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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孝悌：晚清的两位外交官与百科全书编纂

从181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册、书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大陆外围的港澳、南洋一带出现。此后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在甲午战争前的这80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藉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化输入却并未对中华帝国的主干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仍然对这些新事物视若无睹。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一年后，情势显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学”开始成为知识界的新“论域”。一方面，新型报纸、学堂和学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强学会”的成立，原来位居边缘的新式报刊，从香港、上海等“华夷杂处”的商业城市，直捣政治中心的北京，并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
在这个西学由边缘而中央，新式报社、学堂、学会大量出现的深化过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这个趋向，可以从1900年代大量出现的百科全书窥见端倪。
“百科全书”一词作为一个新的中国词汇，首见于1897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在晚清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作了界定和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百科全书和当时盛行的另一种丛书形式——《皇朝经世文编》相对比，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型类书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别是1890年代之前——的经世文编是将当时人的时论、奏折、文件全数照收，虽和洋务、富强之道有关，但多半长篇累牍，全文登录，不太为读者的需求设想。《经世文编》作为一个编纂文章的类别，从《皇明经世文编》到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受贺长龄之命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在理念、体裁上大体一贯相沿。但从魏、贺版到甲午之战前后大量出现的各种新编、续编、续新编等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间，在内容乃至体例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版本，像1888年葛士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在传统照六部分门别类、架构知识的基本体裁外，增列了洋务一类，并在内容上呈现少数、个别和百科全书类似的风格。而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更径以《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为书名。在洋务大潮中，有两位外交官为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就是马建忠和钱恂。
马建忠与《艺学统纂》
马建忠（1845-1900）出生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原籍丹阳。其先人早在明末时，就在利玛窦赴丹阳传教后，皈依天主教。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马建忠受战乱影响入上海徐汇公学就读。咸丰十年（1860），屡试不第的马建忠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士大夫却绝口不谈洋务的刺激下，决定放弃科举仕进之途，转而致力洋务。1877年，在李鸿章的赏识和推荐下，马建忠以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员的身份，和福州船政学堂的首批留欧学生出洋。和他同行的除了严复外，还有同样以随行翻译身份、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的陈季同。马建忠并奉李鸿章之命，和陈季同一起进入巴黎政法学院攻习公法。马建忠在1880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在天津谒见李鸿章，成为李的幕僚，时年三十六岁。此后直到1890年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为止，是马建忠在中国致力洋务推动的时期。1891年后，马建忠定居上海。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转以着译为业，除了《马氏文通》外，还编纂了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这本被钟少华归入“专门百科全书型”的长篇巨着,在马建忠过世后两年,由上海文林书局石印刊行,正好是百科全书大量出现的高峰。
根据罗振玉为此书写的序,我们知道这是马建忠平日随手记录之作,共分为十四类,分别是天学、地学、测绘学、制造学、算学、矿学、声学、光学、电学、化学、汽学、重学、农学和医学。艺学作为一种词汇，在晚清的百科全书中似乎格外受到重视，比《艺学统纂》早一年出版、由何良栋主编的《泰西艺学通考》即是一例，包含的知识类别也大抵相同。另外一本同样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百科全书则名为《五洲政艺撮要》。艺学的受到重视显然和戊戌变法以后考试内容的改变，由八股策论旁及泰西艺学有关。在徐毓洙为《泰西艺学通考》写的序里，我们可以看出“艺”基本上是作为“道”的对立面而存在，内容包括了西方人素来重视的工艺。洋务运动中建设的船厂、制造局、电报、铁路、邮政，就是艺学的具体实践。
