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公全集-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文忠公全集-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

以推翻清王朝为职志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最后失败了。清王朝暂时保住了政权，且号称“同治中兴”。然而有人当时就曾预言说，清王朝不出50年就会彻底垮台。曾府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同曾国藩的一段对话：“初鼓后，涤帅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页。)有趣的是，赵烈文的这一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不到45年,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宣统就面对革命党的起义、多数省区的独立和袁世凯的逼宫,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太平天国没有完成的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完成了。若论军事实力，辛亥革命党人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党人之所以能一举推翻清王朝，正是因为清王朝面临着如同赵烈文预言的那种“根本颠仆”、“土崩瓦解”之局。那么此种“根本颠仆”、“土崩瓦解”的政局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太平天国运动又有何历史联系？换言之，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有何影响？本文拟对此略加探析。
一
从“主威素重”到“内轻外重”是晚清政治最明显的变化。之所以有此变化，则直接导源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着特色。明末为督办军务，巡察吏治，临时设置总督巡抚。清代沿袭此制，并将总督巡抚定为地方军政首长。又以藩、臬二司分割巡抚权力，以提镇武职牵制总督权力‖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原，皇帝尤重掌握军权，派八旗劲旅分驻各省以资弹压，地方常备之绿营兵则由提督统率，其军队的编制、数额、部署、调遣，皆归兵部，皇帝通过兵部发号施令，亲掌军事大权。遇有重大军事行动，特简钦差大臣总司兵符。这种领导体制，保证了中央对兵权的严密控制。各省督抚绝不可能形成拥兵自重的局面。诚如薛福成所说：“凡有大寇患兴大兵役，必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着，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部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之，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叙疆臣建树之基》，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清王朝的这种政治体制，运行至道光末年，开始发生无法逆转的巨大变化。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先后派云贵总督林则徐等为钦差大臣，督师往剿。然而，那些钦差大臣们，除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李星沅、琦善病死军营之外，其余均因兵败而身死或被罢黜、被逮治。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曾国藩乘时以起，筹建了一支与绿营经制迥然不同的战斗力较强的反革命武装。此后，李鸿章仿湘军体制组建淮军。湘淮军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咸丰年间，江忠源、胡林翼先后被授予安徽和湖北巡抚。太平军二破江北和江南大营之后，清廷倚赖的绿营完全瓦解，遂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李鸿章、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分任四省巡抚。此后，湘淮将领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郭嵩焘、蒋益澧等都成了封疆大吏。诚如清史专家萧一山所说：“洪杨之乱，经制之绿营兵，既腐败不能作战，而总司兵符之钦差大臣，亦往往得罪以去。江忠源、曾国藩以团练起兵远征，所向奏功，其部下营官，皆积勋至督抚提镇，而全国之地方大吏，在同治年间，几尽为湘淮军人物所占据。其不由湘淮军出身者，如张曜之嵩武军，丁宝桢之东军，亦皆以军功而获得督抚之地位，是以太平乱后之地方长官，胥藉军队之实力以为重。”而“清廷亦渐视典兵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且有随意编练军队之权。”(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1388－1389页。)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主要表现有三：
（一）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那时，每年年终，督抚例将本省兵额实数报部，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额实缺亦不遵制向兵部报告。“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有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即有严旨申饬，亦不过循例遣员带兵至境，或薄资数万，旋即中止，自非其师弟姻亲交义甚笃者，罕闻有邻省助兵助饷之事。”(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二）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系户部派出机构，代户部分掌一省财政，各省盐运道、粮储道、税关监督也是户部的分支。“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部库藩库藏帑殆尽，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遂开财权外倾之渐。1853年清廷逾令京饷由各省每年将库款尽数报拨解部“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奕譞等奏》，《洋务运动》第3册，第542页。)。这一变化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清政府责成督抚筹款上解的办法，形成了以省为单位，包括藩、运、粮、关和其他财政局所的地方财政系统。各省自立收支科目和标准，自立财政、税收和金融机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遂陷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京协各饷之外的存留库款，地方督抚可以支配。户部与其后改称之度支部，财政收支遂不及各省。
