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张荣明：谈谈晚清四大日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张荣明：谈谈晚清四大日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荣明：谈谈晚清四大日记

据近期报刊所载，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翁同龢日记》手稿，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曾经飘洋过海的翁家先祖珍贵手泽终于又魂归故国，可谓得其所哉。翁家慷慨捐赠的义举，令人敬佩。
《翁同龢日记》非同凡响，与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以一孔之见简单谈谈这四大日记的内容特色及作者其人。
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以宰辅显职位居朝廷权力中枢，日常应酬往来的封疆大吏、文人雅士数以百计，虽然他未能像曾国藩那样能以风鉴之术辨别人才之智愚诚伪，但亦以自身的人生阅历在日记中对同僚及来访者一一加以评判：
饭后访晤刘岘庄制军，此人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翁同龢日记》1484页，中华书局，1989年。以下简称《翁记》）翁同龢对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印象甚佳，虽然刘是高官显宦，身上却能保持“朴纳有道气”，非一般的庸官所能比拟。
送刘岘庄，有客在座，送客留余，深谈宫禁事，不愧大臣之言也，濒行以手击余背曰：“君任比余为重。”（《翁记》2770页）在此，翁同龢再次赞扬刘坤一谈吐“不愧大臣之言也”，可谓推崇备至。而后者亲热地拍拍翁的背，推许翁在中枢的责任重大。说明两人交谊甚深，非同一般。
或许是政见不同积怨甚深罢，李鸿章其人在翁同龢《日记》中基本上就是一个负面形象：
是日直隶即用县李映庚来见，直斥李相为邪，语语峭直，此非干进不遂之士，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翁记》2718页）一个小知县竟然在翁府斥责朝廷大臣李鸿章“为邪”，词锋犀利，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赞誉他“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可见翁李不和昭然若揭。数月后，翁氏《日记》又载：“李鸿章革留摘顶，责令严防各口，并亲历大沽、北塘。”（《翁记》2754页）。
李鸿章在晚清担负内政外交之重任，加上国势不振，时在风口浪尖上，遭到朝野各方抨击。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且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梁鼎芬上折，“以杀李鸿章为言”。这两人都位卑言轻，朝廷不会轻易听信及采纳。但翁同龢本人的另一条评论却意味深长：
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翁记》2500页）
按常理来说，朝廷同僚一个“极聪慧”的幼子夭折，论者应有怜悯哀悼之意，但翁只是一句“倚伏之理可畏哉”，语意冷峻凌厉。古人曾告诫为官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李鸿章七十岁生日，大肆炫耀祝寿，场面宏大，门生故吏“争奇竞异”地敬献礼物，岂非穷奢极欲？倘要刨根究底地追溯这些礼物的来历，无非都是天下黎民的“民脂民膏”，竟要供奉你李某一人享用。“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穷奢极欲，必遭天谴，故尔摆阔一日，第二天换来的后果就是幼子突然夭折——这就是翁同龢所说“倚伏之理可畏哉”之深意。说白了，翁氏之言只是运用具体事例阐发了二千多年前老子揭示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祸福倚伏”之哲理而已。
《翁同龢日记》评判的人物颇多，如说左宗棠“在总署招威妥玛饮，谈次有风棱，差壮中朝之气”（《翁记》1550页）。这是赞扬左氏面对洋人风骨凛然，为清廷扬威争气。评盛宣怀是理财高手，即“今之卜式、桑羊也”（《翁记》1278页）。评“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记》2904页）。描绘了官家子弟昂首阔步的傲态，相当传神。不过，翁同龢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先贬后褒，前后有大幅度的转换，表明他对人物的识别能力远逊于曾国藩、荣禄一类的高手（参阅拙文《晚清权臣识人及驭人之道》（下），载《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翁同龢是宰辅，李慈铭、叶昌炽为进士，王闿运仅是个举人，数次考场铩羽而归，终身未得一官半职。但王氏才情独大，足以与其孤傲狂放的性格相匹配，在翁、李、叶三人中间尽显一道异端的光彩。
