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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

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人物。他死后，有颂之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的，也有斥之为遗臭万年的汉奸的。这种迥异的评价反映曾国藩在历史上曾留下了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的事功。确实如此，曾国藩创办湘军，扶植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为“剿逆”、“平捻”推出一系列创制，引发了清朝政局的变革；他鼓吹中体西用，率先举办洋务，开了近代风气之先。我们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在晚清史上拥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与幕府对他的影响和佐助关系极大。
一
幕府自古有之。有清一代开幕之风很盛，雍正元年三月的一道上谕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雍正元年三月上谕，谕吏部。》其实不只是督抚，道、府、州、县也同样延幕相助，而且历史更为久远。幕宾协助行政官员裁决民事刑事案件、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处理公私函件、考核征收田赋等，是地方行政官员不可或缺的助手。这些能人除少数是幕学、师爷出身外，实际多数是具有巨大社会能量的士绅。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拥有十二年京宦的生涯，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与一般的官僚不同，曾国藩对中清以来所滋蔓的封建末世特征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因此，对于怎样来解救统治危机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书札》卷22，《复胡宫保》。》咸丰初年，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曾国藩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咸丰三年，曾国藩走上与太平天国两军对垒的道路。从事之始，他设立幕府，广泛征士，将发现和造就人才作为“着力”之处。他公然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曾国藩《讨粤匪檄》。》由于曾国藩极意的搜罗，两湖绅士纷纷投幕，“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的景观。曾目睹这一景况的容闳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容闳《西学东渐记》。》其门生薛福成后来追叙说：“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纬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其在籍办团练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这段话虽不无溢美，但仍透出曾国藩为发现人才确实煞费了苦心。
二
咸同年间，地方官员和军中将帅无一不开幕征士，如林则徐、赛尚阿、僧格林沁等都拥有一班幕僚宾师。但细加考察，曾国藩的幕府具有许多独特之处。
一是幕府的规模较大。一般的幕府规模较小，只有几人、十几人，至多是几十人。但曾氏幕府却有数百人之众。上引容阂之言即是一证，但容闳将军官、候补官员、怀才士子和专门家排斥于幕僚之外是与曾国藩的本意不符的；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赞颂曾国藩“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其中胪列名幕八十三人，包括“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以宿为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责于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这个胪列是不完备的，首先，被薛福成认为是“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其次，他把一大批投笔从戎，既是幕宾，又是湘军将官者从幕府中排除了出去；最后，薛福成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为湘军造炮筹饷的黄冕、在湖北抽厘办捐的胡大任、采编《贼情汇纂》的张德坚、参与机要的沈葆桢、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新型知识分子容闳、徐建寅，以及薛福成本人。这主要是由于薛福成入幕较晚，所知有限，而且对曾国藩所秉的幕府内涵没有完全理解所造成的。
二是幕府的职能有了扩展。传统幕府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幕主处理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批牍等方面的事情；军幕职责稍专，主要是协助幕主参谋赞划、拟撰奏章公牍等。曾国藩幕府此二者兼而有之。不仅如此，曾氏幕府的职责还扩展到了盐法、河工、洋务、外交。薛福成曾概括说：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实已囊括世务，无所不该”《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显然，曾幕的职责比传统幕府有了较大的拓展。
三是幕府中宾主的关系并不完全平等。幕府中主宾关系原是平等的，传统的幕宾与幕主是以“宾师”相处的。其幕宾根据他们是否“被责于公务”而可以分成二类：一类在幕府中承担着某种相对固定的责任；一类则甫入旋出，往来不常，没有承担固定责任的。后一类主宾的关系变化不大。但前一类则出现了不平等的变化，其原因是他们在大营或湘军中担任了某种角色和职务，具有了一定的官阶，而且随着不同贡献产生了升迁差秩，这就造成了宾师、宾僚之间的实际不平等。由朋友关系变成了主从关系。以这一变化为前提，幕宾本不能为官府选调的成例被打破，这就是在“讲求吏治，军务未竣”的背景下，一批富有才干、勋绩卓着者被荐任督抚、提镇、按察、布政的出缺上。这是曾国藩幕府最显着的特点。
