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区域史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论为中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社会史、区域史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论为中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社会史、区域史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论为中心

一、绪论
我是国立台湾师範大学民国五十四年最后一届史地系的毕业生，读的是地理组，专业地理学；但近二十年来，主要研究的领域是台湾历史地理。按照我的理解，历史学是一门依据时间的维度，综合性地研究历史现象的学科；而地理学，则是一门依据空间的维度，整合性地探讨地表现象的学科。历史学和地理学，两者的研究切入点固然有异，但追求综合或整合现象的研究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并无差别。因此，在我长期寻找和探索地理学「理想型」整合模式的过程中，历史学一直是我的一等亲，最亲密的盟友。来自历史学研究的启发，不仅让我经常可以从研究困境找到出路，而重现了研究生机；同时也使我深深体会到，跨学科的视野或保持学科边界的开放性，是获得研究上活水源头的重要途径。
今天我有幸受邀，以「社会史、区域史和地域社会」为题，向各位报告我研究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一些想法，主要就是想以这一段跨学科的思考和实践经验为重点。然而我必须指出，我的目的不在全面地探讨这些研究领域或概念的学术发展过程，只是想藉由它们所蕴含的一些重要观点、视角和方法，来审视我从事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所採取的路径，以作为自我反省，以及和学术界朋友交换研究心得的基础。既然是在自己的研究脉络内诠释这些理念，我的报告或许会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选择性。这些意料中的缺失，必须请各位包容和原谅。
二、新社会史：人民生活的全部历史
近二十年来，我研究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的最终目的，是在揭露历史上，特别是清代台湾社会的性质。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研究旨趣，和新社会史追求的总体目标是相当一致的。因此，我不能不时时注意，并学习社会史家-特别是大陆和台湾两地社会史家的研究动态和成果。
根据我的了解，在历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年鉴学派社会史的出现，之所以能象徵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理由不是历史学在固有的领域内，又发现了一块未经精耕细耘的荒地或一门未受充份重视的分支学科，而是它揭示了一种新观点，以及在新观点的映照下，产生了新的领域、对象、问题、方法、内容等。换言之，就是一种新史学或新社会史。
这种历史研究的新观点，指的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看全部的历史」；而「社会」的含义，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科学各学科全部的研究对象。因此，新社会史也是一种全面和整体的历史。
新社会史的全面性，固然导致其定义模糊、边界开放，但却促使研究者必须不断跨越学科的领域，广泛吸收来自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所累积的知识、概念和方法；同时，在传统史学所重视的文献工作之外，也必须另闢途径，特别是田野调查，以获得新的研究资料。
新社会史的整体性，则旨在强调「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由许多要素部份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实证研究上，必须重视各种现象和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网络。
新社会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其实具有密切的内在相关性。作为一种全面性的新社会史，其研究範围，几乎等同于全部历史。这种历史研究，在操作上，有可能沦为无所不包、支离破碎的结果。因此，为了匡正此一潜藏的研究倾向，追求整体性，乃成为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为了避免研究的碎化，需要寻找具有整合性的概念工具，以资联繫人民生活的各种重要组成部分；而构成整体的历史，也就成为社会史研究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许多新社会史家，事实上都体会到社会史研究的此一必要性。例如，杜正胜在〈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中，除详细为社会史规划了「三类、十二目」的研究对象外，并指出研究社会人群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人群利用资源的方法，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情境，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所企盼的人生意义，以及安顿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手段」。最后则提出一个贯通这些问题的概念，即「生活礼俗」，用以说明某一社会与文化的特质。
正如杜正胜的努力一样，远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地理学家，为了釐清人文地理学(时称人地学)的研究範围和原则，也曾从人民的维生活动(时称人生活动)入手，建构一个以房屋、聚落、道路、农耕、畜牧、渔猎、伐木、开矿等为研究对象的所谓「三纲、六目」理论架构。在此一理论架构下，除了强调人文地理研究的重点在人生活动和相互关係外，并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以资联繫各种人生活动的重要部分，而使人文地理的研究，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
