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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晚清部分奏议评析

一、许乃济：《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这篇奏折写于1836年6月。本篇及后面黄爵滋一篇和林则徐两篇，都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一个大事件——禁烟运动有关。
所禁之烟即鸦片，又称阿片、阿芙蓉，英文作opium，语出希腊文opion。因其有镇静、止泻、止痛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少量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吞服更易上瘾，对人体造成很大危害。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开始禁吸鸦片，并对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当时“尚未及吸食者罪名”。嘉庆元年（1796），诏停鸦片征税，严禁其输入，鸦片贸易遂为非法。
然而，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政府先后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及“正本”（禁官民吸食）等措施，都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18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相继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的特权，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剧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亦即该公司取得专卖权的当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000箱左右，道光十四年（1834），已达到21885箱，增长近21倍。1834年该公司垄断权被废除，鸦片贸易完全向私人企业开放，对中国的鸦片走私更形猖獗。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40200箱。鸦片成本很低，获利极高。鸦片烟贩和英印当局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极大的利润。据估计，从1800年到1838年，中国便被掠走三、四亿银元的财富。
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超、白银入超的局面。19世纪初，中国白银开始出超，并影响到国内银钱比价，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状况，使一切关心中国国运的人们，包括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开始反省清政府名存实亡的禁烟政策，并寻求新的解决途径。许乃济的弛禁奏折，便是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出的。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进士。曾在广东任道员近十年，并曾署理广东按察使。上此奏时，已在京任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要论点是：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中国政府对鸦片烟的例禁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若与夷人停止互市，断绝往来，又只能损害正常贸易，于鸦片走私毫无影响。即是说“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唯一的解决措施只能是弛禁，解除对鸦片贸易的禁令，仍如前按药材纳税，准予进口，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又有几项对策，即：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他认为只要切实采取上述措施，便可收到实效，即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他特别强调，弛禁之举，于政体无伤，“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许乃济的论点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因此，当道光帝下令广东大员就此讨论时，得到他们的赞同。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二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人在奏折中说：“原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谓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然而，在有数千年“强本抑末”“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鸦片的禁、弛又是事关教化的敏感问题，许乃济的论点实在是很不协调，以致除了广东几位身处一线的大员外，“举朝无继言者”。而且很快出现了驳斥和反对的意见。其中内阁学土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的奏折最为有名。他们的驳诘理直气壮，许乃济根本无法招架。许球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朱嶟认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又怎能说是于政体无伤呢？他们立论高尚，说理透彻。道光帝终于打消“变通办理”的念头，朝野没有人再敢公开提出弛禁的主张。
二十多年后，一位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严肃批评态度的德国人曾重提这段公案。他说：“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还用历史家所具有的冷峻笔法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这番话语，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这场近代历史悲剧的出发点。
二、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进士。时任鸿胪寺卿。他的这篇奏疏写于1838年6月，与许乃济主张弛禁的奏折，在时间上正好相差两年。由于本篇首次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所以在清代的禁烟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许乃济于1836年公开提出弛禁主张后，中国朝野曾引起广泛议论。道光君臣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在理论上已重新确立严禁鸦片的必要性。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其付诸实施。
黄爵滋在奏疏中历数因鸦片流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认真总结了清政府禁烟失败的教训．逐条分析了当时“塞漏卮”的几种办法，认为历年禁烟，虽然议者纷纭，法令森严，但没有一条击中要害。如所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其设想固然不错，但稽查员弁，办事未必都很公正。因为只要分润毫厘，便可得数百万两好处，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更何况海疆万里，随在都可出入，实际上根本无法杜绝。他对所谓“禁止通商”、“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乃至“开种罂粟立禁，听内地熬烟”等种种措施或设想，也都进行了驳斥。
但黄爵滋并不认为鸦片之害已到无法禁止的地步。因此，欲从根本上肃清烟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请求皇帝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后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应置之重刑，论以死罪。