（三）行政人事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地方上虽有总督“综制文武，察举官吏”，巡抚“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但每省均由中央派出布政使和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掌一省之行政，司全省财赋出纳；按察使握一省刑名按劾之权，“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清史稿校注》卷一二三，志九八，职官三，（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他们非督抚属员，作为中央的使者且有牵制督抚的作用。咸丰以后，伴随着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布政使和按察使亦渐成为地方督抚的属员。诚如康有为所说：“昔者布政、按察，实为一省长官，其印为方，其衔曰使，于例本可专职奏事者也。惟累压于督抚积威之下，岂惟不敢上奏乎，乃至不敢贻书政府。夫以两使为使者之尊，位冠全省百僚，州府县厅为所排遣，而抑屈不得少行志竟如此，况其下焉者乎。”(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3页。)支配两司是督抚行政人事权扩张的重要标志。此外,他们以军务紧张为词，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致使“保案踵起”。《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谕其保荐督抚大员。按清制，总督权限可奏请黜陟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因此，曾国藩开始时还诚惶诚恐地上奏说：“封疆将帅，惟天子举措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清史稿校注》卷一一六，志九一，选举四，（台北）国史馆印行，1986年版。)后来朝廷竟屡次谕令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表明疆臣“不当更分”的“黜陟之柄”，实际上已经分了；宜防的“外重内轻之渐”也无法防了。
督抚专政对晚清政治造成了深刻影响。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张，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便相应削弱，中央的指令被地方视为具文，早已屡见不鲜。各地督抚，特别是例兼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不仅可以参与、而且可以改变中央的重大决策。他们甚至可以将朝廷谕旨视为“矫诏”而另搞一套。光绪二十六年，清廷发布诏书对外宣战，督抚应者寥寥，而由两江总督牵头组织的“东南互保”，参与或表示支持的则有两湖、两广、闽浙、江苏、江西、山东、陕西和四川等十多个省的封疆大吏。光绪三十三年，清廷谕令改订各直省官制，“卒以各省意见参差，不能实行”(伧父：《行政机关之改革》，《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光绪季年，地方督抚手中的军权、财权有增无已，清政府欲借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之机部分收回这些权力，结果收效甚微。宣统年间，清廷奉行集权政策，罢免袁世凯，削夺督抚的军权和财权，亦未达到增强中央控制地方能力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造成了督抚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时人评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不过是“自取灭亡之道”,“设有大故,而欲督抚效命，岂可得耶？”(《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二期1911年8月。)宣统二年当接二连三的国会请愿将清政府闹得惶恐不安时，各省督抚亦函电交驰，要求早开国会，早设内阁。清廷最后答应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三年，实际上是出于督抚们的压力。督抚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本来是这一王朝赖以存在的重要支柱。由于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清王朝失去了地方督抚的有力支持，而从督抚手中剥夺回去的军政大权又无法有效地行使。辛亥革命一爆发，清政府始则无力组织镇压革命党人的力量，继则被迫起用袁世凯，结果多数省区纷纷独立，各自为政，清王朝陷入了方州无主、众叛亲离的境地，迅速土崩瓦解了。
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清政府倚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而督抚权力的膨胀和中央集权的衰落，又为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二
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于晚清政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清王朝是作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满汉关系一直是清代政治中的重要问题。到了晚清时期，这个问题又逐步尖锐起来。从咸丰初年太平军的“奉天讨胡、廓清中夏”到光绪季年革命党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排满”、“光复”之声，沸沸扬扬，震耳欲聋。满汉矛盾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一对重要矛盾。
毋庸置疑，清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以农民阶级为主的各族人民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却也是有清一代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洲贵族不仅享有世袭的特权，而且以征服者自居，派八旗驻防各省，八旗子弟、宗室人员则不必别营生计，不必读书问道，即可坐享俸禄。满人虽然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着行政官额的一半。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就京官满汉缺额而论，除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内阁衙门中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六部衙门中的郎中、员外、主事缺额，满人约四百名，汉人不过一百六十二，至于理藩院，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都是满人，“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等衙门缺额，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而且入仕之途满汉差别亦甚大，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列将相，且常有满汉之人同年同署同官，汉人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萧一山《清代通史》也指出：“满人向来对于汉人之防闲甚严，出征将帅，从无汉人居之者。盖拟以兵权维护政权，故不放手耳。”
满洲贵族奉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宣称，“肃将天威，创造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号召汉族官民“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就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呼声。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又在于，太平天国的“讨胡”奉的是“独一真神”皇上帝之命，反抗民族压迫的现实内容被过于浓重的拜上帝的宗教外壳所掩盖。而以曾、左、胡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却打着保卫纲常名教和传统文化的旗号与之对抗，并最后将其镇压下去。尽管太平天国没有能够推翻清王朝，然而却为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的转化提供了契机。“当咸丰洪杨革命，踞有南部，天下苦兵者十余省，清室危甚，宰相文祥、肃顺谓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文宗听其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以次擢用。”(转引自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34页。)曾、左、胡及李鸿章一类人物在清末革命党人笔下，成了“以杀同胞闻天下”、“为满作伥”的“汉奸”和“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的“大奴隶”。然而，历史表明，正是他们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中落，造成了统治阶层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人对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督抚的人事嬗递现象作了细致的考察，表列如下： （附图）