当时一般人多将艺学和洋务、时务或西学画上等号，但对“欧学”有第一手认知的马建忠，却认为对“实学”的讲求，并非西方人格物致知之学所专擅，中国古代对利用厚生、制器、穑稼之学的重视，其实和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有一贯之处。和马建忠在上海一度毗邻而居、时相往还的罗振玉，对马建忠的想法深感契合，所以在序中特别对此加以阐述：
每相见，辄商榷古今，以适用之学相底厉。尝谓西人以格物致知为学，实与我中国古者利用厚生之恉有合，乃今人多以形下之学轻之。抑知我上古制器创物之圣人，实与教稼明伦者并重，固无分轩轾耶！
我们仔细翻读《艺学统纂》一书的内容，发现马建忠不仅对西方的技艺之学有清晰的勾勒，对垦荒、屯田、蚕丝、树桑等中国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的课题，及其改进之道，也反复致意，完全符合了罗振玉在序文中的陈述。作为一名精通西学，又实际涉身洋务的官员、士绅，马建忠借着这套平日随手记录而具有条理的巨着，同时呈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西方知识及强烈的经世之心。
《艺学统纂》的开本不大，类似商务印书馆日后出版的袖珍型文库，前两册为总目和细目。全书无标点，但有些条目用空格或圆圈来区分，以利阅读。条目的名称独自成行，每个条目或一百字、或二三百字，长者约千余字，短者不及百字。医学卷的条目从“英人运动各法”“不运动之弊”“英国食物分三类”谈到“食肉食面分配之理”和“茶与咖啡之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西方人的医学知识、养生之道和饮食习惯在这个留学生身上的影响。
在电气部分，马建忠用了几个不同的条目，分别介绍了“铜丝传电气”的一些基本原则，海底电报绳的速度，海底电报的缘起、类别。并用简单的条列，统计了咸丰十一年（1861）为止，西班牙、法国和各国电报公司所建深海电报的分布和里数。在火车（蒸汽车）部分，则用了三十几个条目，介绍了西方从1700年开始，到1870年代为止，各个阶段的创新和发展。合在一起，等于是西方蒸汽车的发展简史。
电报、火车是马建忠参与的洋务运动中的主要建设，他在平日的记录和摘选中，将许多包含技术细节的资料选入，充分透露了一生关注和志业所在。另一方面，卷五农学部分的内容，则反映了和西方格物致知之学相对应的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但作为一名对西方科技、工艺有深切体认的西学家，马建忠对中国厚生、稼穑之学的叙述、评论和建议，显然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士绅有关育蚕、树桑之学的论述模式，而有了现代农技改良的色彩。“中国育蚕宜求善法”一则，对中国蚕、丝的特长、病害及改良之道的论述，最足以显示《艺学统纂》一书，如何既掌握专业知识的细节，又同时具备国际性的视野，而将中国传统的农业论述带入一个新的层次。
钱恂与《五洲各国政治考》及其续编
钱恂（1854-1927）虽然出生略晚，但和马建忠可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家世更为显赫，伯父钱振伦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曾国藩一起中进士，伯母翁氏是翁同龢的姊姊，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小他三十几岁的弟弟钱玄同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名的疑古派。钱恂在十五岁时考过生员，但此后屡试不中，被迫放弃科举正途，游于薛福成门下。薛福成曾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供职近20年，光绪十五年（1889）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因故改于第二年由上海乘法国邮轮赴任。钱恂则以门生兼随员的身份，随薛出使欧洲。
和马建忠作为第一任驻欧使节郭嵩焘的译员相比，晚了十年多赴欧的薛福成和钱恂都可以看成第二代的驻欧外交官。1890年，钱恂奉调赴俄罗斯，成为驻俄使馆的参赞。1893年，出洋三年期满回国。接着，在翁同龢的关说协助下，再度被派往英国。1895年，钱恂以通晓西学，被张之洞调请回国，成为张的幕僚，并开始结交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和夏曾佑、汪康年交往甚密。
在幕府任内，钱恂受到张之洞的高度赏识。1899年，张之洞以“学生游学，关系重大”，派钱恂为游学日本学生监督。留日期间，钱恂一方面作为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却同时和当时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互相往来，并对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保持同情。之后，钱恂再度展开外交使臣的生涯，于1905年任东西洋考察宪政参赞官。1907年，他被任命为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
钱恂以一介不第秀才，而终能攀升到二品出使大臣的高位，相对于马建忠而言，更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也为19世纪下半叶的读书人开辟了科举仕进之外，另一条晋身的道路。不过也许正因为钱恂早期近乎边缘的身份，让他在过去关于洋务运动和晚清思想的研究中，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反而是其妻单士厘的经历和着作，因为在妇女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而受到更多的重视。但从晚清百科全书编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却能对像钱恂这一类非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西学知识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评价。他不但和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的女婿董鸿袆合编了《日本法规解字》，并在1901年分别出版了《五洲各国政治考》及《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两种百科全书类的着作。
