克伯里是19世纪后半叶的的法国人，但出生在香港，工作在英国，曾在大英博物馆任职，后来做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所以他的着作以英文为主。刘师培不懂英文，他看的是日本人写的又被译成中文的着作以及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研究写成的文章，而且据我考察，那些日本学者也不一定读过拉克伯里的英文原着，因而他读的那些东西，与拉克伯里的本意，不一定完全合拍。接受西方文化，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形，日本人接受的时候，有一点扭曲，中国人再接受的时候，己成“东学”，又有第二重扭曲。所以，我很想从英、日、中三种文本对照的角度，搞清楚刘的知识来源问题。在德国的资料收集还算顺利，核心资料基本找到了，加之后来有朋友从美国、加拿大等地又帮我购买、查找，也就解决了资料问题。以此为基础，我发表了一些评析“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与清末的民族主义建构之关系的文章。这样，我的研究逐渐进入到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领域。我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得到了海外学者的认同，于是就开展了更多的国际交流。2009年上半年，我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授专题课“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综合性课题，把我的几方面研究都结合起来了。2011年上半年，埃尔朗根一纽伦堡大学再次请我过去，参与一个欧亚文化比较方面的国际项目，我还是围绕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一些课题与德方教授合作研究，这次没有上课任务，是做客座研究员。
德国的汉学及对我国的启示
所谓汉学(Sinology)，大体源于欧洲，是一门从语言文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文明、历史、文学等的学问，侧重于对吉典中国的研究。它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有区别，中国研究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开始的，是以现代化为视角、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学问，侧重于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研究。德国的汉学，是在19世纪开始起步的，到20世纪上半叶进入发展阶段，真正成为有组织有系统的专业汉学。经过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汉学系或汉学研究所存在于德国数十所大学里。在欧洲，德国拥有的汉学家队伍，是比较大的。现在的德国汉学家，一部分人还是继承古老的汉学传统，继续研究古典中国，但也有不少人更关注近代以来的中国，实际做的是中国研究的工作。如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其汉学系很有名，内部分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两个专业，各有所长。但多数汉学方面没有海德堡这种实力的大学不作这一区分，而是围绕教授的研究专长进行学术研究。因为德国是教授治校，一个学科如汉学一般也就一两个教授，有三个以上教授的汉学系已是非常强大了。教授都有一些助手，围绕其所擅长的领域来做研究，学术发展的一切大事都由教授决定。
德国的汉学教授保留旧的传统比较多，我感觉他们的治学甚至有点像中国的乾嘉考椐学，下功夫颇深。像我的几个教授朋友，都是曾经在中国古典文献方面研读多年，对于文献考据、翻译做过很艰苦的工作，学术功底极为扎实，这方面应该是强于美国教授。再有就是他们的语言训练非常好，中文自不必说，一般学汉学者第二专业往往是日本学，所以日语也不错，至于英、法、意、西等欧洲国家的语言当然更有把握，我很钦佩他们的语言功夫。掌握多种语言，令他们的学术研究有很大优势。近数十年来由于英语霸权，使得德国学者以德语写作的学术着作流传不甚广泛，美国学者懂德语的不多，所以很少参考他们的着作，反过来，他们却能广泛吸收美国学者的成果。德国学者对美国学者习惯从模式出发探讨中国历史，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一些学者所用的理论、模式其实比较肤浅，能否解释中国历史还需斟酌。德国盛产哲学，这些汉学家也并非不懂得哲学和理论，但他们不会轻易将理论应用到汉学上，他们还是更重实证。当然，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整体地位的上升，德国汉学教授的研究领域变化也比较快，而且越来越宽泛。我的那些朋友，有的研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影视剧，都很关注现实中国。汉学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除德文外，也允许用英文来写，一些学生毕业之后，丢美国求职，因为那里中国研究方面的教授岗位比德国多很多。现在，想学汉学的学生不少，但不一定都要去当汉学家，很多人是想学好汉语和中国文化，以后做与中国打交道的工作。
在我看来，汉学系的设置对于我们的学术建设与发展应该是有所启示的。我们现在完全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来划分大学的科系，如人文社会学科有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等系或学院，但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除了这些科系之外，还有另外的特殊建制，像汉学、日本学、印度学等，对一国或一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进行综合研究。这样的建制，我们这里没有。我们对外国知识的学习与研究，都是分散的，缺乏整体性，如美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在历史系，美国经济的学习与研究是在经济系，美国法律的学习与研究是在法律系，等等。尽管这种分科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之时开始有的，至今已有百年，且形成了新的传统，但其中不少地方是值得今日再反思的。这里我只是由德国汉学系的设置提出我对中国学术科系设置的一些思考，也许会对我们开展学科建设有益。
构建理论体系不宜操之过急
卫：我们国家的历史学者，还是受美国影响比较大，一些学者致力于构建理论体系。您对此有何看法？
帆：构建理论体系，当然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历史上，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和影响，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末清初，第二次是从晚清开始，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的很多理论模式，都是在西方的笼罩之下，跟在人家后边跑。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独立的理论体系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引领者呢？我们吸收西方理论这么多年，确实应该适时创
建自己的原创的理论。这个初衷非常好，但是这样做是需要前提的。现在有的人一上来就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这么做，程序就反了。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基础工作没有做好，考据没有做好，凭空得来的义理，恐怕还是西方那一套。没有多少积累，就急于抛出理论，这理论的前提预设，恐怕还是西方的，还是逃不脱西方的桎梏。
