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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安事变后的宋子文与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的宋子文与张学良
——宋子文档案解读之二

在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中，并没记录有关释蒋后如何保证张学良、杨虎诚人身安全的内容，在这方面，大量有关事变当事人的回忆，都指宋美岭、宋子文兄妹当时确就以后张学良、杨虎诚的人身安全作出了口头的保证。对此，张学良本人后来接受日本NHK记者访问时称，并没有这样的保证，因为他本人人身安全这样的大事，仅凭简单的口头承诺是担保不了的。无论事实如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并使其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却一直是宋氏兄妹内心感到欠疚的事。据郭增恺的回忆，在他多次与宋子文会面时，宋子文曾一再地表示：“这是我今生唯一的负债，终归须要偿还的！”而宋美岭在1947年也曾对刚刚探望过张学良的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据说，张学良很能理解宋氏兄妹的诚意与无奈，在长期的幽居岁月里，一直与宋氏兄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友谊。而宋氏兄妹则出于过去的友谊与内心的愧疚，对张学良及其亲属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的照顾。这一点，不但见诸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更印证于各种文献。据介绍，在已公布的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毅荻书斋”的张学良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有关宋美岭向张赠送礼物及照顾其生活等方面的细节，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与张学良有关的部分文献。
一、关怀张学良全家之续闻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与张学良的交往主要通过军统局头子戴笠来进行的。保存在宋子文档案中的大量往来文电中，其中绝大部分为正式公文，但也有相当部分属私人性质的文电，除宋氏家族间的往来，宋子文引为心腹知己的人并不很多，这其中有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中国银行的贝祖诒，再有就是军统局的戴笠。而在与戴笠为数不少的来往文电中，关于张学良内容的文电则占了相当的分量，可见在宋子文的心目中，张学良的问题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分与张学良有关的文电中，有些是宋子文经戴笠转给张学良的，有些则是直接发给戴笠的指示及戴的回复，内容主要是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及通报与照料其亲属的有关信息。90年代初，杨天石先生在访问胡佛研究所时，在当时已经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曾遴选出一批宋子文与戴笠有关张学良内容的往来文电，着文“关怀张学良全家”予以公布，并收录在其大作《海外访史录》中。在新近全部开放的宋子文档案中，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电，下面谨加介绍，聊作补充。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的最初岁月，虽历经辗转流离及失去自由之苦，但由于身边有发妻于凤至的陪伴，倒也相安无事。1940年初，于凤至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张学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在张学良的反复要求下，蒋介石最后同意于凤至赴美就医。于凤至来到美国后，得到了当时正在美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寻求军援的宋子文的照顾。这期间，除了在安排就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外，宋子文还经常通过戴笠将于夫人的诊治情况随时通知张学良。10月10日，宋子文致电张学良：
