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党-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台湾政党-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
对执政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以往学术界主要关注国民党“党治”的一面，而对国民党“治党”的一面注意不够，如国民党本身的组织体制和组织形态，尤其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地方党政关系的演变，党员的吸纳机制，党员的构成特征及变化等，均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组织规模、社会构成以及基层党组织的运作，作一初步探讨。[1]
一 党势扩张与党员构成的变化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地域分布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抗战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基层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武汉大撤退后，国民党清理党籍，要求全体党员重新注册登记，结果各省市注册党员人数仅及战前原有人数的一半。部分省区如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党员人数减少2／3以上[2]。在战争的冲击下，原本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因脱党、投敌以及其他因素而大量流失。到1939年，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3]。
1939年开始，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1938年底，蒋介石曾提议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立一个大党，被中共拒绝。当时中共允诺不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但蒋认为：“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4]蒋不仅把政权视为国民党一党之物，连民众也要为国民党所独控，不允许其他政党与它争夺民众。蒋的理想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当然，蒋深知国民党在组织竞争和运动民众方面远不是中共的对手。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几乎与同期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等。这更激起国民党的警觉和恐慌。另一方面，三青团势力在1939年以后迅速崛起，并与国民党党机器分庭抗礼。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党机器与体制外的共产党和体制内的三青团势必展开一场激烈的组织竞争。在这场组织竞争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三方争夺的重点。
仅就量的扩充而言，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40万的速度增长。据1945年底的统计，国民党普通党员已达311万多人，是1937年普通党员数的6倍。如将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计算在内，党员总数超过800万，约为1937年党员总数的5倍。同期三青团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别是124万和121万。
800万党员中，军队党员485万，占党员总数的60％。但这些军队党员全部是集体登记入党，没有实际组织活动。在考察国民党组织规模时，通常不将军队党员计入在内。其次，海外党员所占比例甚少，对国内党务亦无影响。故代表国民党实际组织力量的是国内普通党员数量。
国民党、三青团与共产党人数比较（1937－1949年）年代国 民 党三青团
团员共产党
党员普通党员军队党员海外党员总计193752697710130191104281650424
400001938633086109814511335618445879207
1939471227
35084
89664
19401139928
57568
259147800000194114312813590416790425100793421161763447194218838263774526825175740869537706736151194323150843946664843916346139620461
1944255527940875228761567304168878658534201945311463848558229131480617441245001121112819463563063
1545944134832019473770289
150132
134025527594561948408029330655331949
4488080资料出处： (1)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121、123、450、467、482、498、500、520、523、538、575、588页。 (2)《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民国卅七年分中华年鉴》，台北，1976年重印，第208页。 (3)《中央党务机关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察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印，1941年，油印本，下篇。 (4)《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8年出版，第388、391、430、442、452页。(5) 三青团历年人数引自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 (6)中共党员历年人数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等着，顾速等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4页。
注：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含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海员、工厂、学校等党部所属党员。
就组织形式而言，4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和渗透程度也比战前大为强化。战前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十分脆弱，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县以下基层社会很难觅到国民党的组织踪影。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战前党机器软弱无力、松驰涣散的状况，决定今后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蒋介石训示，不仅各省各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并规定除省县两级党部对外公开外，县以下的区党部、区分部和党小组均对外秘密；区党部与区分部书记应有本身固定的职业，不向党部支薪。区党部按地理、交通及行政区域划分，同一党政机关、事业机构或学校中，党员满60人以上，得成立区党部。区分部依党员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满5人即可成立一个区分部，超过20人时，分为两个区分部。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单位。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或小组会议。小组会议和区分部党员大会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
蒋介石还恢复了北伐时期一度推行、1927年执政后无形停止了的“党团”制度。“党团”主要设置于非党的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在这些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内，党员的言行须受“党团”的节制。党员“须听命于党团，遵守党团的决议，没有自由意志，不得自由行动。”[5]国民党中央还从1940年开始在党员中建立监察网组织，要求于每一区分部中选择党员1至3人为监察员，负责调查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如发现有背叛主义、违犯法令及不遵守纪律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6]。
