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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平原：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抗战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晚年曾撰《昆明往事》，开篇便是：“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段话，若将地点及校名抽离，代入自己所在的区域与大学，可作为无数抗战期间内迁的中国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来解读。至于后世读者，面对如此跌宕且辉煌的“往事”，很难不肃然起敬。
90%的大学内迁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面对强敌，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即所谓“苦撑待变”。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政府内迁、工厂内迁、企业内迁、学校内迁、文物内迁等。如此大规模内迁，“衣冠西渡”，没有丧失战斗意志，固然很不容易；而西南大后方接纳和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同样值得高度赞许。本文所讲述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必须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最初的激烈动荡刚刚过去，迁徙后方的大学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出于总结经验、自我鼓励以及招收新生的需要，大学开始“讲故事”。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乃“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加上以后几期杂志，总共讲述了37所大学“抗战以来”的情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所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王觉源编），全书收文47篇，也就是说介绍了47所大学。而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刊有《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此文原为表格，分作“区域”“学校”“学生数”三栏，提及不少前两种书刊遗落的大学。综合起来，1941年仍在招生的中国大学，除了三个文本共同涉及的28校，加上《教育杂志》介绍的8所、《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谈论的19所，以及《解放日报》提及的29所，共84所。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也就是说，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必须说明的是，最初统计时，便已排除了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办在东三省的若干“伪校”。
从最初的慌乱中喘过气来，五分之四仍在办学的专科以上学校，竟然屹立在国统区，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必须略加厘清的是，首先，上述专科以上学校，不一定都是内迁的，包括本地原有的大学（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而且，“西迁”虽是主流，也有在省内迁徙的（如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其次，《解放日报》所刊表格，附注中已经说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而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虽没有被纳入国民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办学宗旨别具一格，日后人才辈出，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第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总校迁重庆），中国大学版图发生很大变化。第四，最近二十年，随着学界研究的日渐深入，抗战中大学内迁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不谈办学规模及学术水平，单从数字看，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90%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
战时如平时
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乃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其间国民政府之决定迁移大计以及拨给相关款项，确实大费周章；可我更看重的，还是各校师生员工的勇敢与毅力。最近二十年，各大学在编写校史时，都会强调其抗战时期的内迁路线、过程、场景及人物；而文人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也对此感兴趣，相关出版物很多。这里略加概括，提点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八年全面抗战，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大部分教授响应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我曾撰文辨析，如此壮举，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名校也没有。但抗战是全民族的事，各行各业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敬可贺的业绩，大学只是其中的一环。谈论抗战中中国大学的“光荣与梦想”，不宜抽离大背景——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政府的筹划以及民众的支持，再加上师生们勠力同心，方才成就如此不朽功业。如今硝烟远去，大学师生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宜自我膨胀，只讲“弦歌不辍”的意义，忘了这琅琅书声背后有巨大的支持与牺牲。
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着眼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会有不同的论述策略。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坠青云之志，令后人无比钦佩。只是眼下诸多回忆及论述，讲政治立场的多，讲教学状态的少。谈前者，无数感人的故事与场景，可信手拈来；谈后者，牵涉大学的制度建设以及整体的精神氛围，更需仔细分辨。在一个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时代，大学的风采与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更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宗旨与校园氛围。
教学、师生与学术
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全面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愿意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这点很让人欣慰。但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人文学教授虽也有图书资料匮乏的困扰，但可以另辟蹊径，凸显着述的见识与情怀；理工科教授不一样，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则不免捉襟见肘。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靠如此简陋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也太难为教授们了。实验设备不足，科技情报缺乏，很难追踪世界学术前沿，这本是治学的严重缺陷，可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限制研究生培养，改为以本科教学为主。教书为主，科研为辅，使得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教学水准值得夸耀。以西南联大为例，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此外，日后赴美深造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在《〈超晶格〉（1945）之后记》中称：“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迪。
战时内迁的中国大学，一般办学条件都很差，靠什么支撑度过重重难关，除了民族大义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还有师生间的相濡以沫。西南联大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着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而着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既学术也精神
战时中国大学最令人感叹的是，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放低教学质量与学术标准。阅读诸多大学的校史档案，辨析其课程设计、考试方式以及论文答辩等，对此深有体会。这里仅以1941年《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所刊二文为例，看遭遇轰炸后大学的表现。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昆明的西南联大，投下百余枚炸弹：“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同年1939年2月5日，日机十八架侵入广西宜山，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教室及宿舍受损严重：“惟学校经此次猛烈轰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课三日，于二月九日照常上课。”如此紧张的局面，一说遇炸次日照样上课，一因停课三天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后文开列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的迁徙历程：“虽迭经播迁，而每学期实际上课之周数，平均在十八星期左右，若加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计之，则近二十星期矣。”所有在大学读过书或教过书的人都明白，这等于说，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也都不曾停过课。
几乎所有关于内迁大学的追忆，都在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初也有不少抱怨，日后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内迁大学之所以值得永远怀念，不妨借用冯友兰谈及抗战初期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其实，放长视线，众多内迁大学，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不仅没有溃败，还发展壮大，此举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谈论或炫耀，都毫无愧色。此乃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最艰难但也是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其理想与情怀是后来者所望尘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迹？单靠冷冰冰的数字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很难体现我的敬畏、缅怀与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学性的“风采与气象”为题，希望读者能心领神会。(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