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以功勋卓着成为位高誉隆的一代名臣，士林对之十分敬畏。王闿运却傲视这三位巨公，在他的日记中随时加以贬损：
江宁之克，朝廷未求金帛，而曾氏上言一无所有，岂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谬也。（《湘绮楼日记》12页，岳麓书社，1997年。以下简称《王记》）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历经多年，最终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江宁），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建立了“同治中兴”的功勋。由于此举功劳之大，挽狂澜于既倒，清廷未主动来催问攻下南京之后是否缴获多少金银财宝，而曾氏却上书说“一无所有”。故王闿运讽刺曾氏兄弟是否私吞太平天国财产，“岂藏珠而有愧心乎？”——历史真相可以让相关专家去细细考评，但王闿运对曾氏兄弟不满之情已跃然纸上矣。
王闿运对李鸿章也无好感。原因是李鸿章曾自夸“自鸿章出而幕府废”，意即他李某是全能天才，无论用兵打仗，出谋划策，还是撰写奏稿、文牍往来，样样可以一手包办，完全不需要任何幕府智囊来辅助。故王闿运痛斥李鸿章“人无耻有如是耶？”斥责他目中无人太骄横了。王闿运认为他在日记中记下李氏这句谬论，“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义也”（《王记》257页）。意即把李鸿章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南北朝时期史学家魏收曾高调宣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下地。”王闿运亦自负才高，在这里大大咧咧显示出一种历史将由他评说的气概。
曾国藩、左宗棠曾经共同戮力打败太平军，但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左、曾两人已不和闹翻，分道扬镳。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去拜见曾国藩，叙叙旧，相谈甚欢。王乘机劝曾与左捐弃前嫌，和解一下算了。曾国藩回答说：“彼（指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王记》256页）意即左宗棠目前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目空天下，我曾某就是想去攀谈亲热亦无从下手呀。
曾、左之恩怨在此且不去深究，但后世读者可以想一想：王闿运一介布衣，竟然在谈笑风生之际，自居和事佬，尽力撮合两位心高气傲的总督巨公重归和好——这种高难度的劝和，通常唯有朝廷皇帝陛下才能下谕实施——可见他王闿运内心深处确实已经自命不凡至一种常人戛戛乎难以企及的境界。
王闿运有谋略，有文才，冰雪聪明，但“文章憎命达”，自古庸才多福者不计其数，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王的文字确实具有独特的韵味。同治十年他雇舟游南昌，停泊在滕王阁故址附近，发了一通感叹：
当余廿岁游南昌，初不自意能成立如此；及余卅岁重游，又不自意不富贵如此；今余卌岁三游，盖不自意老大如此。（《王记》270页）这段文字感慨自己早年声名鹊起，受到权倾天下的朝廷大臣肃顺激赏，要与其结为异姓兄弟，曾有平步青云之机遇；同时悲叹而立之年却未能一展胸中抱负，进入富贵场中（因肃顺在“辛酉政变”中遇害）；最后又悲叹不惑之年因曾、左、李之权臣有目无珠，不识人才，以致他功名无望，只能“老大徒悲伤”了。这一通感叹一波三折，在平平淡淡的文字中尽显一种凄婉悱恻、“我见犹怜”的韵致，却不见一个哀字、一个悲字、一个怨字，显示了一位具有特殊才华人物的高度自尊，而他的文字功力已臻于化境。
虽然王闿运对于曾国藩兄弟并不恭敬，但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还是以重金邀请王氏撰写《湘军志》，这表明王闿运文才在当日确实名重一时，无人可及。近人汪辟疆称赞王氏诗歌“其精思盛藻，近百年来几无与抗手，光、宣后诗人不足以知之也”，进一步说明王闿运有多方面的才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毫无疑问是晚清四大日记中影响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一部日记，原因在于李慈铭是把日记当成他的传世之作来刻意经营的。《越缦堂日记》有数百万字，涉及面极广，如朝廷政治，友朋应酬；谈经论史，读书札记；评骘人物，快意诋骂；乃至个人荣辱际遇，家道兴衰沉浮，甚或晴雨风雪，天象变异，皆一一笔之于《日记》之中。
咸丰死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密谋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以非常手段突击逮捕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其中肃顺因强烈阻扰慈禧垂帘听政之企图，被后者视为眼中钉，必欲杀之为快。据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薛福成之记或得之于传闻，李慈铭对此事却是亲眼目睹：