为了改变过去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蒋介石在推行“新县制”的同时，要求县以下“党部机构与行政相辅为用”。蒋介石设想，“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则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7]蒋介石特别要求基层党部选拔和介绍保甲长入党。他说：“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党员，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唯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8]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馅，蒋一再强调要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党政力量双管齐下，自中央、省、县，直至区、乡、保、甲，将政治控制轨道一直铺设到每家门口。下面即是蒋介石为战时国民党描绘的全能主义政治蓝图：
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
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
这套双重衙门系统为蒋介石所首创，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形式上看，蒋介石的理想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一级党部由1939年的1128个扩张到1992个。这意味着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每一个省县。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渗透也大为加强。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发展到1945年的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至1945年的78681个[9]。到抗战结束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控制的省区大约有1/3的乡镇和保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区党部、区分部和党小组。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在形式上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城市，飘浮于上层的党。它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部分县以下基层社会。国民党党机器与乡村民众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触。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汪伪政权建立后，各级汪记国民党组织也相继树立起来。沦陷区原有的市县党部，部分投入日伪怀抱，基层国民党员变节者更不乏人。战前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地域基盘遭到严重摧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国民党党员占全国党员的比例，由1935年的10％增至1945年19．1％。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党员比例亦较战前明显提升。而战前党务基础雄厚的广东省，党员比例由25．4％降至9．4％。战时江苏、河北等省党务极度衰微，据1945年的统计，两省党员在全国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均在1％以下。
国民党五大与六大时党员地域分布比较 （％）省别五大（1935）六大（1945）省别五大（1935）六大（1945）江苏4．70．9陕西1．85．3浙江8．99．7甘肃3．42．7安徽2．57．5宁夏0．40．5江西5．94．7青海0．71．0湖北5．85．6福建2．26．7湖南6．68．2广东25．49．4四川6．112．3广西3．17．3河北3．90．8云南2．52．9山东2．11．1贵州1．43．9河南7．85．4新疆－0．9山西2．82．1热察绥1．90．6
东三省－0．3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编制的党务统计报告》，194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4／122。
在党员地域布局变动的同时，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窜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一律入党有关。战时国民党不是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而是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现职官僚和机关公务员入党。全员皆党，其效应等于全员皆非党。党籍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一钱不值。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相反，大批腐败颓化的官僚政客涌入党的队伍后，侵蚀和败坏党的声誉。特别当国民党中央政权刚由沿海转入内地，内地原有的权力资源主要控扼在地方保守势力和基层土豪劣绅之手。国民党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几乎在一夜之间使内地省区的旧权力“精英”摇身一变为党内官僚。这是国民党继1927年“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吸纳旧式社会权势人物和土豪劣绅势力。这些人早在军阀时代就已受雇于地方统治当局，或者是内地基层社会传统政治秩序和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持旧的社会政治现状[10]。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职业统计中，“农业”类党员的比例占居第2位。这些“农业”党员显然不能视作农民党员。因为战时国民党基层党部除了“拉伕”和假造了一批农民党员外，很少真正吸收佃农雇农和自耕农入党。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也表明，那些“农业”党员主要是一些受过初等教育和私塾教育的乡镇保甲人员和地主乡绅。他们的教育程度远高于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1945年党员教育程度统计显示，文盲党员的比例仅占0.5%。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受过高等教育（含专门研究、留学、大学、专科和军警学校）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26．5％下降到1945年的8．3％；而中小学、私塾和各种训练出身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55％上升到81．7％。另一方面，党员中文盲的比例明显减少。战前党员多居沿海沿江省区比较开放的大城市，而战时党员多居内地省区比较闭塞的中小城镇。故战时党员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可能更加趋于传统和保守。民国以来，内地省区的中小学大多有名无实。乡村小学多半是变相的私塾，教授的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11]。这意味着施教和受教者与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战时国民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仍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省区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据1942年的统计，在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留学出身者占40．6％，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者占13．7％，军警学校毕业者占22．8％，中等学校毕业者占9．1％。另外，在1298名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中，留学出身者占18．3％，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者占44．3％，中等学校毕业者26．7％。[12]
