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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而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就是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刘铭传与台绅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一面，相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场景，探讨影响合作的各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说明利益的调适，才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
一、改善官绅关系的举措
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说：“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1]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说：“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2]
陈志让与巴斯蒂的士绅定义虽略有差别，但其指向与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清代台湾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其主要成分是科举文人、军功人员、在籍官员及有政治背景的地主豪商。在清代台湾官方档案与刘铭传的奏议中，对他们就有绅士、绅民、绅商、富绅、绅董、劣绅、正绅等称谓。他们拥有知识、功名、官职与财富，既是社会精英，又是民众领袖，承担着以儒家义理转移士习民风，以实力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双重任务，成为清政府统治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员都能得到本地士绅阶层的合作。个人威望、领导能力及能否取信于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刘铭传是淮军名将，到台湾后，接连取得抗法保台、台湾建省与台湾现代化等一系列成就，他的威望与能力是无可怀疑的。当时，台北府城无合适的住房，刘铭传只得暂住淡水县署。其时城内尽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3]刘铭传又常亲临抗法与抚番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短衣草笠，栉风沐雨，与将士同甘苦。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也是无可怀疑的。刘铭传十分关注保护台绅的利益，尊重台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也是他能与大多数台绅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
彰化阿雾罩林氏是台湾有名的大族。戴潮春起义时，林奠国率乡勇拒战，以功授知府，赏戴花翎，死后诰授朝义大夫，追赠奉政大夫。林奠国侄林文察为清军名将，官至署福建陆路提督，1864年战死后被赠太子少保，谥刚愍。林文察弟林文明积战功升任清军副将。1870年，有人告林文明霸占田产。知县凌定国奉巡道黎兆棠之命会审，即就县府大堂将林文明杀死。林文明母四次上京控告，为子伸冤，迁延13年，终以90高龄，死于福州。中法战争时，林奠国子林文钦募集义勇500人，自备武器粮饷，助清军守台南。林文察子林朝栋、林文明子林朝昌也自备资财，募勇500人，助守台北，屡立战功。经刘铭传保举，上谕“郎中林朝栋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4]。林朝昌升任守备。
林朝栋、林朝昌禀告刘铭传，愿放弃各自官职，为林文明平反昭雪。刘铭传家居时，即闻台湾林文明冤案，又询访台湾绅士林维源、陈霞林、潘成清等人。诸人均称林文明被控，多属虚诬，被杀尤为奇惨。于是，刘铭传上奏，称“台湾诬告之风本盛，地方官不究反坐，富家巨室，时以自危。林文明秉性粗豪，诚不能循循绳墨。然其前此控案，则半由伊兄林文察剿办叛贼戴万生，敛怨乡党，遂为仇家所诬。前任督臣访闻失实，疑为势豪，遂饬台湾镇道便宜从事。林文明被杀之日，实系衣冠至县庭投质，众目共瞻，其非露刃登堂，率党拒捕，无烦重办。……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林文察死难之忠勇，林朝栋数月战守之勤劳，准将林文明开复花翎副将之原官，俾全台士民，咸知朝廷予夺之公明，不独林朝栋兄弟感戴鸿慈，涕泣效命已也”[5]。但清政府以林文明一案，业经奏结为辞，拒绝复查与平反昭雪。
1890年，台湾各属绅士中书施士浩、主事蔡寿星、道员林维源及举人、贡生等75人联名上书，追述林文察的功绩，称“绅等追怀旧德，历久弥新。兹当台湾分省之初，佥愿鸠资就省城捐建专祠，恳奏列入祀典，春秋由官致祭”[6]。10月12日，刘铭传上奏：“臣察林文察懋着勋劳，见危授命，仰邀赠恤，备极优隆。上年恭逢归政盛典，复蒙赐祭，具见圣恩眷注，迥越寻常。当其督兵渡台，剿除逆乱，全台弭定，功绩昭彰。该绅士等追感旧恩，情词恳挚，应恳天恩，俯念林文察功在桑梓，准于本籍台湾省城建立专祠，由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荩而顺舆情。”清政府批准了刘铭传的建议，在台湾省城为林文察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为林文明昭雪，为林文察建祠，是刘铭传对台湾士绅忠君爱国传统的肯定，对团结台湾士绅和稳定台湾大局有积极影响。
