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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俊义先生与清史研究

黄爱平
王俊义先生，1937年生于河南省封丘县，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本科，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后转入本校清史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之职。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荣誉退休。
先生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之研究，主要着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 （合着）、《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着）、《清代学术探研录》等，并主编或参与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百卷本）①等10余部学术论着。1989年应邀至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讲学，1998年应邀到台湾暨南大学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等课程，2002年应邀到菲律宾马尼拉主讲清史专题。期间还多次赴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先后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自1991年参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3年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
笔者于1982年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教授和王俊义先生两位导师，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深受教益，毕业后有幸留所任教，又多得先生提携。以笔者多年对先生的追随和了解，深感先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虽然一直未能摆脱各种行政事务，一段时期还担任出版社总编之职，但先生始终以推进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为职志，不仅在自己人生最可宝贵的青壮年时期，全身心投入到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发展工作中，而且在晚年退而不休，积极参与国家清史工程的各项工作。
长期操劳，为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不遗余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海内外知名的清史研究机构，但它的诞生和发展，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为当年最年轻的创业元老之一，王俊义先生不仅直接参与了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工作，而且亲身见证了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早在建国初期．中央领导就多次提议纂修清史。这是因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古代社会的终结，也是近现代社会的开端，不仅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而且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与今天的现实社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鉴古知今，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议纂修清史，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找明史专家吴晗谈话，要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编纂清史。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动议未能付诸实施。1965年，清史纂修再次提上日程。当年10月，周总理委托周扬召开中宣部部长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委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为此，专门组成了以人大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着手筹备建所事宜。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骤然袭来，建立专门清史研究机构的计划又一次化为泡影。
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仍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下，但正义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学术的希望正在悄然复苏。原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就上书中央，希望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清史编纂工作，以实现1950年代以来国家领导人数次提出，又数次因故搁浅的编纂清史的愿望。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得以建立，郭影秋校长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人民大学已被撤销，原人大的教职员工或安排到其他单位，或下放江西“五七”干校。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以人大原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再由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原任教于哲学系的王俊义先生，即在此时由郭校长和着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推荐，从江西干校回京，参与清史研究小组的工作。
创业伊始，备尝艰辛。清史研究小组初时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既无办公地点，又无研究条件，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然而，有希望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清史研究小组的所有人员，都迸发出了高昂的工作热情。作为当时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先生在分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同时，还兼任办公室工作。在争取到人大“铁一号”即原段祺瑞执政府院内的办公用房之后，为改善办公条件，先生又想方设法装上了电话，保证了研究小组对外联络等工作的正常开展。日常工作之外，对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机构而言，图书资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原中国历史教研室本有10万册左右的图书，但因人大被撤销，这些图书都被拨到首都图书馆。如何使这批图书完璧归赵，以供研究之需，就成为当务之急。先生先是找到市领导反映情况，继而又联系首都图书馆。不料馆长不同意，托辞说书已全部打乱分到该馆各个阅览室及库房，无法归还。实际上这些图书当时就存放在人大“铁一号”书库里，不仅未被打乱，甚至尚未运走。当先生私下了解到这一情况时，真是高兴万分。他再次向市领导恳切陈词，说明这些图书的具体情况以及清史研究小组面临的困难，终于得到领导的首肯，将10万册图书资料如数拨回。清史研究小组能够在“文革”后期就开展初步的业务工作，从事《清史编年》、《简明清史》等集体项目的研究和撰写，这些图书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文革”劫难终于过去，中国大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也在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随着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培养人才、制定研究计划、开辟研究阵地等关乎清史研究所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也相继提上了议事日程。为尽快培养清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当年清史所即开始招收研究生，先生参与了出题、考试、录取的全过程。后来又担任研究生班主任，包括课程安排、理论学习，乃至日常生活管理等一应事务，基本上都是在所里的总体安排下，由他具体执行的。当时，先生家里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家庭负担很重，同时承担所里许多杂事，还有个人的研究任务。