教育程度的上下悬隔，有可能加剧国民党上层精英与基层党员的脱节。战时基层党员无论其地域分布、职业构成，还是其知识信仰、价值观念，均显示出比战前更加趋于传统和保守的倾向。他们大多眼界狭隘，对外界新思想新事物深怀疑虑，对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极力抗拒。他们或者漠视党的存在，或者把党变成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和社会权势的招牌和工具。从战时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我们不难看出上层精英与基层党员干部之间的疏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不满和无奈。如五届八中全会的提案中，即有针对中央政策法令不能贯彻实行而归咎于上层与下层人员之知识悬隔者：“上级政府所制定之法令，过于精密、高深，远大理想、科学名词，其下级负责人员，无有领悟之知识程度，故往往不能奉行。”“上级政府组织健全，权力、人力、财力、物力、知力、能力，俱充实完美，所有之人，非留学生，即大学生，最低亦有高中程度，故上级政府譬如大学，县政府譬如中学，乡镇譬如小学，保甲譬如幼稚园。诸公试想，由大学制定之课程，县政府尚可勉强知而行之，至于乡镇保长便有不能全知者，若夫保甲长，简直莫明其妙者。”[13]
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与职业构成的变化（％）教育程度1929年1945年职业1929年1945年专门研究－0．3农10．422．0留学0．8－工7．35．7大学6．43．3商8．310．4专科学校16．63．1党务5．80．8军警学校2．71．6公务6．629．1各种训练0．66．4军警7．4――中学19．430．7学生10．59．4小学20．927．6教育21．314．1私塾14．217．0自由职业1．71．5文盲7．50．5社会服务――1．4其他3．7－失业0．51．2不明7．29．4其他7．1――
不明15．04．4资料来源： (1)1929年统计数字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51－752页。 (2)1945年统计数字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编制的党务统计报告》，194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4／122。
二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党员数量的膨胀，意味着党势的急速扩张，而这种党势的扩张是否也意味着“党力”的相应强健和壮大？
首先值得考察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国民党是1924年仿照俄共组织模式改组而来的。俄共吸收新党员时，一是必须通过基层支部，而不能由中央和省县党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须有预备期。在1929年以前，加入国民党无预备党员阶段。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开始推行预备党员制度。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被废止。
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
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7月颁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区分部在收到申请人填写的志愿书后，应于一周内审查完竣，连同志愿书逐级上报[14]。志愿书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作思想汇报，党组织也毋须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印制好的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手续堪称简便。但战时基层党组织在征求党员时，大多敷衍形式，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求指标。
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这是沿袭战前的“特许入党”办法，通过这条路径入党的多为各阶层精英。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人每月至少须介绍一人入党。据统计，在1939年1－10月，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人数有5283名。其中介绍最多的前5位中委是：陈立夫874名，陈访先481名，邵华452名，洪陆先351名，张厉生233名。[15]这5名中委都是CC系骨干。他们所介绍的人数大大超过了蒋介石规定的指标。他们如此尽力介绍，令人怀疑其动机是想趁机壮大一己的派系势力。据一位战时入党者回忆：“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16]
三是集体登记入党。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者，大部分是走的这条捷径。集体入党在战前即已有之，不过那时一般限于部队官兵。抗战时期，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党员。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1936年曾宣布撤销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17]。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为党员，其后几天内，第5战区10万官兵都成了国民党员[18]。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党员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由于“全体官兵皆党员”，数百万军队党员徒拥虚名，无论对党对军都毫无实际意义[19]。但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进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上。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20]。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此外，战时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党政训练班。训练班结束时，其学员也就成了集体入党的对象。据国民党“六大”党务报告，战时由中央训练团等中央训练机关及各省、市、区、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班）等地方训练机关受训的人数，总计有218．9万。[21]这些受训人员一般都要求入党或入团。到抗战后期，一些地方还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22]。集体入党是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吸纳党员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几种方式，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正规合法的征收方式。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曾提出要创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依据各省人口密度、文化、经济、交通及党务发展情形，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指标。如1940年度为配合实施新县制，订定后方18省市党部应征178万新党员。但上半年结束时，各省总计仅征得14万多人。为此，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并规定两项具体实施办法：一是各县按区署筹设党部，再由区党部分别筹设乡镇区分部，由区分部介绍保甲长入党，再由保甲长介绍“忠实农民”入党；二是所有民众团体均应由县市党部筹设区党部和区分部，尽量介绍民众团体会员入党[23]。此后数年，中央每年向各省下达征收指标，如1944年的征收指标为100万，1945年的征收指标最初定为60万，后减为45万。[24]各省市党部又将中央分配下来的应征指标分配到各县党部。而县党部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如强制基层乡镇保甲长、乡村小学教师、乃至司书走卒等入党[25]。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农贷的机会，强制申请农贷者必须同时填写入党志愿书，否则不发放农贷[26]。在河北邢台，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了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几升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都参加了国民党[27]。在有些地区，县党部工作人员带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分头下乡，找到各乡民政股主任，令他们拿出全乡保甲长名册，照册填写，然后上报省党部。