中法战争时，台湾航运不通，从大陆运兵运饷十分困难。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劝谕台湾富户绅商捐资募勇。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即说：“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刘铭传当联络绅董，因地劝捐，如军械缺乏，即中国军器也可应急。台地巨族多养私丁，可急召头人，重赏募用。”[7]刘铭传接旨，即饬台湾各道府厅县妥为劝办，不得勒索苛派，以失人心。宜兰县令王家驹派令富绅周家芳捐洋8000元。而周家芳当基隆法人猖獗之时，不避艰险，自愿捐募土勇200人，自备口粮4个月，开赴前敌助官军作战，共需饷银6000元外，复认补交捐洋2000元。宜兰县令王家驹仍勒令捐洋8000元，并拘押周家芳之兄周家祥。刘铭传批令释放周家祥，周家芳只需补交2000元即可。王家驹拒不奉命。于是，刘铭传上奏清廷弹劾：“该县办捐所派本地贡生杨德英帮同办理，诸多不公，各捐户或因狥情而减，或因私贿而除，并未一律照章办理。查宜兰县王家驹奉办捐事，宜如何劝谕乐输，乃听任劣绅任意增减。且据委员访查，该令谓周家芳捐勇助剿基隆，非剿宜兰，本县所捐勇饷，不准抵销，仍令勒交八千元之款。奉批后，仍行抗押周家祥不放，实系刚愎任情，意图勒索，应请旨将宜兰县知县王家驹即行革职，以肃官方。”[8]
为了给捐款士绅以更多实惠，刘铭传电奏清廷，“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9]。清廷令户部速议具奏。户部要求“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不准以钱文军械米谷折算”[10]。台绅则以政府要价过高，观望不前，进而要求官价打折。于是，刘铭传上奏，代台绅“仰恳天恩，俯念台饷万分紧迫，台地民力拮据，非内地寻常捐输可比，敕部详加核议，于定例十成数内减四、五成，以广招徕”[11]。
捐纳，可以缓解军费困难。捐纳，也是一种调动台绅参加抗法保台战争的政治动员手段。许多台绅献出了金钱，收获了各种官职官衔，包括实官、翎支、虚衔、封典等项。台绅的社会地位提高，人数增加，其势力也随之而得到扩张。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通过书院与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当地的知识精英。二百年间，科举文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在历次社会动乱中，台湾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终是站在清政府一边，成了保持岛内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兼提督学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科举功名，由提督武职转巡抚文职，已是罕见的特例，再以巡抚而兼任学政，更是奇迹。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令台湾的士绅阶层满意的教育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成长期。
刘铭传充实调整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官署，新建成或改建英才书院（1886年）、篷壶书院（1886年）、宏文书院（1889年），又于1890年上奏，请增加台湾学额。其奏折说：“臣查台湾自隶版图，涵濡圣泽二百余年，土地日增，人文日盛，各属应试之童，多至逾千，少亦数百。三府属粤童，数以加增，不少于内地大中等学。以前台南府属所定学额，尚不悬殊，台北府属，额已过少。台中蔚萃人文，冠于南北，且台湾府县为省会首学，尤与外府县不同。彰化、嘉义、新竹三县，辖地虽分，幅员犹广。自清丈后，赋额增加，统计全台溢出数倍。现当分省伊始，供赋既清，学校鼓励人才，不能不亟为筹议。”[12]刘铭传特别指出台湾文风日盛，人口、钱粮增加，都是增加学额的有力理由。依据刘铭传的建议，台湾秀才的录取由1889年的128名增加到208名，贡生名额也相应增加。
清代学政主持的考试有两种，岁试与科试，刘铭传将两试经费增加到1.2万元，台南、台北两府各6000元。新设台湾府，于1891年分棚开考，也给6000元。台湾秀才去福州参加乡试，例由海东书院发给旅费，建省后有轮船往来，改发船票。台湾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也发给40元到100元的旅费，使贫困的士子不致因无路费缺考。
1889年，刘铭传主持了台南、台北两府岁试，4000文童、600武童参加。考试前，有人怀疑，武将主持，能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刘铭传严守考场规则，一扫往届考试钻营舞弊的积习。结果，录取者大都为公众认可的优秀人才，持怀疑论者欣然敬佩。
科举与书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能培养忠于政府的知识精英，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刘铭传认为科举人才缺少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政、管理新式企业的能力，对台湾的国防建设、经济开发用处有限，应该引进西学，开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1886年，电报学堂设立。1887年，设立西学堂。两校虽小，但却是台湾新型社会精英成长的摇篮，其意义非同小可。