但他仍然尽可能抽出时间，真诚地关心、爱护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文革”的原因，当年的研究生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不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学习以外，学生的家里有什么问题，甚至夫妻闹矛盾，先生都热心帮助解泱。还亲自带着他们外出实习，走访名家学者、兄弟院校，帮助他们开阔眼界。正是在先生的热诚关心和严格管理下，这批研究生迅速成长起来，不仅成为其后清史研究的骨干力量，而且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这些当年的研究生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远在大洋彼岸，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与先生相聚，逢年过节，也都不忘电话问候。而笔者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六年时间里，更是得到了先生多方面的指导和关爱。无论是思想上的引导，抑或学业上的点拨，还是生活上的帮助，都无微不至，呵护有加。多年来，先生就是这样，甘为人梯，为培养人才、提携后进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经过长期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双肩挑的历练，先生由当时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协助学术带头人戴逸教授，思考清史所的长远发展，制订清史研究的整体规划。鉴于当时撰写大型清史的条件尚不成熟，遂决定先进行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的研究，同时编纂各种资料。《清史编年》、《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等重要着述的撰写，《清代农民战争史料》、《天地会档案资料选编》、《清代矿业史料》等档案资料的编纂，都是在清史所建所初期，先后开展起来的。先生或直接参与研究，或协助组织策划，为清史所学术品牌的树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辟研究阵地，方便大家发表研究成果，先生又协助所里组织《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知识丛书》、《清史研究集》等丛书和论集，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办《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改为循史研究》）。这样，从专门性的研究着作，到普及性的知识读物，从长篇论文到短篇资讯，都有了发表的园地，极大地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开展。先生还大力推进清史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海外诸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如美国的恒安石、何炳棣、魏克曼、黄宗智、盖博坚、艾尔曼，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狭间直树等，都先后来访或与清史所建立学术联系，海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纺纷到清史所来学习进修。而先生也与清史所的学术领军人物戴逸、王思治教授等先后应邀到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或访问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清史所的研究生也多有出国交流深造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由此成为最早进行对外学术交流的专门机构，极大地扩大了在海外的学术影响。而先生也由副所长到所长，与清史研究所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勇于探索，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从进入清史研究小组的那一天起，先生就与清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清代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基础十分薄弱。为开展工作，以为将来编写大型清史做准备，郭校长与戴逸教授商量，决定采取集体攻关，分工合作的方式，先做资料长编《清史编年》，积累研究基础，并撰写《简明清史》，梳理清史脉络。考虑到此前曾在哲学系任教的背景，先生因被分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参与《简明清史》的撰写。由于还在“文革”后期，经常有政治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运动，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先生因此不得不写一些指定的评论、批判文章，以掩护已经开展的清史研究项目。再加上先生当时兼任办公室工作，杂事繁多，往往白天忙办公事务，晚上才有点时间看书写东西，家里住房很挤，常常是把孩子哄睡了，再到阅览室读书，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在那段非常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顶着各种政治干扰，牺牲休息时间，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先后推出，清史研究所也由此成为大陆清史研究的领军机构。特别是由戴逸主编，大家分工撰写的《简明清史》，被推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部系统梳理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发展脉络的着作，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材、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多种奖项。其中有关嘉道时期社会思潮的内容，就是由先生执笔撰写的。
多年来，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地从事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创获颇多，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
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突破禁区，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首要特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恢复正常，冲破思想禁锢，强调实事求是，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有不少长期流行的成说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诸如，乾嘉考据学派是反映清代学术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和流派，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从晚清到民国，特别是1949年以来．在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中，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成因与评价存在不少偏颇片面之见，或把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或对乾嘉学派一味苛求，甚至全盘否定。有鉴于此，先生于1980年代先后发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等文，在学术界率先提出分析乾嘉学派的成因，不能仅从清代推行文字狱着眼，而应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综合考察。先生则明确指出，乾嘉考据学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对中华传统典籍进行了总结性整理，对研究和保存古籍有重大贡献。乾嘉考据学运用的“实事求是”、“广搜博证”的研究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并大大推动了中华学术文化的研究。这些观点的提出，对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1990年代初，先生又集中发表《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等颇有分量的论文，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其二，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为后人阅读、利用丰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其三，乾嘉学派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在充分肯定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同时，先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历史局限和弊端：一是“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研究考证的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二是其“观察和恩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繁琐”；三是“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②。