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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显功：晚清课艺文献与《格致书院课艺》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由私人或官方设立的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场所兼有教学、研究和藏书的综合功能，是培养人才、交流学问，特别是辅导科举应试的特殊学校。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分布广、数量多，而且表现出一派新景象，其中课艺是清代书院的一项文化遗产。
清代书院编选优秀课艺渐成风气，也是范文传播的载体
中国古代科举取士是以文章优劣为评选标准，书院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即是训练生徒的文章应试水平。清代书院重视考课，日常考课名目繁多，是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课的试卷称为课艺，通俗地说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作文。清代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核心，如何提高八股文的写作能力与技巧是体现生徒科场竞争力的关键。所以各书院皆将频繁的考课作为训练学生的一种重要手段。按时间分，计有月课、季课;按出题对象分，有官课、师课;或按内容分，有诗课、经古课、举业课等。官课有县课、州课、府课、学院课、轮课，师课有堂课、斋课、院课、山长课等说法。官课一般由当地的地方官吏主持，如总督、巡抚、学政或布政使、按察使、转运使、道台轮流主持省会书院的考课，道台、知府、知州、知县或教谕、训导轮流主持府、州、县的书院考课，这种轮流主持出题的官课称为“轮课”，一般每月一次，师课则是由书院的山长主持。可见书院生徒的日常考课具有多层级、不同主题内容的考核制度，通过严格的命题作文训练，生徒在经学、文学方面的能力和文体、书法表达水平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为日后参加科举考试奠定了应对基础。而考课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书院课艺，这些试卷也称为课作、课卷。书院课艺以实物和出版形式传世者数量十分有限，与有清一代五千多所书院，众多生徒历年创作的实际产量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留存至今的课艺已成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目前所见的清代课艺有三种传世形态，即实物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汇编的总集。前两类数量稀少，所存不多。后者书院汇刊的课艺成为主要的文本。据陈谷嘉、邓洪波研究，最早汇刊的课艺是康熙年间安徽怀宁的《培原书院会艺》和湖南长沙的《岳麓试牍》。(《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88页。)随着阮元编订《诂经精舍文集》的问世，清代书院编选优秀课艺渐成风气。连续出版的课艺具有总结和检阅书院教学成果的作用，也是范文传播的载体。汇编出版的课艺均是精选各自书院的优秀之作，同题之作也是各有千秋，同时刊印的阅卷者评点均不吝赞扬之语，鼓励生徒的信心。
清代课艺总集有一批着名的传世之作，如《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学海堂课艺》　八编、《紫阳书院课艺》十七编、《尊经书院课艺》七集等。据学者统计，课艺总集现存约二百种左右。在晚清课艺文献中，上海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书院课艺》　十五集是特别重要的课艺作品。
一切西学，无不从格致中来，而以格致为之基
《格致书院课艺》是格致书院在1886年至1894年在上海出版的课艺汇编。这份独特的出版物诞生于格致书院，与这所特殊的学校背景密切相关。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清代书院顺应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变革，从主办者到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均出现了新的面貌。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随着西方人士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传播与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式教育机构的诞生为传统书院树立了参照，注入了活力，催生了新式书院。
格致书院是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在1873年倡议创办的学校。1874年3月18日格致书院章程正式在《申报》上公布，其十五条章程对格致书院的宗旨和办学管理提出了具体规定。同月24日，麦华陀邀集了美查、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开会商议格致书院成立之事，决定组建董事会，并选出热衷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人士麦华陀、福弼士、伟烈亚力与傅兰雅为董事，唐廷枢为华人董事，以专授自然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为新型学校的目标。经募集款项、征集仪器图书、择地建屋，1876年6月　22日，格致书院在公共租界内的北海路上正式开幕。书院建筑分上下两层，设有书房、知新堂等，内置各种中西文图书和科学仪器、实验器具，以后又增设博物馆，陈列各种器物标本。一批中国的着名文人、科学家、绅商曾先后担任书院的董事，如徐寿、华衡芳、王荣秋、徐建寅、李凤苞、徐华村、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如此格局开创了当时沪上学校新景象。
格致书院虽由外国人倡议创办，但深受中国官员重视，李鸿章不仅为此亲题“格致书院”匾额，还与一众官方大员捐助经费。格致书院的兴办得到了多方支持，形成该校在性质上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使之成为一所“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殊学校。”(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80、281页。)