终上所述，刘铭传治台七年，能与台湾士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其威望、领导能力与个人人格魅力外，维护士绅的经济利益，尊重士绅的社会地位，执行能使士绅阶层势力壮大的文化教育政策，均使他赢得了绝大多数台湾士绅的信任，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动员台绅参加抗法战争
刘铭传与台绅的合作，始于抗法保台之役。其时，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动员台绅捐饷募勇助战，除前述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又有10月24日的上谕：“基隆要地，断不容法人久据，叠饬李鸿章等援济，恐海道梗阻，势难速达，惟有就地设法。台湾米银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亟应收为我用。洋兵最患夜战，若以团勇助兵，分作十余起，日夜搅敌，乘其困乏，并力击之，当可取胜。台北林姓曾集团助战，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成功后奏请蠲钱粮。均即遍行晓谕，总期兵民合一，力复要区，以纾廑记。”[13]
10月31日的上谕说：“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住居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皆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着刘铭传婉辞劝勉，以大义感动，勿得勤派。”[14]
淡水枋桥林氏为台湾巨富，其先林平侯以经商致富，捐资为同知，任职浔州、来宾、桂林，至署柳州知府。家居后倡乡里和睦，调和分类械斗，修淡水文庙及海东书院。林平侯有子五人。三子国华有子维让、维源、维德。维让1859年钦赐举人，因助官军平戴万生之乱，捐助军饷2万两，授三品衔。维让生母郑氏捐银20万两，赈济山西灾荒，获钦赐匾额“积善余庆”。维源捐纳内阁中书，1877年，捐台湾海防经费50万元。其母钟氏为河南、山西捐赈2万两，奉旨嘉奖，追赠三代一品，钦赐“尚义可风”匾额。1879年，维源督办大甲溪工，授四品卿衔。
林维源多次捐助巨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许其永不派捐。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令其总办台北团练，刘铭传又奉旨劝其捐助军饷。林维源激于民族大义，慨然认捐20万元，先交10万，明年6月一律交清。仍先捐米3000石，折价计银，暂支兵食。这是中法战争期间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于是，刘铭传欣然为其请奖：“当臣八月间基隆退兵，沪尾开仗，军情岌岌，饷项一空，实已朝不谋夕，屡请刘寿铿商劝捐助。维源深明大义，允捐二十万元，并先缴十万元以济急需。在该绅屡捐巨款，家计原不如前，今以全台危迫，隔海筹挪，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迹其原廪，委实无虚，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该绅前于光绪三年捐款，已蒙恩赏卿衔，此次需用京职之处，臣未敢擅行拟请，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台湾饷绌兵危之际，该绅急公报效之忱，特予破格恩施，以昭激劝。并可否将求免续捐之处，一体加恩曲允，用示衿全。”[15]1885年1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福建台湾绅士三品卿衔候选道林维源，前有旨令其总办台北团练事宜。该员深知大义，于军情要紧之时接济军需，为数甚巨，深堪嘉尚。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16]战后刘铭传募善后经费，林维源又捐50万元。清政府以林维源为内阁学士。[17]
台湾士绅踊跃捐输者还大有人在。据刘铭传报告，台湾县知县沈受谦首先劝捐，报捐银一万两，嗣后各县陆续筹捐。除淡水借用银票20万两，未办捐输，其余台、凤、嘉、彰、新、宜六县，共筹捐洋54万元。全台合捐洋六、七十万元。地方善后经费，全台已捐洋50余万元，合之淡水一县可捐20万元，共洋70余万元，于善后不无裨助。[18]
出钱而外，许多台绅募集义勇，有的维持后方社会秩序，有的开赴前线作战。战功最为卓着的义勇首领是林朝栋。 林朝栋是台湾名将林文察之子，其人生长将家，急公好义，自备粮饷，募勇500人，助守基隆。刘铭传大喜，急拨军械，命其率部驻防狮球岭、暖暖六堵等地。武举王廷理与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东、周家芳等台绅皆自动捐资募勇，参加基隆山区的阻击战。自1884年10月到1885年3月，约4000名台湾义勇与清军并肩作战，将数千法军困在基隆山区。法军伤亡惨重，无力在台湾开辟新的战场。此外，张李成率领的台湾义勇在沪尾大捷中战功卓着，绅士郎中林汝梅募勇协守新竹，台湾民众积极支持清军与义勇在前线的战斗，均是台湾保卫战取胜的重要因素。