“子安弟译交雨农兄转汉卿兄鉴：伊雅格陪尊夫人来华盛顿，马丁、雷孟仍在英。已屡次嘱其来美或赴爱尔兰，宝林在德，已嘱来美或赴瑞典，宝贝安好。”
伊雅格为张学良的英籍管家，在于凤至赴美治病期间一直陪侍在其身边。马丁、雷蒙、宝林分指于凤至所生的三个子女张闾珣、张闾玕、张闾瑛，当时正在欧洲留学，欧战爆发后，在宋子文以及张学良的其他友好的安排下，最后转往美国就读。宝贝当指张学良与其红粉知己赵一荻所生之子张闾琳。于凤至离开张学良后，赵一荻从香港来到张学良身边，将年仅9岁的张闾琳送美托付给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11月13日，宋子文再致电张学良，通报于夫人的信息：
“戴雨农兄转汉卿兄鉴：尊夫人患胸癌，弟等屡次坚劝及早开刀治疗，惟渠意须待令郎月底由英来美后再行割治，特闻。”
为支付于凤至赴美治病及生活费用，张学良动用了其早年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并开出支票，托宋子文兑付。8月8日，宋子文致电戴笠，将此事办理情况转告张学良：
“汉兄托事，发生轇轕，经弟证明，或可办通。”
大概由于时间久远，张学良开出支票的笔迹与银行留底不太相符，电中所说“发生轇轕”，就是指此事。
8月13日，宋子文续电戴笠：
“汉事已办妥，如不需急用，为长久计，拟交旧金山广东银行保管如何。”
旧金山广东银行为宋氏家族掌控的私人股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曾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将张学良在美存款转至自家银行，对张学良的照料，可以称得上是考虑至周了。
张学良的这笔钱是由宋子文个人担保取出的，但有些手续仍需要张学良补办，于是，8月21日，宋子文又自纽约致电戴笠：
“保证汉兄支票时，弟允于两个月内将汉兄亲笔函交银行，以证明支票即其本人所签，汉兄英文久已疏忽，与原来笔迹不甚符合，请其用中文函证明，该函请妥封交淞孙寄弟为盼。”
不但在美国直接帮忙照料张学良的眷属，在国内，只要能帮上忙的，宋子文也很愿出手相助，就连赵四小姐兑换钱币这样的小事，宋子文也要过问。在宋子文档案里，就有一封7月5日宋子文通过戴笠转给中国银行渝行经理徐广迟的电报：
“广迟兄，赵四小姐有港币五千，托刘乙光向贵阳中国银行掉换法币，请饬照办。”
1941年夏，张学良患盲肠炎，由于未及时医治，转为腹膜炎。宋子文得知消息，非常关注，不但多次致电张学良进行慰问，并要求戴笠严密关注，且要求他“逐日电示病情”，因此这一时期宋子文与戴笠间就张学良的病情电文往来频繁，对此，杨天石先生在其文章中已经披露了一些电文，下面再补充几封：
1941年7月12日，戴笠致电宋子文：
“宋部长：晚昨抵贵阳，汉卿因盲肠炎溃烂，变腹膜炎，昨在中央医院割治，经过良好，精神亦佳。笠叩。”
1941年8月2日，戴笠再致宋子文：
“删（十五）、马（廿一）电均奉悉。汉卿先生病渐愈，日内可出院。晚因坐车缺乏，前电请公代购黑色拉萨尔轿车或别克轿车一辆，请选呢制车垫，再配零件及备胎两副，并乞于最近运仰陈质平收，计价若干，乞代付，当即划奉。”
张学良的病经过两次手术才痊愈，二次手术期间，宋子文曾多次电询手术情况，而戴笠也不敢怠慢，随时向宋子文通报进展，8月19日，戴笠又一次回复宋的电询：
“宋部长赐鉴：咸电奉悉，已将学铭兄来电转汉卿先生矣。汉卿先生之病，经二次动用手术后，现浓已肃清，月内可出院，乞释念。晚笠叩。”
二、致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
在宋子文档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宋子文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函的底稿，现照录如下：
“汉卿兄：如握！违别多时，望云增念。闻自从到台后，起居佳胜，深慰驰怀。兹值柳忱兄来台，特托带奉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致兄函一件，及附件四份，敬祈参阅。弟于二月底辞准院务，暂住沪滨。两年以来，愧乏贡献，而心力交瘁，亟须摄养，得遂初愿，颇慰私衷。知兄爱我，特以奉闻，屡从在美友人处询悉，许太夫人及尊夫人以次均甚安好，尚希纾念为祷。手此。敬颂曼福！弟宋子文亲签。”