四是传统幕僚的薪水是由幕主从官俸中开支。由于幕府扩大、人员增多、活动加频，这样巨额的薪金则不是幕主的官俸所堪负担的，曾国藩则根据幕宾所担负职责的不同性质，从不同途径予以开支，对在营务、粮台、军中任事者由军饷中开支，列入报销案；对于抽厘办捐、筹粮办饷者则在该局中列支；而对可参谋赞画、拟折办文者多半由其官俸中支付。幕主利用权力将幕府的大部分负担转嫁到封建国家头上，从一个侧面说明幕府与其说是幕主的私人助手，不如说是一级行政机构。
三
曾国藩幕府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是由一系列客观和主观原因促成的。
从客观上看，是曾国藩所面临的局面和所处的世势使然。曾国藩是以一介儒生，在帮办团务的幌子下创办湘军，遭遇的问题千头万绪。这包括选拔营官统领、招募兵弁、筹粮措款、造船制炮、协调关系等等，曾国藩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于担负其中一、二。湘军出征后，规模逞扩大之势，所需粮饷装备随之增加，劝捐抽厘，转粮运饷的职责更加繁重，这均需要幕宾来分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愈益被卷入世界，正经历千年未遇之变局，出现了洋务和外交二大新事物。咸同年间，曾国藩已跃然为地方实力派领袖，并以“兴洋务”、“办外交”为己任。这两项事业的具体工作都需要有专门家去担负。总的说来，与曾国藩责任相关的大量事务，向曾国藩提出了人才和助手的需求。这是引发曾幕拥有传统幕府所不具备的诸多特点的客观原因之一。
幕府的主体是士绅，他们拥有一定的功名，在理论上是政府官员的候补力量，幕府的扩大，意味愈多的士绅卷入幕府。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这是由于中清以来政治黑暗使仕途更加壅塞，使许多士子失去了入仕做官的机会所致。时人估计怀才之士“见收于科第者十之二，其见收于军营者及一切保举者十之三，其沉抑迍邅而不获一用者，犹十之五”。《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这样约有半数者处于失意状态，其中不少必是生计无着者。为了生存和求得发展的机会，他们纷纷奔集于幕府，“出游兵间，治军书文簿及管榷税”，“不复以讲授为事”。《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5，《罗熙赞传》。》这也是曾氏幕府人才荟萃的一个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把“引用一批正人，培养一批好官，以为种子”作为他事业的出发点，从来都把幕府当作造就人才，培养好官，形成自我中心的集团政治势力的基地，而幕府的弹性特征为他这种用心提供了可能。
曾国藩的用心与他对时局、社会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清朝吏治腐败，既是政治黑暗的表现也是道德沦丧的原因，经制武装的废弛，将官兵弁的无能，统治集团中缺乏凝聚力都是由于吏治腐败而导致的。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曾国藩认为选贤任能、更新吏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壬戌4日《日记》。》“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维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复毛寄云中丞》。》他表示要以转移风俗，陶铸一世人材为己任。《《曾文正公全集》卷3。》
曾国藩治军带兵之初其身份仅为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这种地位无疑使他不可能象督抚，甚至不如司道那样具有种种用人行政之便。这种境遇迫使他去寻求一种既得于实现人生目标，而又不与现存制度发生悖逆，不致招来从地方大员到中央高官攻讦的口实，幕府的弹性特征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
幕府的所谓弹性特征，就是幕府在清代法律上已具认可和存在的地位。然而它只不过是私人的帮手。所以政府对幕主选拔、任用幕宾的资格和人数没有限制，而权操幕主。这种自处于清朝官僚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而又被允许合法存在的组织，为幕主施展抱负，贯彻主张提供了可能。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开幕伊始，就广泛搜罗所谓的人材。然后经过曾国藩慎用、勤教、严绳等作育，具有了带兵打仗或理财行政的才干和效忠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品格后，则被充实于湘军的各个部门，或荐任到所辖地盘的要缺上。这使湘军既成为一支具有高度向心力、根本不同于绿营的反动军队；又使之成为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以湘军为基础，以幕僚为班底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曾国藩日后成就功业的根本，也是引发晚清政局骤变的动因。
除了曾国藩刻意利用幕府，改变幕府的职责和宾主关系外，有必要提及清政府的态度。这就是清政府在咸同年间，曾遭到太平军和英法侵略者的沉重打击，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开放政权，容忍汉族地主官僚在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权。曾国藩从咸丰末年后受到器重，清廷对他豢养大批幕宾不予干预，对他所举荐的幕宾委以重任，反映了清朝政治和权力结构在经历二百多年的半封闭后，不得不作出有利于汉族地主的调整。这点是晚清政治得以变化的基础。
四
由于曾国藩刻意网罗人才，特别是利诱人才，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礼敬”，《容闳《西学东渐记》。》对“奏调人员”“不次骤迁”。《《清史列传》五十，《何璟传》。》使凡有一材一艺之能者，无不争炫鬻其门。渐渐地，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群体。这些幕僚虽然他们出身各异，阅历不同，但都博学多识，他们的结合无论对曾国藩个人的事业还是对晚清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湘军是一支不同于绿营兵和八旗兵，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反动军队。这种向心力和反动性即来自它的将官对曾国藩怀有效忠之心。这些集幕宾、将官二任于一身者，分置于湘军各部门，或充当统领营官，或主持营务粮台，或分任拟奏批牍，曾国藩用他们如臂使指，大有唯命是从、令行禁止之势，他们一扫绿营兵中将兵不习的致命缺陷，使曾国藩的每一项决策，每一个命令都能得到迅速、正确的贯彻和执行。