台湾义勇及民众英勇杀敌的史实在国外文献里也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法国人卡诺着《法军侵台始末》里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人的数目必定很多。他们的服装和武器都很完备，似乎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正像在其余各地一样，他们有着大量军需品。此外，他们有着全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并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而我们一边则没有一个居民，我们所去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空虚。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着人民，我们可以说这即是在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这些人都被中国官吏教得狂热起来。”[19]
刘铭传充分肯定台绅义勇的战绩，多次为他们报功请奖，其1884年12月3日的奏折说：“林朝栋为殉难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荩之裔，久孚物望。今复自筹资饷，带勇五百人，经臣派驻暖暖，统帅各团土勇，甫临大敌，即能督战有功，实属忠义勇敢。其余武举王廷理、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乐等，皆捐资募勇，数月来苦守血战，竟挫敌锋。亟应奏请恩施，以昭激劝。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拟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补员外郎苏树森，拟请赏加四品顶戴。余俟查明奏奖，以励绅民。”[20]
中法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正义之战。刘铭传依靠台绅，调动全台人力物力资源，渡过了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与台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合作建省与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三、台绅与台湾建省及经济开发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台湾建省，刘铭传荣膺首任巡抚，负责实施建省的各项规划。与建省同时，刘铭传以远大的眼光与非凡的胆略，开山抚番，查田清赋，筑铁路，架电线，购轮船，办工厂，兴学校，引导台湾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与台绅的合作关系，在建省与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建省与经济开发，受到台湾同胞的衷心拥护。特别是作为群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参加了有关建省与经济开发的各项活动，其卓越贡献已为举世公认。
刘铭传说台湾“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21]。即是说：占全省面积大部分的番地尚是政府政令难以到达的地区。如果不将番地纳入府厅县制的管辖之下，全省的行政统一难以实现，建省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果任令汉番隔离的状态持续下去，番族继续处于同现代文明隔绝的落后状态，汉番冲突就难以缓和。1874年日本侵台，就强调“生番化外”，极力否认番地早归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因此，抚番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政。连雅堂先生说：“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22]
1886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自兼抚垦大臣，请着名台绅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大臣。[23]在抚垦总局下设八个局，18个分局。许多熟悉番民语言及生活习惯的台绅参与各地抚垦事务。
参加抚番的台绅与军政官员深入山区，对薙发归顺的番社宣传朝廷威德，赏以礼品，对番社首领发给六、七品功牌。医生为番民治病，教读、教耕人员教给番民文化生产与生活知识，在台北与各县设番学堂，教给番童汉字、汉语及诗文。对不服从招抚的番社，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林朝栋率领义勇两营，深入内山开路70余里。他还与清军配合，多次对番社动武，得赏二品顶戴。刘铭传说：“台湾办理剿抚叛番，大小百余战，员弁兵勇不下两万人，时逾五年。”[24]有大批番民及清军官兵伤亡，“结果是好几十万亩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种，互相残杀的情形得以防止，同时文化传播到最难以进入的山谷居民中”[25]。