原信没有日期，从内容推断，这封信应写于1947年3月莫德惠赴台北探视张学良前夕。信中所提“柳忱兄”即为莫德惠，字柳忱，原东北元老，张作霖时期曾担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代理省长，抗战日期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深受张氏父子器重，张学良更奉之为长辈。莫氏也是自张学良遭囚禁后，原东北旧属唯一获得蒋介石同意，能够多次有机会探视张学良的人。1947年3月，经蒋介石的批准，莫德惠远赴台湾，第三次探望此时已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关于此次探视经过的许多细节，已见诸众多有关研究着述，但其中宋子文托莫氏捎信问候一事则鲜为人知。
在莫德惠赴台前后，正值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低潮期，由于在开放外汇与抛售黄金上举措失当，导致当时国内物价飞涨、经济衰退，身为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倍受各方指责，被迫于1947年2月底辞去院务，黯然下台。在这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宋子文向张学良通报了近期个人的遭遇。除顺致问候与通达讯息外，宋子文还给张学良带来一份见面礼，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一封致张学良的信函和附属的财产清单。三畲堂为张作霖的堂号。奉系军阀时代，张氏家族曾在东北兴办实业，开办了众多以油房、典当、粮栈为主的经营性企业和商号，并置办了大量的房产。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这些实业，多以“三畲”为号。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家业全部落入敌手。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清理其家族在东北的财产，获蒋同意，在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的大力协助下，特成立由彭贤、鲁穆庭等原东北旧部组成的“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接收原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资产。但这些清理出的资产，对于深陷离岛囹圄、难复自由的张学良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信中所提许太夫人系张作霖的四姨太，亦即张学良的四姨娘许澍阳，当时正在美国与女儿张怀瞳一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思乡心切的许太夫人返回祖国，与已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次子张学思团聚。信中所提尊夫人即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自1940年离开张学良赴美治病后，于凤至留在了美国，与张学良从此天各一方，终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
此外，宋子文还亲自安排支付了莫德惠赴台的川资，关于这点，可从笔者在宋档中发现的宋子文托莫德惠稍带的另一封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静波我兄勋鉴：莫柳忱先生来台，请兄饬台湾银行替行拨借台币二十万元，交柳忱先生收用，此款由弟在沪归还台湾银行，尚希赐洽办理为荷，端此，敬颂勋绥！弟宋子文亲签。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张学良上，宋子文的用情之深。
三、接待东北军旧部
