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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毅:年鉴学派走向哪里
年鉴学派经历三代变迁,之后的代际演进便不甚清晰了。
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费弗尔和布洛赫,他们关注人类生活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和心理现象,而且对心态史特别在意。
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化心态问题则被他放到了次要地位。
第三代代表人物是勒华拉杜里和雅克·勒高夫,他们表现出某种反叛前辈的姿态,虽然也重视社会经济史,但也开始为“政治史”、“事件史”平反;同时表现出向第一代心态史兴趣的回归,这种回归同时伴随着对政治史兴趣的回归。他们甚至搞了场史学革命,祭出了“新史学”老旗帜,但实际作为又和世纪初的“新史学”不能同日而语。
核心思想是“三时段”理论
年鉴学派最核心的思想“三时段”理论,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其主要缔造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历史中活动的各种因素,可以按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分成三种类型,而三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一样:长时段因素影响最大、最深沉,因而具有某种“决定性”;中时段因素影响稍小,但仍很显着;短时段因素则影响最小,转瞬即逝。
从《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来看,布罗代尔最关注的似乎是中时段因素,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经济运动。在这方面,年鉴学派与法国经济—社会史大师拉布鲁斯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但布罗代尔真正想做的,是把三个时段的因素整合到一起,进而书写总体的人的历史。这是个非常宏伟的设想,实际上是想阐明三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过,诚如张芝联先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中所批评的,布罗代尔的实践并不很到位,在他的着述里三时段似乎总是“互不相干”、“相互割裂”的。
重视唯物史观
阐明各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深入准确理解历史、理解人的不二法门。然而这多层面、立体交叉式的研究,又是极其复杂的一项工作。从哪里入手,即突破口在哪里?
年鉴学派第三代隐隐显示出一种研究兴趣的总转向,即从经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所谓从“地窖”升到了“顶仓”。文化史于是开始复兴,主要体现在心态史的回归。代表人物有中古史专家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后来,近代史学者也参与进来,最着名的代表人物是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米歇尔·伏维尔。
除了回归心态史、文化史之外,年鉴学派第三代同时还要回归政治史、事件史。只是,彼时的政治史已和文化史发生了“联姻”。从年鉴学派阵营中杀出来的、首倡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弗朗索瓦·孚雷,便是这种新趋向的一个突出代表。随后,美国学者林·亨特结合新文化史的方法,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学做得风生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伏维尔做的其实也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不过,作为索布尔后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首席代表,伏维尔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研究,与“修正派”代表孚雷以及受孚雷影响很大的亨特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坚守唯物史观,伏维尔对文化的多样性有适切的关注,不仅注意到了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差异,还注意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在他的笔下,文化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而孚雷、亨特总把政治文化看成全民共有、铁板一块的东西,与社会生活没有必然关联。
伏维尔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强调“在史学中确定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的新辩证关系”,即确定政治事件和集体心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统一。所谓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时间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理性加工和明确表达的意识形态,具有变动不居和富有创造性的特点。
走向政治文化史
年鉴学派的最大功绩在于发现了历史时间的“多元性”。不过,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时段”理论是个模糊理论,各时段之间根本找不到明确的界限,所以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着的,其实是犹如光学频谱般排列着的长短不一、数不胜数的时段。
而伏维尔“长短时段辩证关系”论一出,则如同亚历山大挥剑解了“所罗门王之结”一般,令局面豁然开朗。复杂、多元的历史时间被简化为短时段、长时段两大类,而总体史“交响乐”的主旋律,被清晰地归结为两者之间相互交织、冲突、协调、转化的矛盾运动。
似乎正是循着这一逻辑,年鉴学派渐渐走向以研究长短时段辩证关系为主旨的政治文化史学,后者也成为近三四十年来国际史学的主流。
20世纪初,人们曾企图彻底抛弃政治史,专营文化史或经济与社会史,但结果证明这行不通,因为历史学如果不研究政治的演进,似乎就失去了主线,就“碎片化”了,让人不得要领,读来也无趣。人们感到:研究历史终究不能抛开短时段的政治,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抛开对政治有某种制约性影响的长时段的文化心态。
前些年,法国着名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了句很实在的话:“可惜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战争、有政治;只要没有实现圣西门讲的‘政府由对人的管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历史学家就不得不继续研究战争和政治。只是,研究的水平应该提高一些。”怎么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做政治文化史学,而且还应该做伏维尔那种“接地气”的政治文化史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