由于保甲长更换频繁，每换一次保甲长，便去“吸收”一次党员[28]。有的直接拿保甲的户口花名册“扩兵点将”。凡是户主一律吸收为党员，凡当过保甲长的一概“册封”为区分部书记或区分部委员[29]。还有的根据县党部掌握的各种民众团体成员名册，造册呈报。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任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龄加大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30]。更有的县党部直接闭门虚造，甚至雇人胡乱造报表册，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二是多报党员人数，可以提高县党部的等级，多领党务经费[31]。本来，按正规的入党手续，申请人必须在入党志愿书上贴上照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鉴于战时农村照相设施等限制，允许用指模代替。这样一来，也为基层党部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据大量忆述文献反映，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吸收党员过程中的弄虚作假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鉴于国民党党员征收机制所存在的弊端，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统计数字需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征收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也导致国民党基层组织弊窦百出，有些区分部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区分部不知本身有多少党员，很多党员不知自己党籍在何处，还有人连自己是党员都不清楚。1949年后不少地方进行“党团特”登记和开展“镇反”、“肃反”工作时，面对大批真假难辨的国民党员，十分棘手。文革时期各地从旧档案中“深挖”出来一批“伪党干”，内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曾担任过这类职务。因为他们在被“册封”之后，其上级党部未曾通知他们。
由于基层党部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收指标，穷于应付，党员的质量不问，党员的信仰更不顾，关注的只是如何完成上级摊派的数量定额。1941年，三青团中央监察陶百川在《申论国民党的将来》一文中写道：“若干新党员在入党前不独没有看过总理遗着，没有懂得三民主义，抑且行为腐化，为乡里所不齿。有些党部因为急着要达成上级交下来的征足若干新党员的任务，急不暇择地把他们拉进来，或留下来，而集团入党的办法，尤其不合理。”[32]
另一方面，滥征滥收党员也引起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产生不满、反感和厌恶情绪。如一位19岁的初中毕业生投书《三民主义半月刊》称：“我近来对于有些劝人入党入团（尤其有些学校出以强制式的手段），填填表格就算入过了党或是团的官样文章十分头痛。这种拉伕式的叫人入党入团，我感觉收获少，失败多。就我说，对于这类事实行为十分的憎嫌。也许有很多青年俱有同感。”[33]
执政党征收党员到了摊派强制的地步，足见当时民众对入党之冷淡。1946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指出：“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乘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34]《三民主义半月刊》在战后举行的一次有关党团问题的座谈会上，代表们亦慨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耻。”[35]早在战前，蒋廷黻就指出有的国民党员羞于在群众面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战时和战后这一情形更为普遍严重[36]。
尽管如此，国民党中央仍一味地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如1947年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本年以宪政实施在即，为扩大本党组织，巩固本党社会力量，亟须大量征求党员”，并责备各省党部没有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指标，“殊与中央期望相差过远”；要求下级党部推行“一保一分部运动”、“每一党员征求一人运动”，并指示地方党部可以采取集体入党和举办征求党员工作竞赛等方式来促进党组织的发展[37]。
党员质量影响到一个党的生机和活力，而党员的征收机制又与党员质量的优劣密切相关。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而后者只是一个政见认同团体。西方议会政党一般没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亦只须赞同其政治主张，入党只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或者不履行手续。而列宁主义政党则要求党员高度认同其意识形态，党员征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并用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国民党形式上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特征。如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党员质量优劣不顾，几乎来者不拒。
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感叹：“其他政党常是用了无孔不入的方法来训练和组织他们的党员，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不来就去。”[38]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时，对地方党部在党员征收过程中的种种积弊深表忧虑：“或先其所亲，以图扩展一己之势力；或不辨薰莸，以期满足规定之额数；于是投机倖进之徒，捷足先登，而有守有为之士反避之若浼。积重难返，危险堪虞。”吸收进来的新党员有的发现竟是盗匪，甚至已被枪决者。有的为了凑足上级下达的规定名额，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入党后因基层党部办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者。虽然国民党明文规定党员调动工作时，应办理党籍移转登记手续，但基层党部和党员往往视若具文，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乃属常事，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入一次党，入党两次三次者不乏其人，甚至有入党五六次者[39]。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国民党的党籍管理之混乱，令人惊讶。
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慨叹：
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现在我们随便问哪一个负地方上党务之责的同志，他那个组织里到底有多少同志，他就会说，同志吗，民国17年的时候有多少多少，问他现在呢？他就瞠目不知所对。为什么他会不知道？他说同志们走的时候，没有向他请假，就是有转移登记，也没有人来登记，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弄清楚。一个区分部如此，其他市党部、省党部更不用说。[40]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室负责人的吴道坤对党籍混乱的情形，深有体会。他叹谓：“本人时常感觉烦闷的，就是本党同志到底有多少，直至现在，还不能统计出一个确数来。”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地方党部人员说：“希望下级党部不要敷衍，不要伪造。”[41]
中央组织部是一个管理全党干部人事的总机构，关于各级干部的选拔，各级工作的配备，组织部应能统筹全局，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到组织部来，便感觉十分困难。例如某省党部需要改组，某个区域需要派遣大批人员去工作，党部之内便不能提出几倍胜任的人数，列举其工作能力与适合此种工作之条件，来供党的采择……这样无形中便削弱了中央的真实统驭能力。”[42]
由于党籍管理混乱不堪，连党部也常常难以确认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1938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关于党籍问题，与组织部步骤不齐，每有参差，有已开除党籍，组织部复许其入党者；有监委会已复其党籍而组织部仍认为非党员者。组织部方面审查固有未慎，以往监委会工作之不缜密亦有以致之。”[43]