自张学良遭蒋囚禁，原东北军旧部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四处奔走相救，而宋子文对蒋介石撕毁诺言长期拘押张学良的不满，及对张学良不幸境遇的同情与关怀，既在当时也已广为人知。据文献记载，自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部属曾数次求见宋子文，或托其向张学良转达问候，或托其向上达释放张学良的请求。对此，宋子文每每均乐于接见。在宋子文档案中，也保留了几封原张学良旧部托其代转或致其本人的信电。
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曾掀起过一个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高潮，在此期间，东北旅陕同乡会、陕西省东北复员协会曾于1946年1月14日通过宋子文向张学良转致问候，电文如下：
“宋院长公转张汉卿先生钧鉴：八载违教，精神永固，敬祝健康，并候曼福。东北旅陕同乡会、东北复员协会魏大同、任镇亚、郭希鹏、夏鹤一、卢广绩、李德明、张政枋、任作楫、张庆禄、陈东震、戴桂茂、柳宗周、刘永庆、王镜寰、王恩溥、李海涛、祁大鹏、秦泽普、时方雨、张景奎、臧恩济、李荣春、徐英、李海瑶、杨集生、任可钧、刘仁杰、王仲超、关梦醒、李宏颀、李戎邻、韩隆周、郑为中、宋保文、松佩珊、顾师贤、倪兰芳、魏镜如、刘雅芬、刘玉清、缪征流、鲍健、陈执中、李毓民、李光前、杨世华、黄亭林、黄砚耕、李耕九、李春荣、任安郁、任维印、林显庭、王鸿桥、周致远、杨兴议、孙魁、李畅兴、冯定庵、姚济美、张述尧、何泽深、赵甲兴、周子春、王化宣、孙麟、王荣五、周雨亭、周荣九、杨雨秋、王恩浚、吴隆三、赵毓斌、金毓麟、苏仲容、苏化民、刘柏龄、唐静淑、穆本生、杨泰昌、刘凤文、暨全体同乡同叩。”
而在此前，原东北军旧属卢广绩更是给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函，强烈呼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兹将全文点校照录如下：
“文公院长赐鉴：公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复代表国家，签订中苏友好卅年条约，为国宣勤，席不暇暖。其为国家争光荣，并造福于我中华民族后代子孙者，其不朽之勋绩，实非如绩之拙劣所能颂扬于万一。闻不久将载誉言旋，谨肃笺向我公致敬。
绩为张汉卿先生之旧僚，廿一年长城抗战，曾见公于北平，廿二、三年同朱子桥将军及杜重远先生先后见公于沪寓，廿五年复见于西安，惜均以事匆忙，未获单独聆教，公或忘记矣。
为张汉卿先生的事，在廿六年曾有一些东北朋友，晋谒我公，绩虽未参加，但深知我公之关切汉卿先生，或比吾辈僚友尤甚，惟时机未到，如有所陈请，不但无益，反足以引起不良后果。此点凡在同汉卿先生有关之僚友，无不共谅。盖以我公相随领袖蒋公最久，当深识其治事遇人之作风，并亦深信领袖对汉卿先生这样管制，实为出于真诚爱护，并无恶意，冀其学养兼到，再为国家效命。以故八载以还，不敢妄有所渎陈。
兹者敌寇投降，国家再造，为百年以来所未有，盼今后国家一切施设，均能除旧布新，渐循民主国家之正规。即对领袖之辅导与拥护，亦以能“博大宽宏”，不采过去狭隘作风，俾更成就其伟大。汉卿先生过去一切，及其同蒋公之关系，俱在我公洞鉴中。绩数年前在西北曾为胡宗南写过一次信，就绩所仅知之一些，择抄一节，随函奉呈，藉作参考，在此恕不多赘。惟在绩个人，觉得在今日而还谈“汉卿先生恢复自由”这样小事，似乎或者有人以为不识大体，或太感情。惟在绩所理解，如不能在此时，将此小的事情，立刻解决，则东北数千万父老，同汉卿先生之一些关内外旧属，必为之惶惑不置。借端造乱宿意挑拨者，必以此为口实，甚者浅识之小人，愚昧之百姓，或惑疑到领袖蒋公之不伟大者。绩总觉得在今日局势之下，对于张汉卿先生之出处问题，不应再往下拖延。时乎不再，“今其时头”。并绩觉得今日如令其出来，则对于领袖所倡导之“统一团结”、“军队国家化”、“军队缩编”等等，相信均能有些臂助。只对于国家及领袖有益，而绝无损。盖汉卿先生已失掉其过去在军事及政治之地位，现在不过是国家一个“公民”而已，又何必把他估计过高，而有所疑虑。以今日国际局势，与将来中国绝对走向民主政治，而落伍之军人，亦不会再作“拥兵割据”之迷梦。以汉卿过去爱国家爱领袖之精神，及对今日国内外局势之洞明，必不会亦不许再作其他“自掘坟墓”之妄举。惟若对此小事，永悬而不决，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则在今日举国方向建国之路迈进，殊不智慧，亦殊不值得也。
我公老成谋国，知几识微，当不以绩为危言，耸动听闻也。至盼能向机进言，有所主持，或会庸公同蒋夫人一同晋谏，早日恢复汉卿先生之自由，则感戴我公者，当不只汉卿先生个人及其家族，即其友好部下，亦当永矢弗湲。成领袖之伟大，消灾患于无形，私情公谊，责无旁贷。