1888年12月17日，刘铭传上奏，盛赞林维源办理台北抚垦的成绩：自1886年以来，垦地“七万余亩，业经淡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赋。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其次皆山高土瘠，报垦綦难。查全台生番，全行归化，仅剩新竹内山数社，仍自负隅。……惟抚番必资开垦，否则莫由化其榛狉。化番久与民居交易婚姻，乃知人世衣食伦常之乐，其嗜杀之性自将默化潜移。现在中路暨后山一带，旷土尚多，亟须招垦。非有勤实大员督率，实济良难。林维源笃实忠勤，感激图报，台北已征成效，自当推广全台。拟恳天恩饬派帮办全台抚垦事务，不独臣得资指臂之助，实于全台治化裨益无疆。”清廷批准刘铭传的建议，命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务。[26]
查田清赋是刘铭传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重要举措。建省前，台湾的土地占有关系紊乱，土地开垦面积比清初增加数十倍，征收的田赋却不见增加。豪强占田却不纳赋，弱者纳赋却无田耕。国家税收，大部被豪强大户隐匿霸占。刘铭传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经清政府批准，台湾开始查田清赋。全台清赋由布政使衙门主持，设南北两个清赋总局，各厅县设分局。从内地调厅县佐杂30余人，分配各县。每县选派正绅数人参加清赋。先编查保甲，编写户口，就户问粮。第二步清丈田亩。第三步改赋。
刘铭传起初决意废止大租户，只认小租户为业主，对政府负责地租，由此直接触犯了以林维源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为了缓和矛盾，刘铭传指示“台北府县商同绅士，折中定议，就大租酌扣四成，贴业户完粮，余仍照纳。业户既免向隅之弊，更无亏累之虞。大租应完正供，无从推托。以故绅民鼓舞，上下翕然”[27]。就是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减四留六”之法。1890年1月，台湾清赋完成。全台入册的田数比清赋前增加了400多万亩，田赋正额增加491502两。清赋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范畴。人口普查，户口编定，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还为台湾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清赋完成，台湾士绅功不可没。他们熟悉当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及旧制弊端，在各级清赋局起参谋、倡导与配合功能。
邵友濂说：“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帮办抚垦，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28]
刘铭传的奏折同样高度评价林维源在台湾清赋中的杰出贡献：“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臣未便壅于上闻，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主鸿施。”[29]1888年8月25日奉上谕：“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30]1891年，晋太仆寺正卿。为清赋功成，刘铭传还为390余名有功人员请奖，其中包括林汝梅、潘成清等台湾绅士七、八十人。[31]
台湾铁路是刘铭传主持的大工程，投资巨大，如经理不当，会严重影响防务和经济发展。1887年，刘铭传奏请林维源主持铁路商务：“查内阁学士林维源端谨忠诚，久为商人钦信。自回籍帮办台北抚垦以来，不独抚垦一力办成，即清赋、抽厘，均资臂助。其于理财一道，心计尤精。如蒙朝廷主持，俯准台湾造路，可否仰恳天恩，饬令学士臣林维源督办铁路商务，仍兼办台湾抚垦事宜，凡遇铁路商务，准由该学士专折奏陈，以收实济。”[32]后来，因林维源忙于台北及宜兰新垦田园的清丈升科事务，难以兼顾铁路商务，经刘铭传奏报，免去其铁路商务督办一职。
林维源与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合资在台北修筑两条新式马路，即千秋街与建昌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很快便发展为台北的商贸中心。基隆港口建设、台湾煤矿整顿，都有林维源的参与。他家种有茶树近90万丛，为振兴台湾茶业贡献甚多。
林朝栋也应刘铭传聘请，主持伐木局，为台湾铁路提供枕木；办煤油局，试验开发台湾的石油资源；与蔡南生分别负责台北、台南樟脑专卖事业，打击洋商操纵的樟脑走私。林朝栋还经营垦务，辟田树木，于干溪万斗六之山中种有大片茶树。
在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台湾士绅活跃的身影，如组织团练、土勇维持社会治安，捐款修建城池、坛庙、道路、桥梁，为铁路、轮船、煤矿招商集股，为振兴台糖台茶出谋划策，参与樟脑、硫磺、鸦片、食盐专卖等。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刘铭传主持的台湾建省与经济开发就不可能取得令后人敬仰的成就。
四、“劣绅”质疑
以上所述，是与刘铭传合作的台绅，还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台绅。刘铭传将前者称为“正绅”，将后者称为“劣绅”。