奏疏没有，也不可能从全球的范围、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认识鸦片贸易的侵略性质，因而也没有就此提出相应对策，但确实达到了当时禁烟论者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若从国内着眼，欲想把禁烟政策贯彻到底，只有走重治吸食这一条路。
道光皇帝虽然从理论上认可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但对是否重治吸食感到没有把握。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吸食者过众，诛不胜诛。不仅民间吸食，而且有不少官吏胥役，将弁兵丁，甚至故家大族子弟及八旗王公大臣。他下令东三省的将军和各直省的督抚就此“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
当时表示意见的复奏共29件。其中，对漏银在于鸦片的形势估计，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反对者仅2入。对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分歧很大．意见针锋相对。其中反对严禁，并用各种理由与说法否定严禁的竟占21件（满13人，汉8人），赞成的只有8件（满2人，汉8人），大部分意见倾向于维护原有的禁烟法令，反对重治吸食。他们认为“吸食者论死”是“专尚峻酷”，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万万不可行”；而重兴贩、轻买食的禁烟令，“本系衡情定法”，“为拔本塞源之意”，没有必要加以变更。
高层集团中的这种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反映了清朝官场中的因循苟且作风和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而在冠冕堂皇的辞藻背后，也往往掩盖着不可告人的卑劣用心。因为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的既得利益者。此前，当许乃济主张鸦片弛禁时，他们并没有公开站出来附和，原因之一，固然是因其与“名教”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鸦片贸易一旦合法化，只会减少乃至断绝他们收贿的财源。此时这部分人主张维护过去的“定例”，反对“重治吸食”，实质上是“明禁暗弛”，是继续打着“禁烟”的幌子以售其奸。
三、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si4）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曾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等要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遭革职、充军等处分。1845年重新起用，又任署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49年因病辞职返籍。1850年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林则徐的这篇奏折，上于道光十八年八月（1838年10月）．时任湖广总督。
林则徐是一个坚定的禁烟派。他早就注意到鸦片流毒及鸦片贸易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在江苏巡抚任上，即认真执行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入奏时，林则徐接任湖广总督刚满14个月。1838年6月23日，林则徐收到刑部转发的来文，28日即发出复奏，积极支持黄爵滋的主张。他以病人用药作比方说：“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并提出六条具体措施。接着，他又上一密片，阐述重治吸食，全面开展禁烟运动的重要性，不过此时他对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的共谋行为尚无认识，以为“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
与此同时、他会同湘、鄂两省主官，采取果断措施，在整个湖广地区开展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他的具体做法是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几个月认真的查禁实践，使他认识到民风习俗是完全可以挽回的。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和道光帝举棋不定，又使他深为禁烟运动的前途担忧。因而他10月初再上一片，即本篇。
在这篇奏折中，林则徐尖锐地指出：“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凡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为促使道光帝早下严禁的决心，他又申述了如下一番脍炙人口的话语：“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这份奏折，深为其中“银荒兵弱”和“藉寇资盗”等危及清朝统治的根本性问题所触动，下令林则徐晋京陛见。此前，道光帝已采取某些行动，如将吸烟职官、王公等革职、革爵；谕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省所奏禁烟意见，将提议“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等，从而表明其禁烟决心。
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北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具体内容，史无记载。但第五次召见后，林则徐即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翌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中国近代史开篇的伟大事件——举世瞩目的广东海口禁烟运动，就此发端。
四、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林则徐抵广州，并以钦差大臣名义命令外国烟贩缴出鸦片，声明“如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至5月底，外国烟贩缴出鸦片2万余箱，共237万多斤。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同时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大力整顿海防，组织团练，招募水勇，积极备战，屡败英军挑衅。为了解西方情况，他组织翻译西方报刊，主持编辑《四洲志》。次年1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1840年6月，英侵略军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因林则徐严密设防和反击，英军未能进入广州，乃封锁珠江，转攻厦门，又被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7月，英军袭取浙江定海，使清廷大为震动。8月，侵略军分兵北上抵大沽口，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在照会中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要求。由于战争失利和琦善挑唆，道光帝迁怒于林则徐。8月20日上谕中已指责林则徐“措置失当”，表示要“重治其罪”。次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7月19日的《续获烟案折》，以朱批形式横加指责，诿罪于人。接着便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议和，查办林则徐。
9月18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的“谕旨”，由于其中有“看汝以何词对朕”的申斥，他便于9月24日上奏。自请处分，要求对自己“从重治罪，以儆无能”。但他并不甘心于断送禁烟的成果，力图挽回局势，在附片，即本篇中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抗英主张。
林则徐指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严正驳斥战争囚禁烟而起的谬论：“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他建议：“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粤海关税银中抽出一部分制炮造船，严加防御，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羁縻”政策。