上面的回顾极为简陋，但我的目的只是想指出一点：以人民各种层面的生活为对象，标榜整体性的研究，不论是现在的新社会史，或过去的人文地理，都需要仰赖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如「生活礼俗」或「生活方式」，作为扣连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桥樑，以呈现和诠释社会的性质和特色。缺乏了这个整合性的概念，不论是个人的研究或学科的内容，恐将难以避免走向零碎化。
三、区域史：人民生活的空间性
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一如新社会史，区域史同样企图全面、整体地掌握人民生活的全部历史；不同的只是，区域史明白宣示是通过「区域」这种方法和方法论来落实其研究目的。由于新社会史和区域史的基本研究旨趣相同，因此，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年鉴学派史学或新社会史的「总体史」目标的实现，大多体现在区域史的研究成就上。若就中国史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晚期，一些主导中国新社会史发展方向的重要着作和概念，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系统」、黄宗智的「过密化模式」、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路」或秦晖的「关中模式」等，大多立足于「区域」所获的成果。那么，区域史在历史研究中，究竟具有哪些方法论上的独特性，而成就其在学术研究上无可取代的地位？
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表面看法相当简单。即依据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为指标，而将地表空间划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区或区域，然后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联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动的人口、经济、交通、聚落、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探讨，就是一般所说的区域史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地理学中区域传统，从整体的角度探讨当代各种现象的方法。二十世纪初期，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就主张：「先从分析一小区域入手，综合小区域研究而成一州一山的地誌(区域地理)，再综合一州一山的地誌而成一国的地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像法国或美国那么複杂的大自然区域，面积广大，景象複杂，要在这些区域中，一看便找出确切的地理事实，那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只有先就一小区域内，作缜密的研究，然后才能识别和估定自然和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係。」
白吕纳对区域研究的看法，到了二十世纪晚期，仍旧可以在中国提倡区域史研究的学者中，看到类似的反映。例如万灵说：「中国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变异幅度很大，要对整个中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就必须精细地剖析这些地域性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利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细密而又轮廓分明的画面。」换言之，「分区研究是为了更细緻、更具体地认识整个中国。」而常建华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区域社会史)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另外，叶显思也指出：「(中国)各地人文社会情况，由于历史上开发的先后，以及人口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括全国历史的总体。」
因此，基于「区分是为了综合」、「局部是为了整体」、「小区域研究是为了大区域的整合」的理念，区域或区域史研究被视为不具独立存在的学术研究价值，进而将其定位为从属或附庸于整体的「局部史」、「地方史」。这种对区域史所作的解读，就我看来，如果不是误解，也至少是有欠周全的。
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区域史解读或探讨历史的途径，基本上是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时空座标上，也就是将历史现象放回它产生的区域(空间)脉络中加以审视，并经由掌握该区域範围内历史现象的历时性、共时性纵横交织而成的各种具体关係，再逐步细緻、深入的探讨相互扣连的历史现象，与问题的形成过程、机制和意义。
通过区域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脉络下所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和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彙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应该具有性质上的差异。例如，从清代台湾各地彙集民变和分籍械斗资料，按时间序列排比所作的综合性研究，得到的可能结论是：「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台湾历史社会相。然而，如果将这些民变和械斗拆散，分别放回各自发生的区域，而在具体的区域脉络下整体审视这些历史材料，看到的可能是民变和械斗另一种不同的历史意义和面貌。
