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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尚小明：清代幕府研究检讨
清代幕府研究检讨
尚小明
幕府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用人制度，大约肇端于战国前期，经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逐步确立。[1]此后一千余年，幕府制度随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亦历经盛衰。大体而言，由两汉(尤其是后汉)至唐末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疏松，幕府辟召兴盛，天下人才于正规的选拔途径外，出于幕府者尤为可观，故最为后世士夫文人所津津乐道。自宋始，中央集权程度逐步增强，宋元两代幕府辟召虽不乏其例，但受种种限制，至明代则辟署之例亦不复多见。[2]天下人才于科第之外，难得进身之阶，故后世士夫文人多有微词。
明亡清兴，存在两千余年的幕府制度于山重水复之际，忽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不仅辟幕之制“复兴”[3]，而且发展得非常之盛。士人游幕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学术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幕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与幕府相关的词语——如“绍兴师爷”——不胫而走，几近妇孺皆知。清代幕府因此成为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为民国以来中外史家颇为注目的研究领域，至今方兴未艾。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有“绍兴师爷研究会”之设。1920年，该研究会出版了董坚志所编《绍兴师爷》[4]一书。这是一本搜罗绍兴师爷折狱谋略与奇闻轶事的书。书的“弁言”称编着此书的目的在于“启发人之智慧，而洞烛奸佞者用心之毒”，则编者之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此书对绍兴师爷的内涵并无准确的把握，故采择不精，内容芜杂，虽有“研究”之名，而无研究之实。
对清代幕府真正进行研究，始于三十年代，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根据幕府研究中心地带的转移及研究内容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数十年的研究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 兴起时期：三十至四十年代。研究者在中国大陆。研究重点为曾国藩幕府及对清代幕府的宏观探讨上。
首先引发清代幕府研究的，是着名史学家张荫麟和他的弟子李鼎芳。他们共同撰写、并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6]的长文。文章在概述“中兴”名臣曾国藩幕府的情况后，重点论述了曾国藩在人格上、学术上以及洋务、外交、军事等方面对其幕府宾僚的影响，和曾国藩幕府宾僚对曾氏本人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曾氏幕府对晚清政治的影响。这是关于曾国藩幕府的第一篇研究性文章。李鼎芳后来以此文为主，又依据曾氏幕宾薛福成所撰《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所提供的线索，增补新的资料，编成《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7]一书。张、李二先生并没有将曾国藩幕府纳入清代幕府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去考察，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然而，他们开创了曾氏幕府和清代幕府研究的先河，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对曾国藩幕府研究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幕府的兴趣。此后，沈訒《幕府制的检讨》[8]、戴振辉《五代的游幕》[9]、刘樊《五代的幕府》[10]以及杜衡《中国历史上之幕职》[11]等文章相继发表。这些研究反过来又推动了学者们对清代幕府的研究。到了四十年代，全增佑率先发表了第一篇较为全面地论述清代幕府制度的文章——《清代幕僚制度论》[12]。数年后，张纯明亦发表了专论——《清代的幕制》[13]。全增佑从历代朝廷用人之制的变化及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运作入手，论述了清代幕友制度的形成、确立原因、幕友对主官的制衡作用，并对幕友中影响最大的“绍兴师爷”群体出现的原因作了探讨。他关于“幕友制度萌芽于明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初”的论断，为后来的幕府研究者普遍接受。他关于幕友制度的成因之一—“政与学脱节”的观点，也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与全增佑的论述角度不同，张纯明的文章在概述历代幕府制度之后，重点就清代“幕的性质”、“幕的种类”、“幕的流品”等，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从而使盛行有清二百六十余年，却长期充满神秘色彩的幕友制，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面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纯明就清代幕府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曾国藩的幕府是特殊的，也不能代表一般的督抚，我们研究幕制的真相，自然不能以特例为标准。幕制以州县为常规，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亦应以州县为主体。”全、张两先生的文章，堪称清代幕府研究的经典之作，为清代幕府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展开时期：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研究者主要在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美国。除继续就清代幕府进行宏观探讨外，研究重点已放在游幕活动的具体问题及游幕生活上。此外，对曾国藩幕府的研究仍受到重视，对李鸿章幕府，也开始了研究。
这一时期，最着名的研究者，当数台湾政治大学的缪全吉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代幕府的论文，并出版了《清代幕府人事制度》[14]一书，重点从官幕关系、幕席类别、游幕方式、游幕条件、幕才培养、幕馆要领、幕府生活诸方面，对幕友制作了论述，是首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幕府的专着。
日本和韩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从事幕友制的研究。日本的宫崎市定与藤冈次郎，分别就清代胥吏和幕友的关系问题作了探讨。[15]韩国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则在其所撰《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以乾隆朝前后为中心》[16]一文中，以较大篇幅，专门就幕友制的弊害问题作了考察，这是以往的幕府研究者不曾详细论及的。