他指出：“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最后表示自己愿意“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希望以收复失地的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道光帝对于这个附片的朱批极为蛮横无理。在林则徐提到“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时，他气极败坏地反驳道：“一片胡言”。对于林则徐那几句相当克制的警告，他也是极为敏感：“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其实，“可恶”的正是道光帝自己。他连对林则徐汇报的“夷情”，也表示极不信任。10月3日，林则徐受到“奉旨革职”的处分（25日夜传到广州）。林则徐前赴广东海口禁烟的伟大使命，终以悲剧而告结束。但他作为我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作为一个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的爱国者，始终受到后人的怀念和尊重。
五、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这是曾国藩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时上咸丰帝的一份奏疏。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传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并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回籍丁忧期间，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遂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1860年后，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授大学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死后追赠太傅。为清末着名政治家与军事家。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或者说对清王朝的最大贡献，便是编练湘军，并由此起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曾国藩出身于由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幼年曾从事过放牛、砍柴等劳动。1833年23岁时补县学生员。自1838年中进士以后，仕途颇顺，十年七迁，连跃十级。37岁时已官至二品。出身“寒门”的乡居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基层的实际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二品京官的政治地位，又使得他有可能利用同乡、师生等情谊，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班出身类似的士人。曾国藩和他的这些后来大多成了湘军骨干的友人或门生，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相投的思想志趣。随着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政治形势的渐趋紧张，曾国藩很自然地成了这一集团政治上的旗帜和代言人。
1850年道光帝死去，第四子奕詝继立，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新帝继位后，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诏征言。曾国藩为此连上奏章。1851年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励下，这位41岁的臣下鼓足勇气向21岁的皇上进呈一篇谏疏，把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琐碎之风，二曰杜文饰之风，三曰去骄矜之气。总的意图是希望皇帝能够抓大计，求实际，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兢兢业业革除弊政。不久，曾国藩又连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要求清廷关心民瘼，固结民心。这一系列奏疏，可以说是尚在形成时期的这一集团的政治纲领和宣言书。然而在当时却未受到清廷应有的重视和采纳。据说，咸丰帝在接到那篇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谏疏以后，气得“怒捽其折于地”，只是当时正为用人之际，所以才又给以“优诏褒答”。事实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当时也根本无法采纳和实施他的或者毋宁说他那一帮人的批评、建议。
选录于此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是这一系列奏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篇上于咸丰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其势已成。因此曾国藩在直陈“民间疾苦”时，也较少顾忌。本篇要旨，也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而第三条尤为突出。春秋时齐、鲁长勺之战，平民曹刿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前与鲁庄公论战。当庄公提及“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大加赞赏，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是不难体察的。
需要分析的是，曾国藩之所谓“民”，究竟指的是些什么人？从文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那些必须向政府输租纳税的“业主”，是那些成为盗贼抢劫对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于告发权势、豪强，却因而蒙受冤狱的“原告”。那么，曾国藩所代表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十分清楚的事了。
六、刘丽川：《上天王奏》
本篇是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上给太平天国天王的一份奏章，写于1853年9月。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人。农民出身，1845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1849年赴上海，为居沪广东籍天地会组织的首领，1853年成为合并后的小刀会领袖。
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其定为自己的首都（天京），从此形成了与在北京的清政权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的这一伟大胜利，鼓舞了上海地区的秘密会社组织。当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县城。接着又迅速扩展战果，将起义推及青浦、嘉定等数县地方。小刀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有渊源关系。起之初，发布的公告即以“大明”为国号，刘丽川且被推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但起义胜利不久，刘即宣布“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这份以“未受职臣”身份所上的奏章，就是他在起义胜利后急于取得与太平天国的联系，以获得太平天国的支持的具体表现。从文中用“太平天国”国号及“癸好”干支纪年，但又称“天王”为“我皇上陛下”，且袭用中历旧历纪日等情形看，小刀会人士当时对太平天国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据记载，这份奏章分水陆两路送往天京。水路被截，陆路下落不明，可能是送到了。因为东王杨秀清曾下令镇江守将、原为天地会首领之一的罗大纲设法传知刘丽川等“率众来归”。太平天国方面也曾准备东下策应。可是因为太平军主力已北伐、西征，清军又在天京附近设立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的东下策应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小刀会在清军的进攻下，在外国侵略者假中立、真干涉的政策破坏下，坚守上海孤城达17个月之久。其间，小刀会政权一直遥奉“太平天国”国号，其领袖与基本群众都像太平天国统治区一样“敬拜上帝”，刘丽川本人的职务也改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1855年2月17日凌晨，亦即旧历的除夕刚过，小刀会在粮食军需断绝的情况下从上海县城突围。刘丽川本人在突围中牺牲于城西的虹桥。部分起义军则在潘起亮率领下到达太平天国统治区，并加入太平军。小刀会起义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这份独特的文件，一份绝无仅有的“未受职臣”的奏章。