1887年，彰化县绅士蔡德芳、郑茂松、吴朝阳、吴恩波、黄玉书、黄炳奎、庄士勋、刘凤翔、郑景奇、吴鸿宾、吴德功等22人上书，附彰化旧城来龙去脉图说一纸，建议在鹿港建设省会城市。刘铭传大不以为然，认为“鹿港濒海，地势低下，水口沙浅，不能泊船。该绅士蔡德芳等忽请建立省城，非为控制全台起见，特为本地贸易起色耳。统论全台局势，岂有弃中、南、北、前、后三千里地方，独重鹿港一镇之理！如以鹿港旁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敌，何以福建省城不立于长门，江苏省城不立于吴淞？查该绅士等始议建省必就彰化县城，继又禀在大墩地方，现又禀请于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随意指陈，直视台湾地方只有鹿港一镇最重，台湾绅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属荒谬！省城形势，有关全台气运，必须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如择定处所或有凶砂恶水，来龙不真，或山水阴阳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绅士知堪舆者一一指驳。查大墩地方襟山带海，控制南北，实天造省会之基，本经岑宫保勘定建城，复经本爵部院上年亲往察看，堪建省城。所有蔡德芳等禀请建省鹿港为私忘公，应毋庸议。”[33]蔡德芳等22名彰化绅士请建省会于鹿港，刘铭传认为应建省会于大墩，实属不同政见之争，一时难定谁对谁错。就事实而言，台湾省会最终定于台北，刘铭传的设计并没有实现。但我们从他的批驳中不难看出一股强辞夺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之气。一年后，刘铭传与彰化绅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这就是施九缎之变。
查田清赋会伤损到一部分占有大片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这是社会进步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刘铭传对这部分士绅晓以大义，与予以让步，使矛盾得以缓和。但是，一些官员作风粗暴，急于求成，引起一些地方士绅的不满，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借查田之机，利用职权盘剥业主，更激化了矛盾。彰化知县李嘉棠“性情刚愎，不洽舆情，且丈田不公，任听委员需索，因失民心”[34]。1888年10月，施九缎在当地部分豪绅支持下，纠集数千人围攻县城，大书“官激民变”，要求收毁丈单。起义群众击毙前来镇压的清军提督朱焕明。刘铭传调动林朝栋三营，总兵窦如田铭军三营，都司郑有勤隘勇五百、台湾道唐景崧土勇一营，并飞调澎湖镇总兵吴宏洛、台湾镇总兵万国本、福宁镇总兵曹志忠，各率所部支持，才将一场变乱镇压下去。
彰化绅士在施九缎起事时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部分士绅支持施九缎，如浸水庄总理王焕、鹿港绅士施家珍、施藻修。鹿港商人为施九缎捐饷，未半日而得5000两，分发民军。 另一部分士绅支持清军，如林朝栋在台北闻警驰救，击败起义军，立解城围。进士施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召募团练，协助清军捉拿民军首领。
事变初起，大部分士绅持观望态度。李嘉棠赴鹿港，遇起事民众阻击，鹿港绅士施家珍等营救动作迟缓，嘉棠几遭不测。县城被围后，李嘉棠檄召各堡绅董，每堡集壮丁二百赴县城增援，而各堡绅董皆迟疑观望，无人赴援。彰化解围后，李嘉棠以各路援兵至，倡攻二十四庄。幕客凌云、教谕周长庚、中军叶永辉坚决反对。贡生吴德功派生员陈捷华、王赞成、白一声、白玉音连夜冒险出城，前往二十四庄，劝谕绅董速入城领旗，免被官军攻剿。 10月19日，刘铭传派布政使沉应奎、台东直隶州知州吴本杰到彰化，查究激变原因。鹿港绅士蔡德芳、黄玉书并各堡绅董纷纷揭发李嘉棠种种倒行逆施。李嘉棠怀恨在心，请澎湖镇总兵吴宏洛进攻鹿港。沉应奎知民冤，电禀刘铭传制止。刘铭传先将李嘉棠撤职查办，以朱公纯代之；发安民告示宣布只惩办为首者数人，胁从不问；设保安局，以绅士蔡德芳、吴景韩、吴鸿宾、刘凤翔、吴德功处理善后事宜。
刘铭传依靠彰化绅士平息了施九缎起事，奏请清廷为候选道林朝栋赏穿黄马褂。在籍郎中进士蔡占鳌帮同官军解散三十六庄民军，并将同族蔡芳送官惩办。刘铭传以蔡占鳌不避嫌怨，尚义急公，奏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李启东孝友素着，品学俱成，临乱倡团，地方得以安谧，于台湾民气，尤为难得。观其效忠守正，保卫乡闾，实堪为地方表率，其劳绩不下于军功，奏请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徐德钦独诱王焕至牛栏庄，报知营县会同拿获。刘铭传说：“查台绅多通匪类，互相党援，已成风气。徐德钦独能不避怨仇，诱拿匪类，应请一并优叙，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35] 对同情或暗中支持施九缎的绅士则加以惩处。刘铭传电拘教谕周长庚，提解鹿港游击郑荣、进士蔡德芳、生员施家珍、施藻修、吴景韩等，到巡抚行辕集讯。周长庚已请假赴京会试，即通电福州、上海等处捕之。施家珍、施藻修以徇隐庇匪斥革功名。1888年，浸水庄总理王焕被捕杀。[36]