在地方督抚幕府的研究方面，李鸿章幕府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王尔敏首先在其《淮军志》中专门就李鸿章幕府的组成、人才状况及影响等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探讨。书中整理出同治年间139位李鸿章幕府人物的活动情况表，是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17]接着，美国学者福尔瑟姆(Kenneth E. Folsom)出版了专着《朋友、宾客与同僚——晚清的幕府制度》。[18]重点对李鸿章幕府进行了研究。福勒瑟姆认为，十九世晚期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幕府制度的灵活性，为李鸿章提供了实现其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目标的机会。李鸿章在选择幕府人物时重视实际才干，他尝试依靠其幕府，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抵御西方的侵略。但是，由于幕府制度的非正式性、私人性和地方性，它无法处理全国性的事务，加之李鸿章本人并未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结果其尝试以失败而告终。随着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地位的下降，他的幕府也就瓦解了。福尔瑟姆的研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对晚清时期幕府制度本身的变化理解不深，对幕府概念内涵的理解比较模糊，因而未能从制度层面揭示晚清幕府制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进入七十年代后，另一位美国学者波特(Jonathan Porter)出版了专门研究曾国藩幕府的着作——《曾国藩的幕僚》[19]。波特认为，曾国藩幕府同传统幕府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将曾国藩幕府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他称之为“内幕”(InnerMu-Fu)，主要由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朋友、顾问组成，它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幕府的特征，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曾国藩的智囊团；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人才库”。曾国藩幕府的另一部分，波特称之为“外幕”(OutMu-Fu)，由曾国藩所建立的军事、钱粮等机构的人员组成。它源于传统幕府，但已非传统幕府所能包容，故波特将这些机构的人员称之为“幕僚”(Private Bureau cracy)。这些人主要由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组成，起着多方面的作用。波特对曾国藩幕府的研究，尤其是他将曾国藩幕府区分为“内幕”与“外幕”两个层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区分既考虑到了曾国藩幕府与传统幕府的渊源关系，又突出了晚清时期幕府制度的新变化，从而为全面、准确地研究和评价曾国藩幕府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曾国藩幕府研究的一个突破。当然，波特的研究也还有许多问题，如究竟何为“内幕”，何为“外幕”，哪些人属于内幕，哪些人属于外幕，以及内幕、外幕的关系、作用等等，仍需仔细、深入地研究。
三、进一步发展时期：八十年代迄今。研究者复集中于中国大陆。对清代幕府制度的宏观研究有所进展。曾国藩幕府与李鸿章幕府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对州县衙门幕友制度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首先在大陆重新开展清代幕府研究的，是郑天挺先生。他在八十年代初接连发表了《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两篇文章[20]，根据幕府职能、宾主关系、幕宾社会地位等的变化，第一次将清代幕府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太平天国起义前为第一阶段；太平天国起义至光绪中为第二阶段；光绪中至辛亥革命前为第三阶段。他还就以往研究较少的“幕客的来源”问题作了具体考察，指出十四个不同的方面，并进一步指出，新旧幕府与清末的地方疆吏以及此后的军阀割据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对地方大员幕府的研究,仍以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为主。朱东安撰《曾国藩幕府研究》[21]一书，将曾国藩所设的军政办事机构和粮饷筹办机构，均作为曾国藩幕府的组成部分，并从研究这些机构的设置、职能、实施方针、办理成效入手，进一步考察其中的办事人员及其活动。书中搜集整理了四百余名曾国藩幕府宾僚的活动资料，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曾国藩幕府创造了条件。除了朱东安的着作外，朱谐汉的《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22]，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作者分析了曾国藩幕府的特点及其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曾国藩幕府的“功业”：(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曾幕中的开明之士推动曾国藩充当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三)、曾氏幕府宾僚向上流动影响了晚清政局。关于李鸿章幕府，则有马昌华主编的《淮系人物列传》[23]，书中为李鸿章幕府的数十名主要宾僚列传，又另制《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搜集整理了数百名李鸿章幕府宾僚的活动资料。
这一时期，研究最多的是州县幕友。以“师爷”命名的着作接踵而出，有五种之多。[24]其中，以郭润涛的《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最为重要。这部着作是作者在完成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就清代幕业的成因、幕业的人材来源、幕业的特点、幕业的内容、幕业的学成、幕业的生活状况、幕业的道德规范、幕业的职业观念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对幕业群体“绍兴师爷”的情况作了考察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清代幕友制度的着作。其主要不足在于未能就“劣幕”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因而未能深刻反映幕友职业生活的全貌。