七、东王杨秀清等：《奏请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
这是东王杨秀清等请求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而上给天王洪秀全的本章。原无标题，上奏时间约在1854年5月下旬。本篇文字极为简短，却反映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个大事件。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根据“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指导思想，曾一度宣布取消原有的赋税制度。定都之初颁布的《百姓条例》中，就有所谓“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的说法。1853年8月，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也号召农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明确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约在当年年底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则进一步发展了“田产均耕”的设想。
太平天国在废止钱漕等赋税的征收后，大力推行了“量力捐输”的贡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之初，曾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说：“贼知邪说已验，肆毒愈深，遂创造贡单，阳为安抚之名，阴寓搜括之意。……无目者见其牌票朱标印信累累，几欲倚为护符矣。”太平军在进攻南昌时，也有记载说，南昌、新建二县“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邹树荣《蔼青诗草》）。
但贡献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时。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下去。正如《贼情汇纂》所说：“今沿江数百里农民知贼之贡单无益，鲜有贡者，……其初陷之处，贡单仍盛行焉。”在人们不愿主动进贡的情形下，太平军的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手段，并名之曰“打贡”。既称“贡”，却又要靠“打”来解决，这说明贡献政策已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打贡”政策，既不利于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因此，1854年夏，太平天国的决策者们提出在安徽、江西两省“照旧交粮纳税”。各地则于当年下忙开始起征。现在所见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照旧”征税的最早记载，是安徽潜山县于咸丰四年秋七月（1854年7、8月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六、七月间）“征地丁银”。
八、洪仁玕：《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本篇是他于1859年晋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后不久提出的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少时学习经史，屡试不第，后以教馆为业。1843年皈依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随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金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接信后赶往广西，但因起义军主力转移和清军的严密封锁，废然而返。1852年转至香港，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向其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1854年春至上海，曾与小刀会起义军接触，但他无法使对方相信他的自我表白，且因上海与外界交通被堵塞，也无法前往南京，迁延至当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教书，并担任了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师，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1858年6月，他再次离开香港，由陆路从广东经江西、湖北，乔妆打扮，于1859年春辗转来到太平天国统治区。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天王洪秀全大喜过望，5月11日即封其为干王，让其总理朝政。几个月后，他向天王提出了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并由天王下令镌刻颁行。
《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太平天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了各项革新主张。从结构上看，本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此，本篇首创“用人察失类”，以收“真心实力，众志成城”的效果。后三类意在求“设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以风风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和落后陈旧的风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上述三类中，又以第二类“以法法之”为主，在这方面，他广泛论述了东西方各国强弱兴衰的原因和现状，并提出了29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设施的建议。概括地说，大约有如下内容：在政治方面，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设置独立的新闻官（监察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等；在经济方面，提倡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全面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办工厂，开发矿藏，创设银行、邮政、保险各业，等；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禁止溺婴、喝酒和吸食鸦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戒除虚骄自大，口角取胜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可见，《资政新篇》的上述主张，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而且很显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是允许贫富差别，甚至有百万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在《资政新篇》的结语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因此，《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向前看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对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有16处批一个“是”字；有11处批“钦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两处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或“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唯有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洪秀全的有关批语，使我们对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思想认识，有可能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资政新篇》的问世，甚至还受到了太平天国敌对营垒的重视。1861年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得见此书，认为“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无忽诸”。