区域史的研究途径，不但使田野调查成为可能，跨学科交流成为必要，而且资料的种类和来源也大为拓广。区域史的实证研究者，大多能够体会这种研究途径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中的独特性。研究中国明清史的所谓「华南学派」，其重要成员的亲身体验就值得引证。刘志伟说：「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细緻地、反复地琢磨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历史的感悟。人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如果没有对于空间历史的认识，我们解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条单纯的时间线索。」郑振满接着说：「为了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我们就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它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联繫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而陈春声除了指出：「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係，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以及「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複杂社会关係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更感性地说：「置身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踏勘史迹，採访耆老，尽量挣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
要言之，就我看来，区域史的研究，与其说是以区域本身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如视为一条逼近历史现象或问题的进路。毕竟历史是複数、多元、重层的，区域史和其他历史研究的进路，各自呈现不同角度的历史面貌；它们之间，可以互补，可以并存，但却是不易杂糅，也难于整合。通过区域史的研究进路，可以探寻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同样也可以凸显特殊性、独特性；究竟走向何方，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研究设计和现世关怀。据此而言，区域史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逻辑，与其他进路的历史研究相比，没有主从、高低、优劣之分，有的只是针对研究旨趣、目的，应用是否恰当的问题而已。
四、地域社会：人民生活的整合性概念
从社会史的观点出发，通过区域史的研究进路，企图整体掌握社会性质或人民生活而展开的历史研究，主要有宗族社会、民俗社会、民间社会、周边社会、地方社会、区域社会、基层社会和地域社会等领域。这些揭示不同切入点或观点的综合性概念，以「地域社会」的研究最具体系性，同时也形成具有共同倾向的研究潮流，而被概括总称为「地域社会论」。对于崛起于一九八○年代的这一股「地域社会论」研究潮流，已有不少历史学者作过不同角度的研究史讨论，于此不再赘述。我只想针对和自己研究相关的「地域社会」概念略作说明，同时交待我引用此一概念作为研究清代区域历史地理之理论基础的主要考量。
作为一般意义的「地域社会」一词，或许很早就有日本学者使用。例如，至迟在一九六○年代左右，日本地理学者藤冈谦二郎，就曾使用「地域社会」一词，以明示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旨趣。但就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而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由森正夫在日本中津川市举行的中国史专题讨论会上，首次从研究方法论的立场，阐明「地域社会」的研究观点和课题。依据森正夫的看法，所谓地域社会，是人们为了掌握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而设定的用语之一。此一用语，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具有两种不同的概念：其一，作为实体概念的地域社会，係指拥有一定具体地理领域的社会；其二，作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会，係指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场)，即广义上的再生产的「场所」。
然而，森正夫所谓「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场)」，并非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地域社会观点的特徵，着眼于包括意识领域的统一、认同，亦即统合的契机、构造，同时掌握地域的『场』的实体。」「地域社会论」对于「地域社会」所持的这种方法论立场，其实蕴含了两个重要的思路：其一，地域社会是各种关係的运作「场所」，通过「地域社会」这个概念，可以整合各种社会关係；其二，地域社会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并非固定在一个具体的地理领域，而是以人际关係的网络和共同的认知体系为界限。因此，地域社会的空间範围是流动的，是一个从内部发展、柔软可变的框架。