目前在实证方面较有成绩的学者，并不急于构建理论。识大胆水，了解的东西越多，考证的东西越多，越不敢轻易说话。知识的边界，像画同心圆似的，越画越大，越大越令人不敢轻易发议论。当今的学风，整体上还比较浮躁，愿意扎扎实实下考据功夫的，还不太多。清朝人讲究做学问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把三者结合好的学问，是最理想的学问，大概只有戴震这样的大师能达及如此水准。既然史学研究是最讲实证的学问，我倒是主张先把基础工作做好，考据为本，再思考建立其上的义理，理论体系自然就循序建立起来了，而且会很坚实。
对学术史解释体系的思考
卫：您的论着，在考据之外，也有不少深入解析，很吸引人。您能谈一下，在确定框架、深入阐释方面的心得么？
帆：在治学上，我很赞成我校陈垣老校长的意见，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即“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考据是一个硬功夫，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但如果认为考据就是学问的全部，这也属一种误解。陈垣先生的考据做得非常好，他都有这种观念，可见不能把史学研究的任务仅局限在考据之内。
考据的同时，还是应该有诠释。在这方面，我的目标是：结合语境，以小见大，学术史研究，当然要探讨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着述、学术地位等，要把相关史实梳理清楚，还要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术思想，他的学术目标是什么，等等。实际上，做史学研究，“是什么”固然非常重要，“为什么”更值得关注。这就需要结合时代语境，对前人有“了解之同情”，思前人之所思，想前人之所想，和前人站在同一立场来思考，因前人的言论、行动，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下形成的，把他们的一两句话单独抽出来，说好说坏，意义并不大，但是还原了语境，就会真正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前人有些说法不合理，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下，有它的合理性；同时要在宏大的视野下，从具体问题入手，由小见大，所谈虽细微，但背后有大的关怀。这里显然又有向陈寅恪先生学习的因素。此外，西方诠释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我曾认真读过伽达默尔等人的着作，对于语境、前提预设、视域融合等理念较为服膺。要做诠释，这些方面应该是最基本的。比如就刘师培而言，他当时读了很多西书，但是，他也不是随意读的，我发现了他的侧重点，他侧重读社会学的东西，就是严复讲的“群学”，与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学不完全等同。此外，就是喜欢读西方哲学、史学写文学的东西，都是今天看来很粗浅的着作。这样的侧重点，当然有语境和前提预设的因素，即与刘师培所处的时代和他那一代人的学问修养密切相关。在亡国灭种危机最紧迫的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群学”，是和“群学”倡导进化论有关，进化论、进化史观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性理论。而中国传统学者的学问修养，又大多局限在今天所说的“人文”范畴内，以他们的知识结构，自然容易与西方文史哲类的学问相亲近。刘师培进而又将进化论与中国的学问相结合，写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等论着，用中国的小学解说社会进化之理，认为“进化之理，舍六书何以征之哉？”并以“女”字旁为例，说明“女生为姓，得姓之字，均从女形”，以此对母系社会在先、父系社会在后的社会进化顺序做出文字学上的解释。这样一种学术选择和认知，当然与这个时代相关，乾嘉学者也曾研究过这些文字，但绝不会得出中国文字反映了社会进化的结论。刘师培以此作为中国学术对西学冲击的回应，又体现出他深层次的学术关怀，就像他所主导的《国粹学报》发刊辞所言“借西学证明中学”，是为了让中学发展得更好，与时代潮流同步，最终实现中西学术交融互释前提下超越西学的目标。
学术史的研究，近些年里是比较热的，但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如有些学者做研究，是打着学术史的旗号，走的仍是思想史研究的路子，甚至名为学术史，实为思想史。可能现在“学术”这个词比“思想”这个词时髦，一些人觉得思想史已经过时了，所以，就以学术史为题。当然，不可否认，学术与思想紧密相关，二者常常合而为一，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思想是海面上的浪花，那么学术就是浪花下面深深的海水。虽然浪花与海水紧密相连，但作为不同的研究对象，毕竟各有进入的章法和判断的标准：一个是强调作用于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的思考；一个则强调是否合于学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理路的不同，带来结论的差异。学术史与思想史既然有蚍不同，若写的是思想史，就大可不必专打学术史旗号。当然，另一种不刻意划分学术畛域的思路我也赞赏，即面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研究课题时，依据课题具体情况，或侧重思想史视角，或侧重学术史视角，采两者之长灵活运用之，也许研究效果会更佳，从而实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双重目标皆能企及的理想。只要不是有意贴“学术史”标签，以迎合某种学术潮流的需要，即值得提倡。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视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视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从“心”，集中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较为空灵；学术虽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重求真求实，强调脚踏实地；文化则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其中。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马行空，学术的步伐相对笃实，而且对外在环境依赖较大，近代学术尤其如此。
近代中国，社会空间扩大，学术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不过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保障的，如软环境方面的观念形态，硬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物质保障等。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学科、学人、学术着述等自然是主要对象，但对保障学科发展、学人能够独立从事研究的观念形态、制度建设、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不能弃置不顾，这些甚至是近代学术得以成立的前提。广义而言，这几方面都在文化史视野之内，无论是属于精神上的，还是属于物质上的，都是文化史研究题中必有之义。所以，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野，中国近代学术史应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基本依托。
（转载自《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责任编辑孙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