它也使湘军避免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一支有思想的军队，这个思想就是来自曾国藩及其幕府强调用封建伦理灌输军队，使出身山农的士兵把为曾国藩集团打仗，当作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神圣之战。其结果是使湘军成为一支十分凶顽、残忍的杀人之师。这在湘军克复南京之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批幕宾虽然不曾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肉搏之战，但他们为曾国藩筹粮措饷、制枪备械、出谋划策，他们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亚于那些率兵冲锋陷阵者。如湘军初兴时，督抚掣肘，粮饷几绌，曾国藩被迫请旨在湖南、江西等地劝捐筹饷。在江西他任用前刑部侍郎黄赞汤主持其事，仅在1855年黄就为湘军筹饷九十多万两，使湘军免于绌饷内溃。《《曾文正公家书》卷5，《致四弟》。》如李瀚章长期为曾国藩主持后路粮台，会办江西厘税、襄办广东厘务，也立下汗马功劳。《《清史列传》五，《李瀚章传》。》至于参与戎幕多所赞划者，以汪士铎为典型，在曾国藩节制四省，计取金陵之际，汪士铎曾献策：先肃清城外，然后浚堑困之，移军牵制苏常，迨外援既无，中必内溃，然后始可徐图。《《汪梅集先生集》卷10。》后来曾国藩在攻取金陵所施策略：缓进金陵，先清后路，稳扎稳打，步步进逼，实际就是采用了汪士铎的计谋。《《曾文正奏稿》卷15。》
曾国藩正是利用他的幕僚实现了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宿愿。
（二）曾氏幕府中的开明之士推动曾国藩充当开近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曾国藩是一具有经世思想的人物，他的思想也有变易和开放的一面，为应对艰危时局，它既注意广揽传统士绅，也重视吸纳新型知识人才。如当时享有盛名的容闳、李善兰、华蘅芳、吴嘉廉、龚芸棠、徐建寅、徐寿等尽入其幕府之中。如果说传统士绅在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那么这些新型知识人才则在推动曾国藩睁眼看世界，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论付诸实践上起了莫大的作用。
曾国藩引发了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洋务运动，他主要作了四件大事：一是倡导制器，二是组织译书，三是选派学生留洋，四是形成了较成熟的洋务思想。这四件大事都是曾氏幕府中新型人才推动，佐理曾国藩实现的。
制器实践肇始于安庆内军械所，它出于徐寿、华蘅芳的建议，并由他们负责设计和施工。《《清史稿·徐寿传》，《碑传集补》卷43。》中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黄鹄”，就是在安庆内军械所造出来的。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虽然设立者是李鸿章，但大规模地将西方的机器设备引进该厂，则是在曾国藩手上完成的。这一事业出于幕僚的计议，得到曾国藩的支持，由容闳负责赴美采购，《容闳《西学东渐记》。》由李鸿章总其大成，它对改善淮军装备，缩短与西方的实力差距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赞许的另一事业是选派留学生，此议由容闳提出，为曾国藩采纳。其本意是培养推进洋务运动的科技人才。虽然曾国藩经理的第一批留美活动，从成效看并不显着，但毕竟造就了我国最早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由于这是一次主动地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它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大大拓宽了国人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曾国藩的这一功业显然得益于幕僚的佐助。
（三）曾氏幕府幕宾的向上式社会流动影响了晚清政局。
曾国藩幕府是与曾国藩的地位相适应的，不论其幕制幕职如何更变，只要曾国藩不被实授封疆大权，不拥有政权，都不致对清廷或者政局构成较大影响，对于这点清政府和曾国藩本人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在1860年以前，无论曾国藩拥有多大功劳，清统治者都没有赋予其实权。然而，1860年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曾国藩的变化：一是绿营作为牵制太平天国一翼的力量，随着江南大营的崩溃已不复存在，清廷以湘军杀贼，以绿营收功的企图破产，环视海宇，惟湘军堪用；二是肃顺等一批“推服楚贤”的大臣获得中央决策权；在辛酉政权更替中取得实权的奕䜣、慈禧继承了重用湘人的政策。这年8月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总统军务之职，次年11月受命统辖四省军务，巡抚提镇悉归节制。清廷的这一任命首先是出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其次是为了获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将他们的利益与朝廷命运捆在一起。
曾国藩的擢升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件大事，尽管起初并非十分显然。曾国藩拥有了一方大权后，他为解决湘军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缺粮少饷的问题，一方面将他认为“才堪任用”的幕宾荐任到巡抚、提镇、按察、布政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又把省级两司降为属官。有据可查，得到曾国藩举荐，官至总督者13人、巡抚13人，至于担任提镇、布政、按察、道府者约有100多人。《罗尔纲《湘军志》，第66页。》这是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集团。过去其影响只限于某地区某领域，此后即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各系统，大有左右地方一切之势，迫使中央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事事垂询曾国藩及其他地方要员。对清廷来说似乎值得庆幸的是，曾国藩在刚满61岁之际便一病不起，使这一政治集团失去轴心。但其后曾为曾国藩幕宾的李鸣等人，担任封疆大吏后，均法其先师所为，开幕征士，培植私人势力，垄断地方政权，还干了曾国藩所不敢干的事。总之，由曾国藩开其端绪的督抚专政局面愈演愈烈，终成为倾圮清廷的一种重要力量，这是时人所未料及的。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