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有人告发周氏不是国民党员，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命[44]。更为荒诞的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53次常会郑重决议：“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然而未久，中央组织部复查时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45]。1947年秋，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有一次故意调侃陈立夫说：“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满脸无奈地说：“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46]
总之，40年代国民党组织规模的膨胀，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组织力量的真正壮大，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的结果，国民党的组织更趋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一个现代政党最起码的机能和活力。
三 战时基层党组织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各级党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47]中上层暂且不论，此处仅就下层情形略作分析。
据当时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几个方面。“空”指基层组织空虚，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亦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如1942年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在检讨全省党务工作时指出：“根据各方面报告，好些县份党的所属机构几乎都是空的，如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县宣传委员会、县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无一不是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县份甚至下级党部都是空的，或虽有数字，而无此机构，或有此机构，而毫无工作，例如小组会议及区分部党员大会不能按时举行，即举行，内容亦多空洞，无具体决议，更谈不到分配党员工作；又如《民报》篇幅既少，内容更欠充实，甚至‘忠党林场’则有地无林，工厂党部党员则职员多而工人少，普通党部党员则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没有深植基础。这一切都是空的表现”。[48]县党部对省党部敷衍，各省又对中央党部敷衍。中央的命令“行到中层，便已变质，达到下层，竟成具文”。[49]基层组织空虚的另一表现，是人才缺乏。造成基层党务人才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才上涌，一是人才外流。基层党部留不住人才。人才上涌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市化的时代潮流有关。人才外流，则是党权低落和党政失衡的结果。在当时人眼里，办党是一份权势有限且待遇菲薄的闲差。一般谋职者一时未能觅到适当的政府机关职位时，才退而求其次到党部谋差。战前即流行“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而党”的说法。内地省区的一些县，一个中学毕业生担任县党部书记长，还隐然有屈才之感。中央政治学校最初本是一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的学校，但其毕业生大多竭力挤进政府部门而不愿入党部机关。即使进入党部机关，也想方设法跳槽出去。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感叹：“党的各级干部都感觉非常缺乏，原因是过去在党里奋斗出来的许多干部，现在去担任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照理应该仍旧算党的干部，受党的指挥，可是事实上，离开党务工作，就无形的离开了党，因此党部以内格外觉得人才不够。”[50]抗战时期，中央、省、市、县办了种种党政训练团（班、所），以培养和训练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自治人员，总数逾200万。但内中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甚少。中央一级受训人员中，党务干部仅占百分之六、七；地方各级受训人员中，党务干部仅占百分之二、三。这反映中央和地方并不重视党务人才的培养。
“穷”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战时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51]。经费缺乏使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在党、政、团机关中，以党部机关最穷，党工人员的待遇最低[52]。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相当于县三青团的一个股长、股员或县政府一个事务员的月薪，其数额尚不足以维持个人每月的生活费[53]。除县党部书记长外，其他县党部委员以及县以下区党部、区分部委员均为无给职。按蒋介石的设想，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并降低党工人员的待遇后，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工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在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情况下，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落[54]。如县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后，大多放弃职守，连县党部每周一次的例会都不愿出席[55]。更有一些基层党工人员口出怨言，声称“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买不起棺材。”[56]尤其当其待遇既不及政，亦不及后起的三青团时，党工人员心理更是愤愤不平。名义上“党权高于一切”，实际上党工低人一等。不少基层党工人员因受人蔑视而想急切地离开。
“弱”指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对外不能指导政府，对内不能约束党员。本来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与党的关系是仰承而非对峙的，党具有驾驭政府的法律地位，如控制有力，两者之间无论机构与运用，应能融成一体。在以党治政的体制中，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党部机关直接统制政府机关；一是党部通过指挥、控制在政府机关中的从政党员去领导政府。而国民党两者均未能做到。在地方，党部不仅不能直接指导政府，连批评监督政府都会受到政府官员的抵制。“即使（县）党部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县政府也会视之为对政府的干涉。如果党部提出建议，那么肯定会被县政府忽视；如果县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上诉性报告，后者通常是避免作出判断，或者将它视为党政官员之间微不足道的争吵，甚至指责县党部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央党部处理这类事情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广泛的士气低落，党的工作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57]
地方党部既不能直接统政，也无法节制和驾驭从政党员。党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1946年贺岳僧分析国民党基层组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指出：
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开会兴趣，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58]