在研究幕友制的文章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有朱金甫的《论清代州县之幕友》[25]及吴爱明、夏宏图的《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26]等。朱文就清代幕友制盛行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与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员的集权行为有关。这种集权行为在中央体现为皇帝总是设法在正式的政府机构外，设立非正式的机构，选择亲信臣仆入内办事或充当智囊耳目。顺治朝内阁机构及其权力作用的几经变迁，康熙朝奏折制度的创行及个别南书房翰林参与谕旨的拟写和誊抄，雍正朝军机处的设立，都是君主集权行为逐步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在地方上，这种集权行为则表现为各级地方长官上行下效，纷纷在正式的行政机构及属官外，另组私人智囊及助手班底，以达到集权于长官个人的目的，这些私人智囊及助手班底，即以所延之幕友为主组成。文章认为州县幕友在协助主官处理公事及防止役吏过分损害百姓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吴、夏二人的文章，就地方衙门中从事文书工作的幕友的种类、职责，撰写公文的要求，以及幕友借文舞弊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是清代幕府研究的新课题，表明清代幕府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清代幕府研究状况，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掘整理了一些史料，为幕府研究的逐步展开创造了条件。象四十年代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六十年代的《淮军志》、七十年代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九十年代的《曾国藩幕府研究》及《淮系人物列传》，都是资料性很强的着作。(2)在幕友制的研究方面，象幕友制度产生的原因、基本特征等，都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同时基本厘清了幕友制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幕友的来源、幕席类别、官幕关系等。(3)对一些地方大幕，尤其是曾国藩幕府的研究逐步深入，对李鸿章幕府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第二、研究重点为州县幕友制及曾国藩等少数晚清地方大员幕府，而对清初至咸丰以前的督抚学政等大员幕府鲜少涉足。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州县幕友制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者视为清代幕制的“常规”，前引张纯明的话就很可以说明这点。而张纯明作为清代幕府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尤其是对台湾和大陆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张纯明之后，虽然对曾国藩幕府的研究继续进行，并发展到对李鸿章幕府的研究，但作出贡献的主要是美国学者，而不是大陆和台湾学者。后者的研究对象始终以州县幕友制为主，以“绍兴师爷”命名的着作不断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诚然，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事无巨细难易，无一不权舆州县”[27]，州县幕友作为牧令的佐冶人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然而，一味强调研究州县幕友，导致了对督抚学政等大员佐幕人员长期的冷落。研究者对清初至咸丰以前的地方大员幕府根本没有去做研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领域的存在。
第三、研究角度单一，主要从地方行政的角度来研究幕府制度。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源于研究者对清代幕府职能过于简单化的认识。研究者把幕府制度与地方行政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以下面两个命题为前提的：一、幕府的职能是协助地方官处理行政事务；二、幕府人员是协助地方官处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然而，这两个命题并不完全正确，它们只是揭示了清代幕府一个方面的重要职能而已。只要对清代各级官员佐幕人员的构成及其活动内容，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清代幕府实际上还有许多与地方行政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毫无关系的职能。这样，对清代幕府就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在清代幕府的各种职能当中，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一点，全增佑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在《清代幕僚制度论》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此为盛!”全增佑所言充满睿智，实为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全增佑本人并未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而在他之后的学者则群趋于刑钱幕友及晚清少数督抚幕府的研究，全氏所言并没有引起什么共鸣，更谈不上去做切实的研究了。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前中期的大部时间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统治者大力提倡学术文化事业，于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文事。或编书着书，或校梓群籍，或衡文取士，或日事翰墨，或以文会友，或诗酒唱和，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而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拥有较为有名的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此种现象直到晚清社会剧烈动荡之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竟无人专门研究，不能不说是莫大的缺憾!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整理、总结时期，清代学术文化成就辉煌。这一时期既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大型丛书或类书，又有《经籍纂诂》、《皇清经解》这样的皇皇巨编。至于私家着述，更是汗牛充栋。清代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早已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兴趣，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展开，学者们越来越感到了对清代学术文化进行全面清理的必要。有许许多多问题需要研究人员去解答。比如，清代学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撰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那些大型的或综合性的学术工程又是如何完成的?毫无疑问，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士人的社会生活，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而研究清代学人游幕，正是解答这些问题的一把非常有用的钥匙。