由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资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实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九、刘坤一、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本篇为清末名噪一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
所谓《江楚会奏三折》，是指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五、六月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条陈变法事宜的三份奏折。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湘军将领。曾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879年任两江总督，不久奉召入京。1890年再任两江总督。此后直到1902年去世，除在甲午战争中一度为钦差大臣统兵在外，长期经营两江（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包括今天的上海市在内），为清末权重一时的地方实力派。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1889年调湖广总督。此后直到1907年召京入阁办事，除两度短期署理两江总督外（一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一在1902年刘坤一死后），亦长期经营两湖（湖北、湖南），与刘坤一同为拥有雄厚实力的方面大员。由于两人一直经营长江中下游地区，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他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1900年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他们更是加紧串连，协调行动，共同策划了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两不相扰”的所谓“东南互保”。在北京沦陷，清廷逃散的情况下，他们的行动客观上维持了东南半壁河山的稳定。此后他们又以东南的物力接济西逃的清廷，在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而不得不为逃亡西安的清廷所倚重。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惊魂甫定的清廷于“行在”发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4月，清廷为此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与张之洞，“亦着遥为参预”。
对于议复变法事宜，张之洞曾建设各省会奏，刘坤一则推张之洞主稿，并委托张謇（季直）、沈曾植（子培）、汤寿潜（蛰仙）等人草拟，寄张之洞以备采纳。后清廷要求各疆臣，“各抒所见，勿联街入告”，袁世凯等乃单衔具奏。而刘坤一仍坚持“江鄂必宜联衔”，于是由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共成27条，分为三折。第一折论兴学育才，计4条：1、设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论整顿中法，计12条：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简文法。第三折论采用西法，计11条：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三折而外，附片专言筹款事宜。稿成之后，刘坤一仅于去书吏，收洋药，裁屯卫等数条略有讨论，便由江宁方面缮发，湖北方面则“印送枢廷分阅”。
《江楚会奏》的出台，无疑对清政府的变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它已成为清廷施行新政的纲领。慈禧太后在接到奏折后即下令：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更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掣肘，中国于二十世纪之初进行的这次“变法新政”，除极少数项目外，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效，更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运。据记载，慈槽在看到刘张奏折时曾点头称好，但当时在旁的荣禄却冷言道：“法是好，只是无人办。”几年后，1905年7月16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清廷在上谕中也被迫承认：“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但此次变法，并非一无是处。本篇所论及的兴学育才诸条，便是推行得较为彻底且取得实际成效的项目。刘、张二人，尤其是张之洞，十分注重新式文武人才的培养，认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对教育制度的变革也十分热切，因为此系“救时首务，振作大端”。奏折中对新式教育的构想，可谓历历如数家珍。反映在实践中，湖北兴办学堂也尤为积极。1905年8月30日，张之洞更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联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从而终止了沿袭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应该说，从抓教育制度的变革入手确系抓到了点子上。路是走对了。
本篇文字稍长了些，但并不难读。而且通过此篇，我们对二十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对我们的前人探索强国富民的曲折历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伟大变革，会更多几分具体的认识。
十、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本篇为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载泽所上的请宣布立宪的密折，约写于1906年8月。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顽固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以后，立宪问题才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取胜的结局，是使立宪活动趋于高涨的一个重大转机。当时中国朝野的许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仍是专制之国。君主专制已难以为继，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明证。中国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到布衣书生，“立宪”二字竟成了挂在嘴边的时髦。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16日，清廷发出谕旨，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署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不久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共成五人，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9月24日，就在五大臣带领随员乘火车离京时，遭逢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暗杀事件，载泽、绍英受轻伤，吴樾当场死亡。
出国之事拖延至12月11日才重新成行。由于徐世昌与绍英已就他职，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仍成五人，率同随员分两路到日本及美、英、法、德、俄、意、奥等国进行考察。