基于对「地域社会」的这一层理解，我认为值得将「地域社会」引进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作为替代性的整合工具概念。这个决定，其实是在我多年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地理学区域传统的发展状况，以及思考自己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的目的所获得的结果。下面仅就后者，略谈我的学思历程。
五、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我的学思历程
我以台湾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始于民国六十七年。那一年我四十岁。我曾经受过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洗礼，因此，那时满怀「法则、模式、统计、电脑程式」的热情，并且自不量力的期望能为台湾的地理学研究带来一番新气象。
民国七十年(1981)，我开始在寒、暑假带领学生到彰化平原进行田野考察，企图为正式展开的专题研究，预作準备。先后持续三、四年的田野经验，却让我深深体会到脑海中的那些「法则、模式、统计、电脑程式」，不足于理解平原上所见多重属性的地理景观。不断反省的结果发现，癥结在于我对蕴含在地理景观背后悠久的历史过程和深厚的历史意义，缺乏系统性的理解。弥补之道，除了自修台湾史一途外，似无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从台北街头各处旧书摊蒐购而来的三百多种、六百多册「台湾文献丛刊」，就成为我授课之余，日夜「苦读」自修台湾史的惟一材料。历经二、三年，从苦到乐，从陌生到熟习，脑海中也逐渐浮出一个前所未见的台湾-清代的台湾。
(一)原乡论
阅读和整理这一批珍贵的台湾史料，虽然未能让我贯彻研究彰化平原的初衷，却「种瓜得豆」地于民国七十六年(1987)完成一本《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的小书。这一本小书，主要是得自地理学人地传统的启发；基本上，是依据「生活方式是人类与环境长期交互作用下的产物」之理念，而试图为「清代来台的汉人如何选择生活场所」的问题，提供答案。学界的朋友，对书中蕴含的一些论点，则概括简称为「原乡论」。对我而言，撰写「原乡论」的收穫之一是：隐约看到清代台湾的多岛性格。
(二)国家剥削论
民国七十七年(1988)，我因缘际会而得以重返田野，这一次调查的是台湾北部的竹堑地区(桃、竹、苗)，重点是研究清代的聚落。然而，却在桃园县八德乡无意间亲眼目睹有模有样的土牛沟。作为一项久被遗忘的古蹟，土牛沟并不起眼；但是，对我而言，土牛沟的存在，却牵动我重新思考空间界线(地理疆界)的人文和社会意义。并在此后十年间，以这一条空间界线所联结的各种现象为对象，展开一系列研究，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清代来台的汉人如何取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学界的朋友，对我这个时期所发表的一些论点，则概括称为「国家剥削论」。
受益于地理学空间传统对空间意义的多重诠释，让我能够从空间界线的人文社会意义切入，而发展出「国家剥削论」的观点。在这一段不算短的研究过程中，我不但清楚看到清代台湾的多岛性，同时更加肯定以探讨区域性为研究趋向的区域地理传统，值得引进台湾历史地理研究，并进一步发展其研究的方法论。
(三)地域社会论
民国八十年代初期，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渐告结束。我一方面为了想更全面的了解台湾岛内各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而不断更换研究地区(岸里地域、兰阳平原、屏东平原、花东纵谷)；另一方面也不断思索足以用来凸显区域性的分析概念。
民国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我参加由国史馆主办的「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係：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会中日本明清史学者森正夫发表〈明清时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之论文。在此之前，我看过「地域社会」这个词语，也明确知道日文的「地域」其含义几乎等同于中文的「区域」，同时在论文里我也曾使用「地域」一词；但是，对于「地域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却一直缺乏敏感性。由于正值积极探索和热切期盼建立研究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的方法论，至聆听森正夫的报告时，才突然意识到经由「地域社会」的概念，或许可以体现区域的独特性，从而成为探讨地方感与地方认同的理论基础。
有了这番领悟之后，我除了蒐集和阅读日本明清史学者研究「地域社会」的具体成果，以了解其学术发展脉络外，也开始在论文中使用「地域社会」一词，用以标示我的研究旨趣在于回答另一个核心问题：「清代来台的汉人如何在一定的地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那么，我如何思考和实践以「地域社会」作于研究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的方法论呢？
六、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地域社会：一个整合性研究模式的实践
对于清代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我有下面的基本看法：
清朝统治台湾长达二百十二年，在这段期间，台湾西部汉人的社会发展，基本上係以台湾府城为起点，逐步向南北扩散；同时，在每一个由重要溪流区隔而成的地理区内，大致也从沿海向山区扩张。此一历史事实，显示岛内各地汉人社会建立的时空脉络并不相同，而每一个地区在汉人社会建立时，所面临的国家治边策略，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特性，亦有差异。因此，即使从理论上而言，血缘和地缘仍旧是清代汉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原理；但是，两者的发展和互动关係，却可能随汉人社会所处的具体时空情境，而有错综複杂的运作方式，从而在各地塑造出极具特色的社会型态。这些在清代特殊时空情境下建立起来的汉人社会，仅依赖普遍化的概念和原则，显然难以掌握和理解其实态。基于此一看法，我认为有必要寻找或建构一个蕴含整体性和区域性意义的概念，以揭露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多样性。