显然，研究清代学人游幕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既可以弥补清代幕府研究之不足，又可以将社会史和学术文化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
注释：
[1]史书所载战国前期魏文侯招致的“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或“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稷下先生，实即后世幕府人物的最初形象。同时或稍后的四公子所养之客，尤其是“上客”、“宾客”，也类似于后世的幕府人物。不过，“幕府”之名，在当时尚未产生，这个词首次见诸文献是在司马迁为战国后期赵国名将李牧所作传记中。当时它的本意是指古代将帅出征时在外所设的用以作为临时“府署”的“帐幕”、“营帐”等。(《史记·李牧传》)大约西汉时又用来指将帅本人。(《史记·李广传》)至东汉，“幕府”之义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用来指官员的府署(《后汉书·班固传》)，从而由一个只与古代军事活动相关的词，演化成一个与古代官僚机构(包括军事机构)紧密相连的词。而在这一演化的背后，则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的逐步建立，以及行政用人制度的逐步形成。幕府制度作为行政长官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自行辟召僚佐以补充正规官僚制度之不足或满足实际行政需要的一种人事制度，亦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2]关于中国古代幕府制度之变迁,可参阅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3月第1期）和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月第1期）两文。[3]严格地讲，辟幕的复兴在明后期就已露出端倪，入清以后渐盛，其原因可参阅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1944年2月第31、32期）[4]董坚志：《绍兴师爷》，上海新华书局1936年12月第一版。此书1920年曾以“绍兴师爷研究会”名义发行。[5]民国初年，曾有“绍兴师爷研究会”之设，并于1920年出版了董坚志所编《绍兴师爷》一书。不过，此书只是一本搜罗绍兴师爷折狱谋略与奇闻轶事的书。编者对绍兴师爷内涵的把握并不准确，故采择不精，内容芜杂，虽有“研究”之名，而无研究之实。[6]张荫麟、李鼎芳：《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大公报·史地周刊》63期，1935年5月24日。[7]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上海文通书局1947年11月第一版。[8]沈訒：《幕府制的检讨》，《国专月刊》1936年5月第3卷第4号。[9]戴振辉：《五代的游幕》，《大公报·史地周刊》107期，1936年10月16日。[10]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1937年3月第5卷第6期。[11]杜衡：《中国历史上之幕职》，《再生》1948年5月第216、217期。[12]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1944年2月第31、32期。[13]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1949年6月第9卷第2期。[14]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5月初版。[15]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1958年第16卷第4号；藤冈次郎：《清朝にお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のためのイ｜トニ》，《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第一部(B社会科学编)1961年第12卷第1号。[16]闵斗基：《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以乾隆朝前后为中心》（韩文），见闵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绅士层的思想与行动》，汉城，一潮阁，1983年2月重版。[17]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一版。此书有刘广京先生1967年所作序，知此书完成于六十年代。[18]KennethE.Folsom,“Friends,Guests,AndColleague——TheMu-FuSystemInTheLateChingPerio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AndLosAngeles,1968.[19]JonathanPorter,“TsengKuo-Fan'sPrivateBureaucracy”,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1972.。[20]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1月第6期；郑天挺：《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11月第6期。[21]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22]朱谐汉：《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历史档案》1994年5月第2期。[23]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第一版。[24]项文惠：《绍兴师爷》，南京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李乔：《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6月第一版；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25]朱金甫：《论清代州县之幕友》，《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26]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11月第4期。[27]汪辉祖：《梦痕录余》，嘉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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