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在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先生明确提出，要客观评价乾嘉学派的成就、局限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必须消除“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 “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以及“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政治倾向影响到对乾嘉学派评价形成的极左成见”③。这些研究，进一步破除了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思想禁锢和历史成见，有裨学术界以客观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研治清代学术和乾嘉学派，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长于理论分析，善于总体把握，是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特色。在考察清代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之关联，分析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基础上，先生强烈地感觉到：“每个时期学术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反映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阶段，都与其所在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思想文化，“首先要把握思想文化的发展逻辑与历史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表的《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论》、《20世纪清代学术研究之回顾》筹文，集中代表了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思考。学界一般把1644年清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这两百多年的历史称为清前中期史，因其时间长，跨度大，又进而划分为三个阶段，大体对应17、18、19三个世纪。先生在宏观把握清代前中期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将学术思想文化置于不同阶段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结合其内在的逻辑依据，梳理出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认为：从1644年清朝入关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这一阶段清朝统治在政治上由战乱到统一，在经济上由凋零衰败到逐渐复苏，思想文化则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景象。“天崩地解”的社会变革对思想界产生极大的冲击，西学的传入开阔了知识界的视野，学人士子反思明亡的历史教训，抨击封建专制，批判空谈误国的理学，倡导学术经世，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之后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出现，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文化，促使学术进入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形成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清朝统治由盛转衰，阶级矛盾尖锐，而西方资本主义日益向海外扩张，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社会政治形势的惫剧变化之下，思想文化也发生巨大的转折，长于训诂考证的考据学走向衰落，便于阐发微言大义又比较适宜论证社会变革的今文经学勃然兴起，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抨击各种社会弊端，提出社会改革方案，“直接开启了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④。而各个阶段的学术思想，又分别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对此，先生总结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与发展”；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其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⑤。对20世纪以来的清代学术研究状况，先生也高屋建瓴地做了总结性的回顾，并就如何推进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如对乾嘉学派内部派别划分的探讨，对19世纪前期学术思潮变化的研究，先生也都颇有创造性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既反映出先生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也为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考证辨析，善于见微知着，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清代学术文化发达，学者众多，流派纷呈，载籍宏富，领域宽广，成就辉煌。先生十分重视对清代学术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力图通过对某一学者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的探讨，揭示其学术宗旨、思想倾向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诸如对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胡渭、杭世骏、龚自珍、魏源、姚莹、张际亮、谭嗣同等着名思想家、学者，先生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对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先生也以严谨的考证和细致的辨祈，还其本来面目。诸如对嘉道时期“宣南诗社”问题的考辨，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关宣南诗社的记载，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魏应麒的《林文忠公年谱》。该谱在道光十年（1830）条下记载说，是年正月，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张维屏等人“结宣南诗社，互相酬唱”。其后着名史学家范文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着，采用了这一说法，并进而将宣南诗社的活动视为此后林则徐、黄爵滋等人发起禁烟活动，龚自珍、魏源等人发动维新思潮的思想基础。自此而后，有关中国近代史、文学史以及林则徐研究的论着，乃至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均以此为依据，甚而进一步加以推阐，宣南诗社被认为是由林则徐于道光十年发起组织，有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着名士人参加，具有政治改革主张的进步团体，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和其后维新思想的先驱。对此，先生先后发表《龚自珍、魏源“参加宣南诗社说”辨正》、《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关于“宣南诗社”的考辨》等文，通过爬梳当年参与者的文集、年谱、笔记、诗话、碑传等资料，从诗社的名称、成立时间，到组织成员、活动内容及其性质地位等，逐一详加辨析，明确考证出宣南诗社成立于嘉庆九年（1804），在道光十年之前已经寥落；林则馀参加诗社活动的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至二十五年（1820）四月之间；龚自珍、魏源、黄爵滋诸人并非诗社成员；宣南诗社实质上是当年一些文职京官为吟诗作赋、消闲雅集而发起成立的一个结社组织，并非抵抗派乃至维新思想的先驱。⑥其资料之详赡，考证之绵密，结论之确凿，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看法，而且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谨认真治学的榜样。