是日肃顺弃市，囚车过门，强出观之。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越缦堂日记》1974页，广陵书社，2004年。以下简称《李记》）“白服”是因为咸丰刚死，肃顺所穿的丧服尚未更换便被绑赴刑场；“缚甚急”是五花大绑勒得特别紧；“载以无帷小车”则等同于游街示众，让小民百姓沿途尽情观看。这里仅举一例。实际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京城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在《越缦堂日记》中皆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李慈铭仕途不得意，故闭户刻苦读书，勤作札记，为常人所难以企及：“夜再阅《巢经巢经说》中考定丧服大功章郑注二条，反复详绎，为最其要略，以小字补书于初七日日记眉端，至二更后，烛再尽而罢。……经学最不易言，《仪礼》尤苦难读。然遇此等疑义，探索之余，涣然冰释，其乐自胜于看他书。今夕续灯，细籀此文，如获异宝；经义悦人，如是如是。”（《越缦堂读书记》79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巢经巢经说》一书是晚清“西南巨儒”郑珍所作，其中“丧服大功章郑注二条”应该是最枯燥无味的古代关于丧服制度的论述，但李竟反复研究，“如获至宝”，并能从中享受到无穷乐趣，感叹“经义悦人，如是如是”。后人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录出许多李氏读书札记，取名为《越缦堂读书记》，内中涉及对经史子集近千种古籍的评论，时有创见。无怪乎当时李慈铭拜见大相国翁同龢时，翁同龢谦虚地坦承：论学问，李慈铭应该是他翁同龢的老师（参阅拙文《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载《人间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但李慈铭脾气甚大，亦以利口骂人闻名于世。他骂湖广总督张之洞“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眩惑一时聋瞽”（《李记》10317页），因为张引诱才子樊增祥进入他的幕府，而樊曾是李的门生。着名书法家赵之谦亦曾受到李慈铭的谩骂：“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李记》8552页）。甚至连得王闿运也遭到李的苛评及诋骂：“阅《邹叔绩集》，……遗书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僿，且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辈中物也”（《李记》8558页）。李氏在《日记》中还骂过郭嵩焘、马建忠等名人，言辞极为刻薄，在此不一一赘述。
钱锺书虽然夸奖《越缦堂日记》“其书行世者既至五十一册，閟而弗睹者尚有二十一册之众；多文为富，日记之作自来无此大观焉”，但同时也批评李慈铭肆口骂人的不良作风：“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见《复堂日记》钱锺书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叶昌炽以目录版本学、金石学享誉于世，所着《藏书纪事诗》和《语石》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叶氏《缘督庐日记》约有二百万字，始于同治庚午（1870），终于民国六年（1917），长达四十多年。叶昌炽仕途亦坎坷多折，青年时代赴京城参加会试，多次落第，直至四十一岁方才考中进士。因此叶氏对考场的作弊行为极为关注。1886年，他南下襄助担任广东学政的好友汪鸣鸾，并赴惠州主持童生考试，在《日记》中有不少记录：“惠州考政弊窦孔多，闻号舍中有隧道以通传递，可为骇咤。”开始阅卷，“阅至丑初毕，弥望黄茅白苇。”所见试卷“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有一卷极佳，必抄袭也”。后又赴香山、新会、新宁等地监考阅卷：“昨日卷余分新会一百八十七本，非无充然盈幅者，率皆脑满肠肥，令人欲呕。”“续阅旗籍卷，文理荒唐，可为喷饭。”
叶氏似乎对广东考生没有好感，或斥之为“脑满肠肥，令人欲呕”，或者嘲笑考生脑袋内一团乱草，即“弥望黄茅白苇”。不过广东考生胆子实在太大，除了挖地道至考场送参考材料外，还有以下骇人听闻的现象：
闻昨点名时有登屋送怀挟者，皆藏洋枪，逻者不敢谁何。余所阅卷有贴红纸于卷端玄词征荐者。连日复试，对出笔迹不符者数卷。风气如此，真不成事体矣。（《缘督庐日记》12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下简称《叶记》）
“登屋送怀挟者，皆藏洋枪，逻者不敢谁何”，这简直就是“耗子”挟枪准备痛击“黑猫警长”，而后者吓得只能退避三舍。其次，叶氏阅试卷时发觉上面贴有红纸标识，用玄妙而捉不住把柄的语句来向阅卷考官推荐相关考生，即“玄词征荐”。这说明考官中有“内鬼”。况且还有枪手代考，“对出笔迹不符者数卷”。总之，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的笔下，广东考生的智商不高，但作弊的胆魄却奇大。