以上所陈，敢信可以代表许多汉卿先生之旧僚，而又竭诚拥护领袖蒋公之千万东北人士之公言，非出于一人之私感与私言。尚希垂鉴，无任企盼。敬颂崇安。卢广绩奉上。九月十一日。附抄给宗南先生函一段，尤盼得便能呈蒋夫人一阅，如何？希钧裁。”
卢广绩的这封亲笔信只有日期，没有年份，从信中所述内容看，应为1945年宋子文结束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后，赴美访问回国的前夕。
卢广绩，号乃翁，1894年出生，辽宁海城人。曾任奉天总商会会长，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西安事变期间，卢广绩、高崇民等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曾拟出八项主张的通电稿。西安事变后，卢广绩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并多方活动，营救张学良。全国解放后，历任沈阳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委员。
卢广绩的这封信饱蘸浓情，充分表达了原东北军部属对张学良将军境遇的关切与思念，在吁请释放张学良的同时，信中也对蒋介石的促狭之心与“不伟大”人格进行了热讽。对于熟悉蒋介石为人的宋子文来说，相信他是不敢将这封信拿给蒋本人看的。现在我们不清楚，在抗战胜利后的那个举国上下纷吁释放张学良的热潮中，宋子文是否曾向蒋介石进谏劝言，但是，卢广绩的这封棉薄如翼的蝇头行楷，却被宋子文精心地保存了下来。近六十年过去，这封信一如新初，它夹藏于芜杂繁丰的宋氏档案中，脉脉地陈说着这段旧年的悲情。
信中所提卢广绩写给胡宗南的那封信，也保存在宋氏档案中，兹点校照录如下：
关于汉卿先生事：
弟常以为论事论人，当就其整个，不当仅观其一节，当纯以理智，不当徒用感情。若以汉卿先生劫持统帅，破坏纪纲一事论，虽置诸重典，亦不为过。弟虽为部下，亦不能稍为曲护与剖辩。但若能从民国十七年易帜起，将中间经过几件大事，以及汉卿先生对于党国暨领袖效忠事实及言论，并亲送领袖回京待罪，种种经过，弟愿就所知，撮成梗概。
当民国十七年六月，张雨亭被日本炸死于皇姑屯，不久日政府即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假吊孝为名，前来沈阳，阴实迫胁汉卿先生，脱离中央而独立。盖日本对华一贯政策，即为“破坏统一助长内乱”，决不许汉卿先生同中央接近也。而在当时之雨亭公旧僚部下，多半顽固自私，别有企图，且具有一种潜在势力，杨宇霆尤为反对易帜最力之一人，真所谓“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假如汉卿先生意志稍不坚定，或稍存一丝私心，必无十七年十二月易帜之事。能这样排除一切困难，毅然表示拥护国家统一，非有大魄力者实不能办。
民十九年中原大战之起也，汪、阎、冯开扩大会议于北平。汉卿先生以地位、关系，实有举足轻重之势。自然当时有张岳军、吴铁城之在东北运用，自然中央给以协饷，给以华北利益，然当时汉卿先生最大意念，还是拥护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蒋公。
民廿年九一八惨变发生，举国若狂。当时汉卿先生，受全国唾骂，几不能自存。我领袖不为浮议所动，任信如初，同时并代分谤，不以责任完全加诸地方当局。
廿二年长城战败，领袖感于汉卿先生身体大坏，不克负荷重寄也，令其出国修养。汉卿先生不惟毅然听命，同时于临行之前夕，召集部下多人训话。弟当记得，有几句极重恳的话，便是“谁真爱护我者，我以为是蒋先生，请问以我这样身体，还能活上一两年吗？更谈不到其它，算了吧。”当时大家均为之语塞。
廿三年归国后，身体恢复健康，完全十年前景象，故其精神磅礴，而领袖之依任也如初。当记得其时，常对弟等谈，“中华民族之能否复兴，日本帝国之能否打倒，全在蒋公身上。过去之阎、汪、冯、胡之不能同蒋公始终如一者，过不尽在蒋公身上。至于我同蒋公则不同，譬如一个女子，爱上一个男人，无论那位男人对他如何，则不管，但我则以身许他，为他死，为他牺牲，皆在我意料，我毫无尤怨。假如因为我这真纯的爱，而感动他，这是我意外收获。”话虽说得不恭一点，但其真情挚意，确可表示也。又谓一个人，总是应当讲气骨节操的，一个女人，尤讲从一而终，何况一个男子，那能随便翻云覆雨，朝秦暮楚。