从省会选址到施九缎之变，折射出刘铭传与彰化士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拥护查田清赋的林朝栋、蔡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固然是正绅，站在施九缎一边支持民众反抗贪官污吏的浸水庄总理王焕和施家珍、施藻修也是正绅，只有那些与贪官污吏及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盘剥渔肉人民的士绅才是劣绅。可惜刘铭传毕竟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才错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正绅称为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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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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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序》第1页。
[2]见巴斯蒂为《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写的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99页。
[3]刘铭传：《台北建造衙署庙宇动用地价银两立案析》，《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第290页。
[4]《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1961页。
[5]刘铭传：《奏雪林文明冤杀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84-385页。
[6]刘铭传：《请建林文察专祠折》，《刘壮肃公奏议》第295-296页。
[7]《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二日。
[8]刘铭传：《宜兰县勒捐革职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33-334页。
[9]《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年十月十八日。
[10]《光绪朝东华录》总1849页。
[11]刘铭传：《台捐减成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34-335页。
[12]刘铭传：《增设府县请定学额折》，《刘壮肃公奏议》第301-302页。
[13]《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815页。
[14]《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824页。
[15]刘铭传：《林维源允捐巨款请奖京秩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37页。
[16]《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884-1885页。
[17]《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960页。
[18]刘铭传：《遵筹全台捐款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32-333页。
[19]转引自胥端甫着《刘铭传抗法保台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201-202页。
[20]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三。
[21]刘铭传：《台湾暂难改省折》，《刘壮肃公奏议》第155页。
[22]连横：《台湾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23]《清德宗实录》，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24]《台南府行知上谕兵部议奏台湾巡抚刘铭传请奖励办理剿抚叛番武职得力人员》，《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第213页。
[25]《1882-1891年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台湾经济史六集，第112页。
[26]刘铭传：《奏请林维源帮办全台抚垦事务片》，《刘壮肃公奏议》第406页。
[27]刘铭传：《覆陈抚番清赋情形折》，《刘壮肃公奏议》第153页。
[28]《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473页。
[29]刘铭传：《陈报台湾启征新赋日期请奖各员绅折》，《刘壮肃公奏议》第313-314页。
[30]《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474页。
[31]刘铭传：《台湾清赋全功告竣再将请奖详细开单折》，《刘壮肃公奏议》第325页。
[32]刘铭传：《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刘壮肃公奏议》第272页。
[33]《台湾府行知巡抚刘铭传批驳彰化县绅士蔡德芳等请建省会鹿港议》，《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一册），第102-104页。
[34]刘铭传:《彰匪围城劫馆派兵剿平折》，《刘壮肃公奏议》第405页。
[35]刘铭传：《奏保绅士片》，《刘壮肃公奏议》第408-409页。
[36]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612-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