从上表所示满汉督抚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落，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尤其是同治朝满人出任督抚人数之少、比例之低，更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参见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满汉任官缺额的损益和消长，从本质上看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但由于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占统治地位并享有特权的满洲贵族受到削弱，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加强，这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数十年的晚清政局。
汉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不能不引起素享特权的满洲贵族的忌视。所以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西太后即开始奉行削夺汉人督抚和湘淮将帅权力的政策。曾国藩惮于功高震主，主动遣散湘军；彭玉麟宁可垂钓西湖，亦不肯进京任兵部尚书。于是亲贵用事，湘淮将领为督抚者多不安于位。梁启超后来说：“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虽由其识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到了甲午战后，广大汉族爱国官绅和士大夫要求变更“祖宗成法”，以期救亡图存。满洲亲贵中的封建顽固势力以为变法维新“利汉不利满”，抵拒变法，倡言排汉，其代表人物则为慈禧宠臣刚毅。“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就是他的口头禅。到了20世纪初年，排满革命的声浪遍布全国，满汉问题赫然成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汉人倡排满，满人讲排汉”，以至于国民不论贵贱、男女、老幼，其“心中脑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舍此便“无所谓思想，无所谓事业”(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一号1907年6月。)。这种情况的发展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汉族官僚士大夫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
光绪末年，鉴于满汉矛盾的尖锐，清朝统治者一面弹唱“平满汉畛域”的高调，一面加紧排斥汉员，集权亲贵。1907年实行的中央官制改革，在13个大臣和尚书中，满族贵族7人，蒙古贵族1人,汉族官僚仅5人，连历来满汉员缺平均对等的成例也不加顾及了。光绪、慈禧死后，皇族亲贵进一步奉行集权政策，设“皇族内阁”，满族阁员占69％。时论指出：“政府由于种族之界太深，虽日言和融满汉，而满汉实未能和融，无论满不能融汉，汉亦不能融满。”(《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二期1911年8月。)其结果，只能使早已尖锐起来的满汉矛盾更加尖锐，使早已产生的离心力更加扩大。满洲贵族人心丧尽，也无力控制局势，自己将自己置于反满怒涛的包围之中。革命党人又长期进行反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宣传,正如孙中山所说：“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么能保得住呢？”(《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0页。)
汉族官僚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与满洲贵族的利益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选择也是要维护清王朝。但是，当满洲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对清王朝的前途命运又丧失信心的时候。当革命已经爆发并且矛头明确指向满洲贵族的时候，当革命党人高擎“排满”、“光复”旗帜，并以“重见汉官威仪”相号召的时候，他们便有可能转变立场，参加反清斗争。早在1903年，革命党人的《中国日报》就不无乐观地估计：“大抵今日汉臣，未必无革命思想”，“向使洪杨之役移于今时，则义声所至，奔走偕来，彼必倒戈相向，弃甲乞降，求为明末之殉节诸臣，当亦渺乎不可得。”(《中国将起大风潮》，转见《警钟日报》1905年1月4日。)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宣布独立，江苏、安徽、广西、山东四省汉人巡抚曾出任军政府都督，特别是江苏巡抚程德全，在清末颇着政绩，他倾向革命，出任反清独立的江苏都督，在当时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三
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英法联军之役所造成“内忧外患”的形势促使清朝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革新势力，从而推动清王朝结束闭关自守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新政。由此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和斗争，并深刻地影响到晚清的政治结局。
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实行变革，逐步实现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唯一发展方向。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政策，以“天朝上国”自居，竭力将自己孤立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对世界发展茫然无知，成为中国实现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腐朽冥顽的清王朝，建立起了一个与之相对峙的政权。当太平天国的急风暴雨将清王朝打得摇摇欲坠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对于清王朝来说，尽管“发捻交乘”被视为“心腹之患”，但西方列强“胥聚于中国”却是一个更为可怕的问题。湘淮军首领在同持有洋枪洋炮的太平军作战中，在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西方“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思想上受到较大的震动。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驰马江边，见外国轮船“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7页。)。曾国藩在同太平军殊死战斗之时会见英国人，交涉之后曾思虑万千，“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69页。)。李鸿章看得更清楚：“历代边备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这就促使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去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于是，开明、务实且具有鲜明革新倾向的政治势力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洋务派。
