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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郁喆隽：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这个城市也有一些记忆的集体盲点：上海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商业、经济、工业、中西交通等，很少有人提及上海人的信仰。事实上，除了现代意义上的五大体制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之外，上海历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信仰仪式和节庆。神圣和世俗非常紧密地结合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这在全世界的大都会中也是少见的。
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就是一个例子。上海历史上有“迎神赛会”，所谓“迎神赛会”，就是在特定的节期里，民众将寺庙中神明、老爷等抬出来，在村镇、城乡的范围内进行巡游的仪式。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本土民间信仰特色的活动，在全中国范围内都存在，是社区宗教（Local Communal Religion）的典型仪式。而在上海地区，民国时期在各乡镇大约有170多个大大小小的各种迎神赛会。
现在方浜中路上的上海老城隍庙，在明清和民国时期被称为“邑庙”，也就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庙。它具有护城佑民的功能。在民国时期，城隍庙每年分别在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和十月朝（十月初一）进行三次规模盛大的出巡。这被称为“三巡会”。伴随上海县城隍秦裕伯出巡的还有“四司”，也就是高昌司石万彻、长人司黄歇、新江司蒋芳镛和财帛司杜学文。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活动呢？这和民众的鬼神信仰有关。传统中国讲“阴阳表里”，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和社会要依靠两套平行而又相互依靠的体系——一套是阳，就是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另一套阴，也就是神明的谱系。在这个结构中，各级官员有不同的品级，相似的是神明也有他们的“级别”。例如，玉皇大帝被认为是相当于帝王的神明，而土地爷大致是最底层的吏，相当于地保。在这个谱系中，城隍被认为是和县令平级的官员。县令和城隍各自负责一个地方的阳间和阴间的事务，但又要相互监督。
按照中国的传统城市格局，县城以北应该有一个厉坛。“厉”指厉鬼。以往人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人死之后（尤其是男性）总是在族谱当中，那么他们的子嗣会来祭祀他们。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是“横死”，也就是出意外而死，比如说在战乱当中，或者是意外事故客死他乡。人们不清楚他的后人是谁，这些鬼魂没法获得正常的祭祀，就会变成孤魂野鬼，甚至是厉鬼，来扰乱人间的秩序。这个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除了各家祭祀自己的祖先之外，需要有一个公共的仪式来祭祀和安抚那些孤魂野鬼和厉鬼——这就是城隍三巡会的主要目的。民国时期上海县城的北部已经成为了租界，所以人们就在城南找了一块空地作为临时的厉坛。
大致在明朝洪武年间，城隍被写入了官方祀典：它确立了州府县三级的城隍是一个国家祭祀体系组成部分，规定三巡会时县令也必须参加，还明确了祭祀的程序和祭文等等。但是有意思的是，清以来江南地区不少迎神赛会都被禁止了。为什么会被禁止呢？因为迎神赛会不仅是一个民间信仰活动，而且还是这一地方一年中最为重要的娱乐和商业活动。短时间内，大量的人流会集中到一个地方来看会。这对于地方治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历史上也曾经引发过一些踩踏事故和冲突事件。不过到了民国初年，1919年上海市民提出要恢复城隍庙三巡会。虽然当时政府也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但是无可奈何，最后让它恢复起来了。
民国时期城隍庙三巡会能够有规律地举办，和1926年底成立的邑庙董事会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根据一些历史档案的记载，邑庙董事会的董事包括一些地方名流、商人、慈善组织的代表，甚至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流氓大亨，还有上海城隍秦裕伯的直系后人秦锡田。他们为三巡会提供了大量的象征性支持。不过实际参与操办三巡会的是大量的会首团体。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我们只能找到少数几个留下文字资料的团体，例如黄二会首仪友堂、三班公所和邑神四司三巡联合会。实际上，每年直接参与、组织出巡涉及的人非常多，有几百甚至上千，所以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团体可能还要多不少。
邑庙董事会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社会局之间，一直有非常大的争端。市政府始终想收回邑庙的控制权，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争端的核心是庙产的问题。城隍庙处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和旅游景点，位置非常独特。上海城隍庙在历史上一直是地方公产，但是民国成立之后，政府不再有特定的财政拨款。1924年中元节，城隍庙发生大火，大殿被毁。上海县政府一直没有资金重建和修缮。1925至1927年，地方士绅商人号召募款集资建庙。一直到1926年底邑庙董事会成立，城隍庙的所有权其实一直处在灰色的地带。这些争端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底，当时的邑庙董事会主席黄金荣写了一封陈情书，向上海市政府说明情况，为什么不能把邑庙管理权交回给市政府。换言之，当上海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到解放军在城外攻城的隆隆炮声时，这些争端和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城隍出巡的时候一般坐在一个八抬大轿上，这是他出巡的标准仪仗。而一般走出巡队列最前面的一个单位是“马执事”，他们要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开辟道路，二是要宣布城隍神就要来了，请沿途各家各户做好准备。队列中还有一个部分被称为“抬阁”——一般都是10岁以下的小男孩扮演，他们身穿戏服。抬阁上堆满金银财宝，因此也有显示地方富裕程度的功能。队列中一般会有大量的民间舞蹈。还有一些许愿和还愿的妇女，她们身穿红色衣服，假扮为囚犯，请求神明的同情。还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表现方式，例如扎肉提香——即用鱼钩穿入上臂的皮肤中，在鱼钩下吊一个香炉，以表示自己的虔诚。
每次三巡会之前，它的路线会在《申报》上提前公告。不过每次出巡的路线都非常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地图把路线还原出来。决定每次出巡的路线大概是一种协商、妥协或者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沿途的商家会得利很多。一般出巡仪仗正午之后从城隍庙出发，然后在上海老城厢内绕行一些街道，抵达厉坛举行祭孤仪式；天黑之后再绕着另外的一条路返回城隍庙，回到庙中一般都已经是深夜了。所以按照这个一去一来，城隍出巡可以分为日巡和夜巡两部分。根据《申报》的记载，1937年清明节，前来看会的人有10万之多。这对于城市的公共管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城隍庙三巡会是一个上海城市历史的横截面，它的所涉面积并不大，但却可以折射出非常丰富的内容，例如城市管理中的政府部门角色，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竞争，乃至信仰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史维度等等。即便除去学术意义，三巡会对城市的集体记忆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关于三巡会的回忆和记载，上海的历史将缺失一个独一无二的篇章。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本文由瑞象馆根据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