除了“空”、“穷”、“弱”外，另一个显着特点是“散”。区分部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规定凡是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每两周间隔举行一次区分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谈，但真正切实做到者甚少。1939年11月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承认：“区分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等于虚设。”[59]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亦谈到，在全国3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60]。即使能按期开会者，其实际效果如何，亦成疑问。如执掌全党纪律监察工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其机关之小组会谈即徒具形式，了无生气。王子壮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他在日记（1941年1月9日）中写道：“本来小组会谈办法已实行两年，监委会秘书处始终未作好，领导者无力，工作人员亦不用功，于是所谈空泛，毫无实际，甚至毫无常识。去年终竟有小组会谈决定不作工作之表示，如此委靡，再不振作，实无以见人。”[61]1944年7月4日，王再次在日记中申言中央监委会的小组会议内容贫乏无物，大多奉行故事而已[62]。
区分部和小组的功能看起来无足轻重，实则是集结数百万党员于一体的枢纽和细胞。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点，即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通过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批评训练，党员之间也藉以相互沟通、相互监督，最终使每个党员保持对党的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并对党组织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否则党员千万，也只是一盘散沙。长期主持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陈立夫，本来很少对党务公开发表批评言论，但在抗战胜利前夕，亦坦率检讨说：“目前各地区分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亦无工作，无内容。党员虽挂名党籍，领有党证，而游离组织之外，与非党员有何差异？似此，数量虽多，仍系一盘散沙。”[63]
据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什么组织生活。”[64]党员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职务。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识。另一位40年代曾在国民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工作过的国民党员称：他所属的“区分部很少开会，书记、委员、党员均认识不清，后来该区分部改选，因该会委员、科长等都不愿当区分部书记委员，因此便带有指定性的选举，结果我以二、三票当选为候补执委，以后也没有开过会，其他人员均记不清。”[65]
1946年，一位名叫李建的人投书《革新周刊》，谈到他一位朋友入党的经历：该人几年前在重庆一机关作事时，适逢征求党员，机关未入党的人统统被收罗入党，他亦在内。结果党证发下来了。但此后他从未被召集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也未把他编入到某一个区分部，因此也就未与党组织发生过任何关系。不久他调职，也不曾办理党籍移转手续。只有一张党证还能证明他是一个国民党员。再后党证遗失，他究竟还算不算党员，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了。李建说，象他朋友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现象。党员入党取得党证，既是与党发生关系之始，也是关系之终。李建还说：“党员数量虽多，但每个党员既不能从党得到一点什么，也不能对党有何贡献，党员与非党员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叫党如何不成为一个空壳呢？”[66]
城市党员如此，农村党员更为散漫。据当时人回忆，农村党员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是普遍现象[67]。依照党章，党员交纳党费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北伐时期，国民党规定党员月纳党费2角，后又规定学生、工人减至1角，佃农、雇农、士兵、女工收铜元3枚。国民党执政后，各级党部经费由各级政府拨充。党员每月应纳党费的义务逐渐被淡忘。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提“党员必须交纳党费”。[68]蒋想以交纳党费来加强党员的组织观念，但事实表明其愿未偿。蒋在194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本党自从执政以后，仰赖政府已成习惯，对于党员向不征收党费。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没有的现象。”[69]
组织涣散本是国民党与生俱来的宿疾。即使在北伐时期亦未有明显改善，执政后组织更趋松散。其时人们讥笑国民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只在填写入党志愿表和登记表时20分钟的关系[70]。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71]。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移转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约束。人称挂名党员。1947年，程思远在检讨国民党组织现状时指出：
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绝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因此，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作坊、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任何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这样的党，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72]
虽然在形式上，国民党制订了一系列的党纪党规条例，对违反者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记过乃至开除党籍等处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党纪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力。对大多数普通党员而言，党籍并不能带来多大实际利益。普通党员既无政治晋升的优先权，也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特别是当党员征收愈趋愈滥以后，党票更变得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党纪的执行对党员毫不具有威慑力。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谈到：
如果用开除党籍的方法来处罚他，那末他正中下怀，于是他把心一横，认为开除他，倒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乐得不做党员；如果用记过的方法，他更漠不关心，让你多记几次，他认为也没有关系，甚至以为就是开除，也不过是这一回事。所以象这种记过和开除党籍的方法，今天应用起来，是再笨不过了。[73]
由于各级党组织不能干涉政府机关的人事行政，党不能管干部，党员即使受到党纪的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工作，有的在甲处受到党的处分，照样可以在乙处机关工作，甚至有的在党内受处分，却在政府机关被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党纪形同具文，从政党员睥睨党组织，甚至与党组织作对，党组织徒叹奈何。1940年，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有代表指出：“查党员不出席区分部党员大会及小组会议之惩戒办法，中央业有明白规定，惟因限于党纪处分难收实效，甚至开除党籍亦所不惧，致党纪处分有时而穷。此种情形，尤以行政机关公务员及公私立学校教职员为最显着，证以过去开除党籍之党员，往往于其本身之职业与工作不发生影响，故党纪处分之效力等于废纸。”[74]本来按国民党党章规定，开除党籍即等于褫夺其任官之公民权，即非撤职不可。但真正做到者极少。
