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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邵雍：杜月笙与上海“八·一三”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这对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在上海，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杜月笙的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建议杜月笙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间，杜月笙曾应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之请，捐助了一千块钱，还代上海银行家钱新之捐了一千元，作为该会的活动经费。后来，还介绍该会黄慕兰在黄金荣家里的牌桌上募集到资金八千元，资助北上抗日将士慰劳团。
1937年8月到9月，抗敌后援会主席团共召开会议43次，杜月笙参加了39次。另一统计，从8月9日到11月15日，主席团先后召开82次会议，其中在杜月笙公馆召开10次，在浦东大厦召开5次。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援前线，收容和安置战争难民，还直接参加了某些军事行动，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
加紧筹集资金
8月19日，杜月笙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仅月余时间他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150余万元。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大中华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他还说：“从九一八到现在，匆匆地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中间，备受了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还期待着世界的公论。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并没有为了世界公论而削弱，只有变本加厉地格外侵略得厉害”，因此“我们绝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杜月笙主动将杜美路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国发行量的1／6。杜月笙在抗敌后援间经手筹募的钱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后蒋介石认为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了现款10万元作为“补偿”。
输送给养支援前线
当时国民革命军数万人马会集上海对日作战，日用品损耗短缺十分严重。10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市党部密令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袜、卫生衣裤、手套耳套及棉毯等汇解军事委员会配发前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杜月笙于10月3日通过电台播音劝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担任新组建的浦东棉花运输会常委，负责支前。10月20日他带头捐了棉背心3万件。“八一三”抗战期间，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缺乏食品时，杜月笙仅用了一天时间就送去了光饼20万只。
收容和安置战争难民
“八一三”抗战期间如何收容、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是必须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杜月笙对此极为重视，认真予以办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救济会。后来因难民越来越多，设于仁济堂的市救济会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100余人，难以照常开展工作。杜月笙获悉后同意将救济会办公处迁至他主持的浦东同乡会二楼。浦东同乡会先后设立12个收容所，共收容4000多人，将同乡会底楼大厅(杜厅)挤得满满当当。浦东同乡会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场所，三楼有洪兴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界救亡协会；五楼有上海市学生战时服务团、上海市作家救亡协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化界救亡协会还在那里出版《救亡日报》。
对日经济绝交 参加军事行动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在10月9日召开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对日实行金融、贸易和雇佣关系的绝交。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作战的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支持共产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2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创办以洋人为发行人的《每日译报》，宣传抗日。当时办报资金短缺，在香港的杜月笙获悉后认股两万五千元，使得《每日译报》版面得以扩充为对开。由于《每日译报》时常刊登中国抗日前线打胜仗的消息，振奋国人，日销量一度达三万份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