《五洲各国政治考》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是根据自己对欧洲各国和日本上层政治的亲身了解，作了一手的记述，和当时一般侈谈洋务，勒为成书，却无法掌握到各国“政治大端”和“制作之原”“振兴之本”的现象很不相同。钱恂在《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的自序中，对自己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这套丛书的过程，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往年随使英、法等国，公余之隙，惟以采问其政俗为事。凡曾确闻暨目击者，笔诸于书。六年报满回华。又奉张孝达督宪，檄使日本。彼国风景人物，固予所心仪而神往者，一旦得此契意之事，兴更勃然。到差后，得获与彼国士大夫游。见其政治之美备，于是择要访录，积稿成卷。
钱恂先后驻节欧洲和日本，对东西列强政治制度和先进文明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交使节圈中，确实是少见的例子。他把握这个难得的际遇，用心采访、搜集资料，对各国的政法制度、风俗习惯，作了宽广而扼要、生动的介绍，在很多方面都具备了百科全书的基本质素。
不过在进入钱恂所勾勒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之前，还是有必要对这套着作中承续传统的一面略加说明。事实上，《五洲各国政治考》和《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可以说是依照两套不同的标准来编写的。前者已体现了百科全书的理念和设计，后者则保留着《皇朝经世文编》的架构。续编卷十三到十六介绍西方列强军政的部分，依条目编写，格式近乎《五洲各国政治考》，其他介绍中国新政的各卷则是奏折、数据的汇编，和百科全书的精神大相背离。
《五洲各国政治考》共八卷，总目部分仍依照中国政治的框架，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个类别。但细目和内容则已是近代百科全书的撰写方式。如卷一吏政下共分36个条目，简要地介绍了36个国家的政治，从日本、美国和欧洲列强到非洲的埃及、南美洲的秘鲁、智利、乌拉乖（今译乌拉圭）、中亚的阿富汗，涵盖甚广。每个条目各有标题，内容以二百字至三百字为度，少的如越南，不足60字；长则如德意志，约四千字。内文虽无标点，但文字其实浅显易解，“德意志”条下的开头如此写道：
日耳曼合众国，近存二十有五。各国连横，互相保护，冀国强盛。七十一年四月新定章程，推奉布国王总领日耳曼各国，改号德意志，国名曰德意志盖萨（盖萨犹云皇也）。章程内第十一条，凡合众各有遇交涉外国事宜，及出令派守地方，立约议和诸务，均由德意志盖萨主之。若有出师外国之举，则必与总议院大臣酌定，然后施行。总院分上、下两院。
短短一百多字，已将德国的组成和基本的政治运作模式，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轮廓。
除了基本的政体和制度介绍，钱恂对各国的基础设施——铁路、电线等也有及时而扼要的叙述，大概由于曾经奉派到日本，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介绍格外添加了数字的细节：
东京新桥至横滨港，延长十八英里（每英里合中国三里三）。明治三年三月起工，五年九月成。停车场七，曰新桥、曰品川、曰大森、曰川崎、曰鹤见，曰横滨。建设费二百八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元，每一英里合十五万八千零十六元。神户至大津延长五十八英里……
但在这些细微的数字外，钱恂却往往又能以洞识全局的眼光，掌握到这些新政建设的基本命意所在：
日本之创建铁路也有两意焉：一曰保国，务使东西京声势联络，呼应灵捷。推而及之，各大码头、各大省会皆联为一气；一曰养民，欲使遍国之地，血脉贯通。商人转运，货物脚价，省于昔者十倍。民间所需物价，皆贱于前，商民两便。截至前年为止，共成铁路三千三百余里。核诸日本全国形势，原系由西南通至东北，极长之海岛铁路，则由北至南以为干路，而四旁另开枝路。
从诸如此类浅简、扼要却能掌握全面形势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了解到钱恂为何能以一个秀才出身的下层士大夫，在四十几岁的壮年，就以精通西学的声誉驰名于世，而受到张之洞等人的不次拔擢了。张之洞在保举他的奏折里所作的各种形容：“该员中学淹通，西学切实，识力既臻坚卓，才智尤为开敏。历充欧洲各国出使大臣随员、参赞，于俄、德、英、法、奥、荷、义、瑞、埃及、土耳其各国俱经游历，博访深思。凡政治、律例、学校、兵制、工商、铁路靡不研究，晓其利弊，不同耳口游说，恂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保荐使才折并清单》）在我们阅读《五洲各国政治考》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而在另一方面，不论是就形式或内容而言，这本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已经充分展现了现代的新风貌。
作者简介：
李孝悌，1954年生于台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主任，兼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中研院”出版委员会总编辑、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文化史。出版专着《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国的城市生活》等。此文为作者与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团体合作时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