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掌政权后，必有大批追逐名利者混进党内，同时原本纯洁的党员也容易受到权力金钱的侵蚀而腐化。鉴此，一个富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一般都要定期清理门户。如苏俄共产党在1917年取得政权后，于1919年举行了第一次清党，有2／5的党员被淘汰。其后，俄共大批吸收新党员。两年后，又再次清党，又有1／5的党员被开除。前后两次共计开除党员20多万人[75]。国民党在1927年也举行了一次“清党”，但国民党的“清党”是对外，而非对内，是“清共”，而非“清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1928年和1938年进行过两次党员总登记外，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党性的整党和清党工作。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战前数年间，受处分的党员总计不过5500多人，内中被开除党籍者仅数百人，大多数仅仅受到停止党权和警告等轻微处分（见附表）。被开除党籍者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有共产党嫌疑者，一类是反蒋人物。事实上，30年代历次反蒋运动中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物，当其一旦与蒋达成妥协后，其党籍又随之恢复。故战前实际被开除党籍的普通党员甚少。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负责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将违法乱纪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76]。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8年间，数百万党员中，受惩戒的总计不过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1600多人。被开除党籍者中，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战时只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就基本上不会受到被开除出党的惩罚。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如1941年就有12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分别仅受到注销党证、停止党权和警告等处分。1942年有3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只受到注销党证的处分，另有5名叛国附逆者甚至免予处分[77]。另一方面，战时被开除党籍者中，有的是自动请求脱党。1940年1月，福建省平潭县党部向省党部呈报：“何义明延不履行报到，自愿脱离党籍，附党证一枚，请察核注销”。省党部复称：“呈悉，查党员自愿脱离党籍，应依照《党员及党部处分规程》，以违背党纪论，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78]
国民党党员受惩戒统计表处 分 类 别战前战时永远开除党籍413人1382人开 除 党 籍209人300人短期开除党籍668人335人停 止 党 权2274人749人警 告 处 分1932人633人注 销 党 证15人23人总 计5511人3422人统 计 年 度6年8年年平均受惩人数918人428人资料来源：（1）《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1215－1222页。（2）《申报年鉴》，民国22年度版，第(E)21页；民国23年度版，第200页；民国24年度版，第116页；民国25年度版，第203页。（3）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30年度版，第65页；民国31年度版，第76页；民国34年度版，第89页；民国35年度版，第61页。
注：战前统计年度为：1928年2月－1930年3月；1931年11月－1935年11月。战时统计年度为：1937－1942年；1944－1945年。
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自动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内聚力。当时国民党内已有人自嘲国民党已不成其为一个党[79]。抗战中后期，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着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战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训戒式的痛责外，并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整党和清党举措。也许在蒋看来，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不堪救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才痛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原文刊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
[1] 对战时国民党党务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有：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构成》，《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1989年4月；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0年9月。
[2] 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出版，第159页。
[3]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1945年5月，第28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5]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第24期，1939年1月。
[6] 《党员监察网组织纲要》(1940.3通过)，见《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中央训练团1942年编印，第295页。
[7] 《小组训练纲领》(1939.3通过)，见《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146页。
[8]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30期，1939年3月。
[9]《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印，第3页。
[10] 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第64－69页。
[11] 陈觉玄：《官僚政治下的教育》，载陈中民编《官僚政治批判》，帕米尔书店1948年版，第106页。
[12] 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13] 梅任公等提案（1941年4月），《革命文献》第76辑，第475页；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0年9月。
[14] 《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中央训练团编印，1942年，第162－163页。
[15]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册，第165页及附表。
[16] 田世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安微文史资料》第12辑，1983年，第3页。
[17] 《军队党务中心工作》，载《组织与训练》第1卷第3期，1939年9月。
[18] 庞盛文：《抗日时期五战区国民党党团活动》，《襄樊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93页。
[19] 刘峙等12人提：《军队党工与政工之关系应予彻底调整藉以增高工作效率而利党务案》，载《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1941年，第143页。
[20]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2／6／1。
[21] 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5年出版，第419页。
[22] 杨林祥：《我两次任国民党涡阳县党部书记长的情况》，《涡阳史话》（安徽），1984年第1辑。
[23] 《通告后方18省市党部加紧征求党员》，《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47期，1940年11月。
[24] 《督促各地党部加紧吸收党员》、《改定本年度征求党员总额》，分别见《中央党务月刊》第6卷第5期（1944年3月）和第7卷第3期（1945年3月）。