格致书院开办后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所展出的各种科学仪器与物品让人大开眼界，充满了好奇。从1877年起，丰富的科学讲座在书院中渐次展开，1879年书院开始招收学生，按课程设置有计划地实施教学。格致书院在徐寿、王韬、赵元益、潘慎文的先后主持下，近四十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科技普及教育活动，通过邀请中西学者的讲座与授课，掌握最近的科技发展，同时傅兰雅为书院设计的一套西学课程提纲为书院教学提供了完备的方案。此外，还通过建立图书馆，出版杂志《格致汇编》，增加夜校教育，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教学模式独特、观念先进的全新学校，突破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樊篱。其考课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格致书院的考课始于1886年，源于傅兰雅的建议。他认为通过有奖征文形式的考课，可以“与海内外人士结文字缘由文字引伸之，俾进于格致。”(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序)因此，1886年2月　13日《申报》刊登的《格致书院拟以艺文考试章程》　开宗明义地说:“格致两字所包者广，一切西学，无不从格致中来，而以格致为之基。”该《章程》申明考课:“每年春、夏、秋、冬，分为四课。夏课四月，秋课七月，冬课十月，惟春课则在二月。均以朔日为定期，散题分课，题目即登申报，以便遐迩皆知。”征文期限为“自散题日为始，无论路程远近，均以六十日为限交卷……逾期一律不收。”征文要求“课卷用白折子，均由考者自备，每行二十字。卷面各填注住址、姓名，另开别号以为发刊地。将卷寄至上海六马路格致书院内账房接收，掣取收条，将来凭条领取花红，惟信资均须自理”。课卷篇幅“每题以三千字为率”。对于征文的处理流程规定:“课卷收齐后将卷面姓名密封、编号、盖用图章，然后送掌教阅看，评定甲乙，将前列三名佳卷，用外号刊登申、沪两报，将来另编成集，刊行问世。”征文的奖励标准为:“内课第一名送银十两，第二名送银七两，第三名送银五两。其余奖额多寡，视卷数而定，大约以每十卷取一为率，随时再议增添。”对于征文参与者则是不分地域、不论身份，课卷发表时可用笔名。这份完备的征文启事开创了晚清书院课艺的新气象，也催生了格致书院课艺的精彩宏文。
从1886年开始，格致书院将入选课艺逐年出版，通常在次年汇编刊行，也有拖延出版的情况。主其事者为王韬，他在书院课艺的命题筹划、阅卷、评点、编选、出版等方面贡献最多，直接负责了1893年之前的　《格致书院课艺》的出版，每册均撰前言。1894年因病由赵元益主持出版。九年中，《格致书院课艺》　共出版了十五册，其中1886年至1888年为每年一册，1889年因增加特课，篇幅增加为每年两册，总共收录一百八十一人次、八十八人的三百四十五篇文章。
重温《格致书院课艺》，可管窥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今年适逢格致书院成立一百四十周年和格致书院课艺征文一百三十周年，上海图书馆整理影印出版了《格致书院课艺》。重温百年前的这部晚清课艺文献，我们可以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时代脉搏和有识之士的精神世界，管窥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综合考察格致书院的考课历程，它具有如下特点:
1、参加考课的作者地域最广、成分最复杂，而且年龄跨度大，是晚清社会参与度最高的考课。
传统的书院课艺作者往往是该书院的生徒，社会上的参与者具有地域的限制。格致书院的课艺征文从策划之日起就明确了开放性原则。在《申报》1885年7月19日公布的《格致书院诸董事于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议定章程》　中提出:“院内随时可出西事论题，请华士着论，以便辅与西学，俾求精进，并令众人知设院本旨。”参照当时《上海新报》《万国公报》征文的经验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开展征文。尽管缺乏参与者的详细完整信息，仅据课艺获奖者的部分人员籍贯来看，应征者不仅有包括上海、江苏，还有北方的天津、山东、河南，南方的广东、福建、湖南、浙江等省。格致书院的考课者不仅有各地书院等学校的普通生员，还有已取得功名的举人、官员、学者和普通的读书人，其年龄从年青学子到耄耋老人，包括了较广泛的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已知年龄最长者是《万国公报》　主编林乐知的中文助手沈毓桂，1889年参加秋季特课获得了超等第九名，时年八十二岁。
2、主持考课命题者主要为时任高官，其阵容之大，级别之高，影响之广，在晚清书院中绝无仅有。
格致书院的成立具有与众不同的背景，清廷高官直接给予了诸多支持。因此，格致书院充分利用了优越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委托高官参与命题。命题者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刘坤一，上海道台邵友濂、龚昭瑗、聂缉椝、刘麒祥，宁绍台道薛福成、吴引孙，天津道胡燏棻，登莱青道、津海关道盛宣怀，浙江布政使许应鑅，盐运使周馥，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模，登莱青道李正荣，招商局总办郑观应，还有西人傅兰雅。这些领时代风气之先，推崇洋务的人士所出命题，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拓展了传统考课的命题范围。
3、《格致书院课艺》的内容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状况的缩影，反映了社会精英与民间知识分子对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追问和理想，是研究晚清社会的重要标本。
课艺命题首先呈现了一种组织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征文内容的反馈。格致书院的考课主题如章程所言:“以洋务为主，旁及富国、强兵、制械、筹饷之类。”综观课艺命题与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折射了洋务运动的社会思潮，记录了西学在晚清社会大众之间的传播与接受程度。《格致书院课艺》　所收文章虽然仅是征文的一小部分，但集中展现了民间对社会变革、经济、时政、科学、人才等方面的思考与应对。这些课艺作为对命题的回答而形成的策论，是上下互动的产物，其命题以问询切入引导了应征者对西学的讨论与认识，以现实中的焦点为问题促使了应征者对时局的分析与评判。当课艺出版后，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社会调查与测试的总结，完成了具有引导性的社会舆论的综合发布，将洋务思想更有效地灌输给士子们。所以，编印课艺汇编，已不仅是优秀作品的评选，也是对一个特定话题众人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的社会心理的检验，其过程具有社会学的价值与意义。
《格致书院课艺》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洋务与变法思想传播的社会动员，对西学传播的社会认知度进行了有效的专题调查。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当时媒体的持续关注与报道，刊登了应征题目、评选结果和佳作，还在各地知识分子中造成“四方风动，群彦云起”的景象。此外，格致书院的课艺成为当时多种经世文编的资料来源，多篇被选入《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皇朝经济文编》等书中。《格致书院课艺》还被梁启超列为《西学书目表》中。晚清课艺文献的整理研究目前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格致书院课艺》　这部具有独特性的课艺汇编是一份有价值的晚清思想遗产，还有待人们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