在对清代学术重要事件和代表性学者的个案研究中，先生还尤为擅长以小窥大，见微知着，由个别到一般，从中发掘出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而给人以深刻的理论启示。诸如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着名的考据学者，与王鸣盛、赵翼并列为考史三大家。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其在史学研究、史籍考证方面的成就，将其视为乾嘉学者“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甚至一度被当作只钻故纸堆的典型予以否定批判。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即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等文，依据钱大昕的文集、笔记、史着以及同时代学者的相关着述等文献资料，详晰还原了钱大昕的生平经历和主要行迹，论述了其学术宗旨、治学态度，分析了其在经学、史学、天算、音韵以及金石方面的突出成就，尤为深入地探讨了钱大昕主张“明体以致用”的治学思想，并从总结历史经验、提倡君主纳谏、抨击横征暴敛、揭露吏治腐败、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等方面，说明钱大昕“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鉴于学界长期以来对乾嘉学者研究和评价上存在的偏颇，先生明确提出，对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应综合其一生的主要活动与事迹，并看其在历史上产生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尤应将其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加以具体分析；“不能以为乾嘉学者不具备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的思想及其表现形式，就否认他们有自己的思想”⑦。
又如钱谦益，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学者，被推为“一代文宗”，在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他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早年在明末政坛上阿附阉党，后在明亡清兴的历史遽变中入仕清廷，其后又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去世之后百余年还因此招致乾隆帝的指责挞伐，不仅非其人，而且毁其书，致使其人其学湮没不彰，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先生则在《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 -文中，具体分析了钱谦益荣辱浮沉、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论述了其思想主张以及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肯定了钱氏在提倡经世致用、抨击俗学流弊、复兴汉代经学、推动史学发展等方面对清初学术转变所起到的引领风气的作用。
襟怀垣荡，正直敢言，勇于开展学术争论，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第四个特色。艾尔曼教授是美国着名的汉学家，其有关清代学术研究的着作，如《从理学到朴学一一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等，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反响。由于学术兴趣相近，先生与艾尔曼教授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学术探讨甚至争论。艾尔曼教授在研究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时，曾经提出：“庄存与与和砷的对立对他的经学研究是一种推动”，“今文经学的崛起，是士大夫们为消除危害儒家政治文化的和砷之害努力的一部分”，“庄存与与和砷的斗争使我们能够理解常州今文经学兴起的政治内涵”⑧。简言之，即认为常州今文经学的先驱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缘起于与当时权臣和砷的对立。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因撰《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砷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一文，对艾尔曼教授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文章依据大量史实，论证了庄存与同和砷之间不存在对立的主客观条件，不可能形成矛盾和斗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主要目的还在于为乾隆帝乾纲独断的大一统思想作论证。通过对该问题的具体论证，先生还进而提出，“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既要勇于吸收，又要善于吸收，切忌不加分析，盲目引用”⑨。这些主张，针对大陆当前学术界的某些现状有感而发，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先生不仅对海外学者的观点勇于提出不同看法，对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也敢于发表批评意见。陈祖武教授是当今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知名学者，其《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儒学术拾零》、《乾嘉学派研究>等着述先后出版，在国内学术界颇有影响。先生与陈祖武教授治学领域相同，彼此关系也非常密切。但先生更愿做陈祖武教授的“诤友”，当他读到陈教授领衔主撰的《乾嘉学派研究》，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时，即撰《（乾嘉学派研究）评议》一文，公开指出该书诸多章节抄录其旧作，缺乏应有的研究和创新，在内容结构上存在缺漏之处，在文字、标点方面也有讹误硬伤。先生认为，“正常健康的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进学术事业发展所必需的”，并引学术前辈陈垣先生“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一语，表明自己“愿作陈祖武之诤友”的心迹。⑩由此不难看出，先生意欲步武大师前哲，开展批评争论，以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
关注研究进展，扶持学术新人，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五个特色。先生始终认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样，新陈代谢，不断前进。”⑪因此，先生十分关注清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极大的热诚扶持新人，奖掖后学。漆永祥是当今学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有影响的学者，其《乾嘉考据学研究》，是他早年踏入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当年，漆永祥提交这篇博士论文时，先生不仅应其导师孙钦善教授之邀，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提出中肯的评阅意见，而且还热情推荐出版，并为之撰写序言，高度肯定该书“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研究乾嘉考据学的第一部论着”⑫。司马朝军是当今学界“四库学”、文献学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文献辨伪学研究》等，都是颇有分量的学术专着。2005年，当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付梓之际，因慕先生学术人品，特请先生赐序。先生“一喜四库学的研究后继有人，又喜司马君此着在学术上的突破成就”，遂在通读全部书稿的基础上，对其长处、特色以及突破创新之处，逐一加以揭示点评，还特别就作者“锐意进取．坦陈己见”⑬，在书中对前贤时哲的不同观点乃至失误之处勇于争鸣、补正、批评的做法，予以了高度赞赏。其他如杨东梁《左宗棠评传》、孔祥吉《晚清史探微》、佟大群《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包括笔者《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乃至台湾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知名学者及其着作，如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学术思想之转变》等，先生也都从相互交流切磋的角度，或写书评，或撰序言，既不遗余力地推举奖掖，又诚恳地与之黾勉共进。