《缘督庐日记》内容有几个特点：一是叶昌炽结识许多着名藏书家，如蒋凤藻、缪荃孙、铁琴铜剑楼瞿氏兄弟、潘祖荫、吴大瀓，见过不少珍贵宋刻本，如《陶渊明集》《管子》《易林》《老子》《文中子》等等，并感叹“宋本可贵如此”，能够改正讹误甚多。二是叶昌炽宦游途中，到处搜访考察古碑石刻，如“得唐墓志造像共八通”（《叶记》第3405页），“录会昌三年天宁寺陈荣经幢一通”（《叶记》3411页）。三是叶昌炽文笔佳美，描绘旅途中山水风景，不亚于《徐霞客游记》。这是有原因的。王季烈指出叶昌炽青年时代“锐意治词章，为文力追汉魏，唐以后不屑学”（《缘督庐日记抄》序），对于文章之道下过一番苦功。
以下简略谈谈晚清四大日记版本流传：《翁同龢日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手稿本（线装四十册），1970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赵中孚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册），1989年大陆中华书局出版陈义杰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册），2011年中西书局出版由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的排印本（共八册）。《湘绮楼日记》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手稿本，1997年岳麓书社出版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的排印本（共五册）。《越缦堂日记》出版过程比较曲折，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1936年又出版《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荀学斋日记后集》九册。2004年扬州广陵书社加以汇聚，重新影印全帙《越缦堂日记》，精装十八册，这是该日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影印手稿版本。《缘督庐日记》原本有四十三册，卷帙繁富，后来王季烈抄录“原稿十之四”，1933年出版《缘督庐日记抄》。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十八册线装本，以日记全貌问世。2002年该书又影印出版十二册精装本，是最便于读者阅读研究的一个版本。
单单以日记本身而论，《越缦堂日记》的名声大概不输于《湘绮楼日记》，但如以作者的才学及声望去衡量，李慈铭与王闿运相比或许还相差一段距离。何以这样说呢？兹举两例以略见一斑。
其一是：以学术高标准论，学界认为李慈铭“于经、小学未有着述，似难列于儒林”，只能“列入文苑”（《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4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而王闿运则撰有《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笺》《仪礼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申义》《尚书大传补注》等一系列着述，故王氏在《清史稿》中被列入《儒林传》。
其二是：李慈铭由于学术声望不够大，虽一度曾被李鸿章邀入天津问津书院作短期讲学，但晚年穷困潦倒，以致“五穷缠骨，百忧煎心”，需要其学生辗转托人推荐其入川教书，以疗饥救贫（《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109页）。而王闿运誉望甚隆，四川总督丁宝桢慕名以重金礼聘王氏入川，主讲尊经书院，培养出几位头角崭露的弟子。由于名望实在太大，入民国后王闿运还被袁世凯聘为国史馆馆长。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在晚清四大日记作者中，王闿运的功名地位最低，仅是举人，但学识才情却最大，故他晚年有自己独特的衣钵传人，如川人廖平得其今文经学之真传，而加以发扬，下启康有为着《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为戊戌变法奠定理论基础；如湘人杨度得其纵横捭阖之才，虽一度误入歧途，成为洪宪一朝的风云人物，被袁世凯称为“旷代逸才”，晚年却又修成正果，参加中国共产党。至于后来在画坛大放异彩的齐白石，在当年王闿运门下只能算是一个“诗近薛蟠体”而尚未登堂入室的编外小徒弟罢了。孔子曾提倡“有教无类”。王氏门下不仅有木匠齐白石，还有铁匠张正旸、铜匠曾绍古以及僧人八指头陀，这四人经其点拨，日后皆“螣蛇化龙”，成为一代名家。援此而论，二千多年后的王闿运亦可称之为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罕见杰出实践者了。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