地理学家的区域地理研究，向来强调区域(地域)是各种自然、人文现象的整合体。因此，区域地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建构具有整合现象功能的概念，以掌握区域的整体性，并突显其特殊性、独特性，或所谓「区域个性」、「区域特色」等。换言之，就是寻找一个足于阐明区域分化或分异所形成之多样性的整合性概念。
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下，西方地理学家先后提出：「文化景观」、「生活方式」、「区域差异」等作为整合区域现象的工具概念。然而，这些综合性概念都是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人地关係构成地理学研究主流时先后建构而成的。因此，区域地理或人文地理研究的重点，大多在探索人与地、或人与环境的多重关係，而多少忽略人与人的关係在区域的创造和经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选择日本「中国明清史」学者所提出的「地域社会」作为替代性研究概念，除了日文的「地域」和中文的「区域」在语意或概念上相通外，更重要的还是企图将人与地、人与人所构成的诸种关係，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上共冶一炉，以揭示历史上台湾各区域社会的多样性。
民国八十九年发生921大地震，我中断花东纵谷的研究，重返中北部内山，进入灾区之一的罩兰访问。在那个清代詹姓佔人口一半以上的社会，我目睹了自然破坏的威力，看到了人群生存的毅力，同时也感受到那个边区社会的「独特个性」。这个社会遂吸引我正式尝试以「地域社会」的概念为基础，着手内山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此以后直到现在，我仍旧持续在探索这个地区的多样性，并企盼透过内山的研究，能够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较为完整的「地域社会」论述。那么，我如何在实证研究上落实体现这一份心愿呢？
(一)为什么是内山？
清代台湾北部的内山，是指土牛番界以东的浅山地带，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设立熟番养赡埔地后形成的新番界以东的所谓「隘垦户拓垦区」，更是内山的典型地区(图一)。我重返这个地区，并以其作为我学术生涯可能是最后一个深入田野调查的区域，除了内山景色优美、民风淳朴，每次田野调查都有如出门旅游，为自己带来无比喜悦的心情外，更重要的是，内山是清朝在淡水厅内最晚开发的地区，也是一个必须设隘才能开垦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光绪十二年(1886)，先后创立三十余个垦区。这些垦区具有四个共通特性：其一，範围大小不一，但都拥有明确的空间界限；其二，位居河流中上游，地形崎岖丛杂；其三，地处边区，邻接生番生活领域，是族群冲突最为激烈的前沿；其四，入垦的汉人，绝大部份属于来自粤东和闽西的客家民系。
清代台湾北部内山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可以让我以垦区作为研究的空间範围(对应地域社会的实体概念)，从发生学的角度切入，逐步追溯客家社会各种人与地、人与人关係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从这个垦区(地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国家的作为、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整合的机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对应地域社会的方法论立场)。
(二)研究上的操作模式
为了依据上述的想法，探讨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地域社会，我从文献和田野工作所获得的资料，归纳出四组客家汉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视的事物(或价值观)。其一，维生领域：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拓垦和经营，从而建立包括拓垦集团、垦户、隘首、垦佃和耕佃在内的各种社会经济关係；具体代表此一领域的文化景观是田园和山林。其二，信仰领域：祈求平安的神明崇拜，经由组织神明会、祭拜福德神、地域神等神灵所建立的各种社会关係；具体反映此一领域的文化景观是庙宇。其三，宗族领域：实现慎终追远的祖先祭祀，经由家户、家族设立蒸尝，同姓同宗或同姓不同宗组织祖公会、同姓尝等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係；具体呈现此一领域的文化景观是家屋、家祠和墓园等。其四，亲戚领域：实现传宗接代、繁衍子孙的愿望，经由嫁娶、过房、招婿招夫、养子养女等途径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係；具体呈现的文化景观是家屋和聚落。
由此四组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物延伸而成的各种社会关係，可以再合併成两大类：即由前二组结合而成的地缘关係，以及由后两组联繫而成的血缘关係。当然，地缘和血缘关係亦非独立存在，而是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往往交织而成一个複杂的社会网络。同样地，地域社会网络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并非封闭固着于一定的地理领域内，它不断受到外在于地域社会-一方面来自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厅，另一方面来自环境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双重干扰和制约，而调整其内部的社会网络，或联结其他地域社会而扩展其空间範围。