这个派别包括从中央到地方主持洋务事业的官僚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取得了如下共识：中国已处于“千古变局”之中，数千年华夷隔绝之天下已变成中外联属之天下，闭关自守的状态不能够、也不应当恢复了；敌强我弱，敌巧我拙，必须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古今情势各异，不能狃于祖宗成法，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借法自强或变法自强；富国强兵，依赖于工商，欲制西人以自强，必须振兴商务，实行商战；自强根本，在乎人才，人才之兴，当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改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基于这些认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发动洋务新政，陆续创办了一批军用企业、民用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艰难而凝重的一步。他们顺应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在19世纪60—9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成了当之无愧的革新势力。
洋务派的革新努力与“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和“恪守祖训”的传统心理发生冲突，从而引发革新与守旧的严重斗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不仅自己“耻谈洋务”，而且攻击洋务新政是“用夷变夏”，“离经叛道”乃至“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作为这一时期革新势力挂帅人物的李鸿章，其变法主张一直受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牵制，往往“有倡无和”，甚至“谤议盈庭”。操持朝政的慈禧却在两派之间极尽操纵、驾驶之能事，而使革新者为之寒心。还在1872年李鸿章就致函曾国藩，指出“日本（维新）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后来，他又给友人写信说：“鸿章自治分内应办之事，动多牵制，日不遑给，遏敢驰骛高远？”(《复王壬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复四品卿何子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无怪乎，梁启超在为李鸿章写传时，要一再表示敬其才、惜其识而悲其遇了。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贯穿于清季政治的始终，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呼唤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在野志士奋起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蓬勃高涨。年轻的光绪皇帝也连下诏旨，决行变法，引起朝野守旧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不满。洋务派在倡办洋务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务实和稳健的性格，具有老成谋国的特点。他们对维新派的活动始则支持和参与，继则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对百日维新中雪片一般的变法上谕也大多意存观望。他们在守旧派和维新派的尖锐冲突中，总的说来采取中间立场。他们主要反对的是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平等思想，并不反对西学。他们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中体西用。由于维新派卷入了帝后党争并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慈禧便在守旧势力支持下发动政变，维新派遭到镇压。守旧势力昧于世界大势，力图闭关锁国，他们利用民众的反帝情绪，煽动盲目排外，以至酿成庚子国难。经过辛丑议和，守旧派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或处死，或监禁，或流放，或革职，从此一蹶不振。相反，统治阶级内部的革新势力则取得了明显的地位和权力，成为清廷的重要支柱和继续主张变革、推行新政的中坚力量。这种结局使西太后也不得不宣称：“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决心改弦更张，变法维新，“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页。)。
清末新政以着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蓝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其主要推动者。而继李鸿章之后成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势力挂帅人物的，当是小站练兵起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他们的推动下，清政府自上而下实行维新新政：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建立近代教育体系；设商部，定商律，实行振兴商务、奖劝实业的政策；编练新军、创设巡警，建立新式军队和警察制度；废除苛刑，修订法律，实行司法制度的改革；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设谘议局、资政院，赋予立宪派人士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力，等等。诚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说：“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66—567页。)。改革导致了传统社会的崩溃和瓦解，包括满汉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内的各种矛盾都尖锐起来，“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从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76页。)。宣统年间,当以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集团罢免袁世凯，并企图通过皇族集权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时，它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来说，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异常痛苦的。它需要通过实业的振兴和新军的编练增强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也需要通过新式教育的兴办和留学生的派遣培养治国兴邦的人才。然而，客观历史的进程恰恰走到了清王朝主观愿望的反面。近代企业和近代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军事体制编练出来的新军安装在封建主义的国家机器上，也无法灵便运转。更重要的是，随着开放与新政的逐步实行，风气日开，民智日开，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观念风靡一时。所有这一切，不断积累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因素。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那样沉重的打击而终于没有土崩瓦解，赵烈文认为除了“主威素重”之外，就是因为当时“风气未开”，这是颇有见地的。事实上，“主威素重”与“风气未开”互为前提：前者是后者的政治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社会前提。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清王朝的解体始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加速了这一解体过程。当然，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被迫开放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以洋务派为代表的革新势力便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实力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可能会更加迟缓。