老而弥坚，为清史研究和清史纂修工程贡献力量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鉴于清代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为实现几代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纂修清史的愿望，2002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启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以戴逸教授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决定集中全国乃至海外的清史研究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着。国家修史，百年难遇。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作为当年清史研究小组的创业元老之一，先生的心里格外激动。他受聘参加编委会下属之出版组工作，参与出版组员责的各种图书的出版事务。迄今，与清史纂修工程相关的《清史研究丛刊》、《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以及《编译丛刊》等各种图书，已先后出版100余种，3000余册，总计字数达10亿字以上。特别是其中的《档案丛刊》和《文献丛刊》，整理收录清代档案、官书、方志、文集、笔记、书信、契约文书、未刊手稿等重要资料，既为清史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又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图书资料的出版，都或多或少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为宣传清史纂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扩大国家修史工程的影响，同时便于更多的读者了解有关信息，充分利用清史工程的出版成果，先生还受编委会委托，具体负责已出版各种图书资料的评论工作。他多方联系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对清史工程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和出版的主要图书资料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并撰写评论文章。而先生自己也身体力行，先后撰写《晚清历史的见证和缩影——（恽毓鼎澄斋日记）评介》等评论文章多篇。其后，先生又在清史编委会和《社会科学战线》两单位领导的支持下，具体组织评介文章的汇编工作，将诸多已经发表的各种书评文章加以搜集编排，汇总为《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一书，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认为，让清史工程的出版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学术界，同时也让学术界和全社会都更多地了解并关注国家清史工程，这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纂修工作的开展，清史工程进入到最后阶段，工作重点也随之转入书稿的审读和修改。先生又受戴逸教授之托，进入通纪组，承担《清史•通纪》各卷书稿的通读和审改工作。由于通纪是新修《清史》的核心组成部分，地位十分重要，质量要求也尤为严格。先生本着圆梦国家清史工程的强烈使命感和高度责任感，兢兢业业、严谨认真地从事通纪各部书稿的通读审改工作，从书稿的内容观点、结构体例，到史料运用、文字表述，乃至标点符号，都仔细审核，严格把关，尽可能发现并解决问题。有时，为求证一个观点，核实一段文字，还阅读大量相关论着，查找原始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疑误之处。先生的审读工作也因此得到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的高度称赞，认为他“做得细微、认真、用力、非常好，对提高稿件质量有很大帮助”。并指示将先生的审读报告印发编委会下属各组“供审改专家参阅”，而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又给先生以极大的动力，他决心“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为提高清史纂修的质量，力所能及地尽心尽力”⑭。
从当年调入清史研究小组，转到清史研究领域开始，先生就认准，清史研究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因而始终咬住不放，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砣砣地看书写东西。甚至在退休之后，仍然不辞辛苦地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2002年，先生将自己多年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全书收录论文34篇，据其内容与时序，分为《总论篇》、《清初篇》、《乾嘉篇》、《晚清篇》和《评论篇》五大部分，达43万余言。戴逸教授亲自为之作序，认为该书“研究的时间跨度很长，上自清初，中经乾嘉，下迄晚清，说明作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实贯穿有清一代”，推崇“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涵盖面广，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阐发”，堪称“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方面的力作”⑮。清史专家孟昭信教授也撰写书评，指出：“《清代学术探研录》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奉献给读者，实际它已经形成清代学术思想史新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力作。”⑯这些看法和评论，可以说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先生在清代学术思熄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
近来，先生在全力投入清史编纂工作的同时，又开始着手整理自己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重中之重就是有关清代学术思想文化以及清史方面的论着。对先生来说，这既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既是回顾过去的一个总结，又是展望未来的一个开端。尽管先生年事已高，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诚如先生自言：“《清史》编纂工程总有完成之日，但是清史研究却没有终结，而从事清史研究则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读清史着作，研究清史问题，以圆个人美好的清史之梦！”⑰
注释：
①百卷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10余卷。
②王俊义：《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
③王俊义：《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④王俊义：《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载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
⑤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年第4期。
⑥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考辨》，载《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⑦王俊义：《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⑧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78页。
⑨王俊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⑩王俊义：《（乾嘉学派研究）评议》，《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21日。
⑪王俊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序》，载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⑫王俊义：《乾嘉考据学研究序》，载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⑬王俊义：《一部扎实厚重、突破创新的四库学前沿之作》，载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卷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⑭王俊义：《退而未休，坚持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编《同心共筑中国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⑮戴逸：《（清代学术探研录）序言》，载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⑯孟昭信：《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成果——读（清代学术探研录）》，《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⑰王俊义：《退而未休，坚持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编《同心共筑中国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清史。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