五大臣在国外考察约半年多时间，对如何借立宪之名稳定清廷的统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载泽等在日本时，伊藤博文曾亲自向他们讲演宪法，用日本的经验传授说：“贵国为君主国，立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万不可旁落于臣民。”在谈到给人民以自由权利时，伊藤说：“此自由乃法律确定，出于政府之畀与，而非人民之可随意自由也。”戴鸿慈等在俄国时，俄国前首相维特甚至不怀好意地提出，立宪问题“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欲速不能，过迟不可。”
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李盛铎留欧任驻比利时公使），向朝廷吁请改行“立宪政体”，认为只有宣布立宪，才能“定人心而维国势”，消弭革命于无形，确保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载泽的密折就是在此时出笼的。
在此密折中，最可注意的是载泽所提出的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具体负责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只要改行宪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国，就会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革命党人敢于“倡乱”，且“从之者众”，就是因其借口“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后，“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自然冰消瓦解”。对于立宪的具体时期，载泽认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即不妨往后无限期推迟。
可见载泽对立宪的看法与当时一般人的理解有着很大差距，而像他这样赤裸裸地道出立宪对清廷的好处的更属少有。但他的见解确有比那些顽固守旧的王公大臣们高明之处。而立宪，不论其实质如何，总会引起传统政权形式的一些变化，触犯一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亦即载泽在奏折开头所提到的“利国利民不利于官”。因此，载泽等人的提议遭到了特别是满洲贵族方面的相当大的阻力。这使得以对清廷千秋大业负责为己任的载泽深感忧虑和愤恨。
就在这份密折发出不久，清廷召集满汉王公大臣们数次讨论，结果赞成立宪的占了上风。清廷于9月1日正式发出“仿行宪政”的谕旨。但由于它对立宪并不是真有诚意，其伎俩亦逐步为世人所识破，结果还是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清王朝在此之后仅苟延了五年多时间就覆亡了。
十一、袁世凯等：《奏请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折》
这是当时担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率同全体阁员上给隆裕太后的一份奏折，写于1912年1月。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菴。河南项城人。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近代史人物。1882年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鲜，不久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请调回国。1895年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建陆军，从此便以北洋军起家，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崛起。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因出卖维新派而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了义和团。1901年于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先是署理，次年改为实授）。1907年调军机大臣，改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1909年1月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此后便在河南彰德北门外的洹上村过着韬晦的隐居生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感到时机已到，便与其亲信共同策划东山再起，相机夺取最高权力。10月14日，清政府被迫任命他担任湖广总督，27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调赴前线的海陆各军。11月1日，清廷又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再推举袁世凯为总理。9日，清廷“依法”对其重行加以任命。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从掌握中央军权开始，逐步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从而将隆裕太后和年仅五岁的小皇帝溥仪，即他所一再声称不愿欺侮的“孤儿寡妇”，玩弄于股掌之中。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以后，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南方的革命党人。早在10月30日，他就曾坐镇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当时仍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汉口，并于11月1日将其攻占，肆行焚掠杀戮。但他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此次革命决非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天国所能比，也不能单凭武力就可加以扑灭。因此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文明”手段“对付民党”，即是通过谈判，将其招抚。当然，他的诱和是有坚强的武力作为后盾的，袁氏也从未放弃以武力逼迫革命党人就范。
12月7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等人为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人议和。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却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而革命党人因缺乏经验，又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也对在这位“强人”手中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寄予很大希望。12月29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即电告袁氏：“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再次保证：“如清廷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后，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本篇奏折便是其“逼宫”活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件。袁氏在奏折中指出：“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而清政府方面则“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可是袁氏自己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奏折全文仅一千余字，论点明确，没有废话。虽不无夸张恫吓之词，但基本反映了当时清廷的实际处境。而袁氏之两面派嘴脸，亦跃然于纸上。本篇作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王朝体制的最后一篇重要奏议，有其不容忽略的历史价值。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原载《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