迄廿四年来，西北剿共，因屡次丧师关系，并共党方策之改变，在汉卿先生思想上，不免稍有改变，然对于领袖之竭诚拥护，与相信领袖将来一定抗日，则无间畴昔也。惜此矛盾心情，无缘上达，而推波助浪者尤太多，致隔阂日甚。然当事变前，领袖王曲训话后，汉卿先生对于部下，犹有一篇恳挚之训示，即谓：（一）要明白我们是最应抗日者，我们应该站在抗日先锋。（二）要抗日非先说服蒋先生不可，因为蒋先生是真正抗日者，也只有蒋先生来领导，才能抗日。（三）敌人所愿意者，我们决不作。敌人愿意我们内乱，故我们决不作内乱之发动者，并尽力想法结束剿共。其言论之表现，未见有丝毫对领袖有不敬之意，真未想到有那样意外事变发生。从事变之责任讲，不惟汉卿先生不可恕，即弟等为其部下者，亦同有罪。然犹有可原者，动机确属无他。结果尚未闹成大乱，并躬送领袖待罪都门。这种“改过不吝”，“不远而复”，求诸史乘，很少先例。宜乎蒋夫人谓有“民国以来，疆吏抗命，而能束身为罪者，汉卿先生实为第一人”。
当记得在事变期间，汉卿先生公开发表送领袖返京也，当时因畏惧祸及，多不同意。汉卿先生当时以极激昂沉痛之态度，说了以下几句话：“诸位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先生留此，为的是要助他停止剿共，亦即停止内乱。假如不早送蒋先生返京，中国是不是更有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实在是国家天下万世不赦的罪人，我决不干，我一定自杀。”此一些话说过，大家均无言。同时复就国内当时情势分析，均是各有各的打算。蒋夫人不曾函劝蒋先生，盼息怒，同汉卿倾诚相谈。须知南京方面，戏法之中还有戏法，正在演变也。“诸位要知道坚苦卓绝，朝夕为党国服务，将来一定能率领我们抗日者，实非蒋先生莫属。”议始决。而汉卿先生躬自送往，则固无任何人知者。
综上所述，则十年以来，领袖之爱护汉卿，同汉卿之效忠领袖，始终不渝，虽有此一段不幸事变，但因此更显示领袖之伟大，与汉卿先生之真纯，而反对汉卿先生者，便遗其大而拾其细，以为媒孽之资。果真爱领袖者，当不如是，甚且有谓宁使国家灭亡，亦不使封建余孽存在，这种负气态度，恐非谋国老成者，所应出诸口。在弟愚见，封建势力必崩溃，不打自倒（详容日再谈），似不用赌国以殉。而汉卿先生之为人，似尤不能以一般封建领袖来看，想亦为兄所同意，至其将来出处，一听领袖之命，假如有助于领袖，有利于抗战，在弟来看，尤宜早不宜迟。弟等是深信领袖的，尤更深信我兄。将来汉卿先生前途如何，能否允其再有报效领袖机会，固在我领袖本身，而在弟尤更期待我兄同蒋夫人、子文先生、雨农先生诸位也。未尽之意，容后再说。
卢广绩这封写给胡宗南的信没有日期，卢在信中表述了从1928年东北易帜来近十年间张学良的事迹，由此看这封信大概写于1937或1938年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封信可以称得上记录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行比较早的一篇当事者的回忆了。观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言行，可以看出，即便是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其对蒋的愚忠，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也可能就是导致张学良最终深陷囹圄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是宋子文等的殷殷关怀，亦还是卢广绩等人的奔走呼号，都未能改变张学良半个多世纪遭囚禁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不但是张学良个人命运本身，亦是我们近代中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宋子文，虽然还能与同处美国的张夫人于凤至继续保持交往，但自顾不暇的他，已经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照顾张学良，去还他的这个“今生的唯一负债”了。而卢广绩则继续惦念着他的张少帅，直到1990年，在张学良90寿辰之际，卢广绩再次执笔，托台湾的《中国时报》，为张学良捎去家乡的祝福与思念，同年10月，卢广绩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这封信也成为自大陆解放以来所收到的有张学良亲笔签名的第一封来信。1993年，卢广绩百年仙逝，张学良特地嘱献花圈，挽联书云：“痛失乡泽”。虽然卢广绩终生未能与他敬爱与思念的张少帅重逢，但张学良的这番对乡梓的沉念之情，也算得上是对卢广绩在天之灵的一大慰泽了。
《百年潮》，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