基于上述对清代台湾北部内山地域社会内部网络和外部制约的设想，我建立一个研究上的操作模式(图二、三)，以作为进一步文献工作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以及检验和论证的依据。
(三)拓垦集团的类型化
上述研究模式所展示的地域社会，是一个各种社会关係运作的综合体。对于这个综合体的研究，我基本上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从获得生活资源的土地开垦切入，而后逐步追溯地域社会的发展历程。採取这样的研究进路，是基于我对内山地域社会之整合机制的一种设想：即属于维生领域的拓垦集团，在土地拓垦和土地经营过程中，同时左右了地域社会其他领域诸种社会关係的发展，而成为形塑地域社会多样性的源头。换言之，成立于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区的垦区，其设立的背景、面临的国家和环境的情境并不相同，各种拓垦集团的组合和运作方式，亦随之而有所差异；而在不同组合和运作下的拓垦集团，为了维持垦区内的社会秩序，其动用在地资源、拓展社会网络，以及凝聚社会成员向心力等方面的做法，也会出现差异。要言之，拓垦集团的能动性是解明地域社会多样性的首要课题。
为了验证上述的想法，我进一步按照垦户、隘首和垦佃的身份关係，将清代北台内山各垦区的拓垦集团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独立型
在拓垦集团中，垦户(隘首)和垦佃分别由不同的成员所组成，并在拓垦过程中分别扮演不同的功能。採取这种组织型态的拓垦集团，往往会因利害冲突，导致垦户、垦佃对立相抗，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秩序，造成重大的影响。
2.合股型
在拓垦集团中，垦户(隘首)和垦佃由同样的成员所组成。众人集资合股请垦时，身份为垦户；但垦成分地各管后，身份又成为垦佃。由兼有垦户和垦佃两种身份的成员所组成的拓垦集团，内部产生的凝聚力较强；成员间发生的摩擦、冲突，可藉由公议而获得合理解决。所以，採用这种组织型态的拓垦集团，对地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
3.混合型
拓垦集团在垦区内的不同区域，有的採用合股型组织，有的则设立独立型；或在漫长的拓垦过程中，有时採用合股型，有时则依赖独立型，这两种情形皆可称为混合型。混合型的拓垦组织，对地域社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则视两者的比重而定。
这三种拓垦集团的基本类型，一方面成为我自清代北台内山挑选垦区、深入研究的依据；另一方面，也让我能够以拓垦集团的能动性为立足点，逐一串连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关係，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连性的整体，并藉此阐明地域社会的多样性。
柒、结论
从社会史、区域史、区域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到地域社会，一路说来，我想表明的主要有下列三点：
第一，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各有学术发展脉络，但却拥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整体性的综合。综合不是分门别类、无所不包的拼合，而是有机性的整合。因此，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须要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概念，同时也不能缺乏一个足于通达各层面现象的立足点。清代北台的内山研究，引用「地域社会」和「拓垦集团」就是分别要阐明这一层方法论的意义。
第二，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各有宣称的研究重点和目的，但是如果愿意放弃领域立场，开放边界，或许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法国现代地理学的开山祖师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维达尔‧德‧拉‧白兰士；1845-1918)，原出身于历史学，而后转向地理研究，而奠定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年鉴学派新史学的创始者费弗尔(Lucian 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都是白兰士的学生，也是同时代杰出的地理学者，只是后来他们转向历史研究，并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以致人们逐渐遗忘他们曾经拥有的地理学家身份。即使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6)，仍旧可以在他的着作里清楚的看到地理学的骨架，甚至血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研究领域其实有着同源共祖的一面。
第三，我引用日本「中国明清史」学者提出的「地域社会」作为整合性的概念，固然在为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可用的方法论，但同时也企图在社会史、区域史与区域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之间，架起一座跨学科的桥樑，以资峙立学科两岸的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即使不愿认祖归宗，至少也可以促进来往交流，互助互惠。通过清代北台内山的实证研究，我对这一座跨学科桥樑的阐释，或许不够完备，但我相信「地域社会」作为沟通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潜在功能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同时我也相信付出模糊学科边界的代价，以取得更为完整的人类知识，是一条值得追求的学术发展道路。
我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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