四
当清王朝的统治因各种矛盾的激化而陷入深刻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乘时奋起，领导了辛亥革命，将其赶下了历史舞台。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从太平天国的英雄事业中得到鼓舞，从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中取得借鉴，辛亥革命的发动和结局都曾受到过太平天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旨在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其指导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然而，由于辛亥革命披着“反满”的“民族革命”的特制外衣，革命党人同时又把太平天国作为自己的先驱，自认是洪秀全反清革命的后继者。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早已人所共知，他的战友黄兴也说过：“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又见鞑虏政治腐败，纲纪不修，官可钱买，政以贿成……瓜分之祸，迫于眉睫，外人不以人类视我，益坚我革命的决心。”(《与李贻燕的谈话》，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太平天国的战斗业绩和革命精神不仅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们树立革命志向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成为革命党人鼓动反满革命思潮的重要内容。1902年，当反清革命思潮正在留日学生和国内知识界酝酿之际，孙中山就认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史事“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光辉史”，授意刘成禹以日人曾根俊虎所着《满清纪事》一书为基础，参考孙本人所收藏的英人呤唎所着《太平天国》、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所藏之英人着作《Taipen Rebellion》及各种官书，搜罗遗闻，撰着成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1903年刘成禺写成《太平天国战史》16卷，孙中山为之作序云：“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矱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太平天国战史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9页。)1906年，革命党人黄世仲为“尊念洪王”写成30余万言的《洪秀全演义》，出版之后风行海外，“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洪秀全演义作者冀世仲》，《革命逸史》第2集，第42页。)。章太炎在《訄书》重印本《中国通史目录》中列有“洪秀全考纪”，将其与秦皇汉武唐宗明太祖相提并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169页。)。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将太平天国革命的十余年间誉为“中国民族昂首江淮时期”(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页。)。此外,《民报》还刊登“中国民族革命大伟人”洪秀全肖像和“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革命党人以军政府名义发布《讨满洲檄》和各省讨满文告，大都宣扬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以鼓励士气，启导方来。
如果说太平天国的辉煌业绩曾激励革命党人投身反清革命，促使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动，那么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则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末革命党人的行动，成为他们联袁倒清，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理因素。
辛亥武昌首义发生之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被迫起用袁世凯先后为湖广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在袁受命组阁不久，黄兴即致函给他，说以民族大义，满汉之别，并利用袁氏与亲贵的矛盾劝其反戈一击。接着，远在海外的孙中山也致电民国军政府，对推举袁为总统一说极表赞成。不久，孙中山自欧洲返国，坚主联袁倒清，“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
孙黄主张联袁倒清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害怕重演太平天国历史悲剧。黄兴对他的参谋长李书城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李书诚：《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0页。)正是这种心理促使他推动南北议和,欲以和平收革命之功。而坚主“用袁一人贤于用兵十万”的孙中山则更是害怕“戈登、白齐文”的再现了。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孙中山得知武昌首义消息之后，不是急于回国指挥战斗，而是漫游欧洲为革命寻求外交和财政支持。列强干涉的危险，戈登、白齐文的幽灵使他大有“时不我待”之感，一踏上国土便急于主持内外大计，拟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以期革命“先成一园满之段落”(《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不久，“段落”成了，清帝退了，帝制终了,民国立了。至于辛亥革命的这一段落是否圆满，则见仁见智，非关本文主旨，也就毋须多论了。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它虽然悲壮地失败了，却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并使之偏离了固有的轨道，晚清政治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革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矛盾以及不断激化的满汉矛盾等，都与太平天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正是太平天国革命，为从曾左李到袁世凯，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势力这样一批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与不同程度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势力相结合推进社会改革，经过洋务、维新和清末新政，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准备了历史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