[25] 陈英俊：《樊治平和平武乡的国民党区分部》，《简阳文史资料选辑》（四川），1965年第1辑。
[26] 陈厚昌：《国民党高要县党部制造假党员的真相》，《高要文史》（广东），1985年第1辑。
[27] 周来聚：《邢台国民党组织之始末》，《历史的足迹——邢台文史资料》1989年1、2期合刊，第137页。
[28] 吴泽忠、杨政霖：《国民党永宁县党部成立前后》，《银川文史资料》1990年第5辑，第164－165页。
[29] 李光华：《国民党光化县党部书记长常榕村其人》，《老河口文史资料》1984年第14辑，第43页；施哲人等：《国民党福鼎县党部的活动始末》，《福鼎文史资料》（福建），1985年第4辑。
[30] 孟裕民：《国民党陕县党部流亡时期吸收党员之谜》，《陕县文史资料》（河南），1990年第3辑。
[31] 熊子卿：《国民党嘉鱼县党部的一些情况》，《嘉鱼文史资料》（湖北），1990年第4辑。戚里英人：《我所见国民党新乡县党部的腐败真象》，《红旗区文史资料》（河南新乡），1989年第2辑。
[32] 《中央周刊》第3卷42期，1941年5月。
[33] 《批评与建议》，《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12期，1947年9月。
[34] 安乡县党部提案：《请严格吸收新党员以重素质案》，载《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1946年9月，第33页。
[35] 《本刊座谈会记录：党团统一组织问题》，《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12期，1947年9月。
[36] 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1946年2月）一文中即指出：“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敢在群众里显露他党员的身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4／540。
[37]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2／103／2。
[38] 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中央训练团刊印，1939年3月，第13页。
[39]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编：《各省市路党部组织科（股）长会议纪要》，编者刊，1940年，第23、56页。
[40] 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中央训练团1939年刊印，第12－13页。
[41] 《各省市路党部组织科（股）长会议纪要》，第59、60页。
[42]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载《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1941年编印，第173页。
[43] 《王子壮日记》（1938年9月9日）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年手稿影印本，第530页。
[44] 叶国素：《薛岳统治湖南时期的党团斗争内幕》，《湖南文史》第36辑，1989年，第5－6页。
[4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4／197。
[46] 田世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安徽文史资料》1983年第12辑，第3页。
[47] 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编者刊，1945年5月，第297页。
[48]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全省党务工作会议汇编》，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1942年12月，第20页。
[49] 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第297页。
[50]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载《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册，第191页。
[51] 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纪录》，编者刊，1942年12月，第146页；《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1946年9月，第（伍）12、13、36页。
[52] 以湖南省为例，各县市三青团干事长最低月薪300元，书记260元，股长240元，股员200元，团部办公费每月5万余元；而各县市党部书记长最高月薪240元，秘书200元，干事160元。党部办公费每月仅4千元。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第（伍）49页。
[53] 朋彦：《推进各县党务的几个实际问题》，《胜利》（周刊）第83期，1940年6月。
[54] 吴铁城：《健党建国之基本要道》，《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4期，1941年6月。
[55] 那时县党部委员大多散居离县城数十里的乡间，若按规定参加每周一次的例会，往返甚繁，旅费又需自垫，加之县党部机构狭小，业务有限，一周内亦无重大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以故各委员借故缺席者多，县执监委员会议也因此不能按期召开。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第（伍）8、20页。
[56] 林紫贵：《健党兴国的关键》，重庆，着者自刊，1945年2月，第12页。
[57] 陈方生：《改进党务工作议程》（重庆，1940年），引自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
[58] 贺岳僧：《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59]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载《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册，第173页。
[60] 《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央党务公报》第4卷第23期，1942年12月。
[61] 《王子壮日记》第7册，第9页。
[62] 《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269页。
[63] 陈立夫：《中央组织部当前之急务》，《中央党务公报》第7卷第3期，1945年3月。
[64] 田世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第12辑。
[65] 福建省公安厅干训队编：《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国民党区分部）》（手稿，材料提供者：蔡诚铭），1953年6月，福建省档案馆藏，卷号：11／4／13。
[66] 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67] 赖善卿老人致笔者函(1995年12月8日)。
[68] 邹鲁：《中国国民党概史》，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77－79页。
[69] 蒋介石：《四中全会之成就与本党今后应有之努力》（1947年9月13日），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1891页。
[70] 方觉慧：《党务上几个问题》，1929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71] 陈健夫：《中国国民党的前途》，重庆知行出版社1945年版，第11页。
[72] 程思远：《如何改造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12期，1947年9月。
[73] 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中央训练团刊印，1939年，第9页。
[74]《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40年7月，第73页。
[75] [英]伦纳德·夏皮罗着，徐葵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
[76]《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中央训练团编印，1942年8月，第295页。
[77]《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印，民国30年度版，第65页；民国31年度版，第76页；民国34年度版，第89页；民国35年度版，第61页。
[78] 《平潭、仙游、德化县党部入党申请书》，福建省档案馆藏，卷号：82／6／3。
[79] 《发刊词》，《革新周刊》创刊号，194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