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冯杰：关于张学良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学良-冯杰：关于张学良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冯杰：关于张学良的几个问题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1984年的《少帅传奇》到今年初的电视剧《少帅》，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一直都把张学良塑造成爱国将领。为了国家的统一，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不抵抗政策，不仅丢了东北，还做了替罪羔羊。然而通过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书，再结合史学界一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事情可能并非影视剧演绎的那么简单。
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表象和实质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数月后形成会攻京津之势，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宣布息兵罢战，撤离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返回奉天途中的皇姑屯车站被炸身亡，他的长子张学良接过了东北的军政大权。蒋介石希望政治解决东北问题，他的主张得到各方共识，张学良也表示“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日本非常着急，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被收回，连续向张学良发出警告，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张学良鉴于内外压力，在热河易帜后被迫延缓统一进程，他向蒋介石解释说：“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深感愧疚，总之，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为了促使张学良加快易帜步伐，南京允许东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作为东北的最高行政机关，编制十分庞大，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东北交通委员会、东三省盐运使公署、东北航务局、东三省交涉总署和外交部特派员办事处等。10月初，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常委迅速通过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外交部主动分担日本压力，要求日本“勿干涉奉天易帜事，必使中国统一，乃可开始解决各悬案”。尽管财政不宽裕，蒋介石还是答应每月接济东北军饷1000万元。12月6日，蒋又明确承诺：“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9日，张学良终于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易帜之后的东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特别行政区”，所不同的是“一国两制”和“一国两治”。正如张学良所说：“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也。”党务方面，国民党要在东北办党部，张学良先是提出“暂缓设置”，后提议先派人到南京学习后再说。1931年3月，东北五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举行宣誓典礼，但中央代表吴铁城还在一个劲解释，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没有直接监督权。财政方面，据时任辽宁财政局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南京要求东北把属于中央税收的关税、盐税和统税上缴财政部，张学良一口拒绝。几经周折，东北交通委员会于1929年改组，名义上划归中央铁道部直辖。但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出，最后双方商定维持原状。外交权向来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东北易帜前，奉系与南京达成协定，东北的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张学良心里很清楚，东北面临着外国势力的吞并威胁，“当日本等外国势力谋求在东北更多利益的交涉时，以外交权已上交中央来推脱”，倒不失为一种策略。尽管东三省交涉总署后来裁撤了，但事实上，东北还是拥有外交实权的，张学良对此并不回避，他晚年坦承说：“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
显然，张学良时期的东北地方政府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已经突破了一般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东北是“加盟”，南京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国民政府通过“东北易帜”，只不过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开场和结局
近世东北可以说是在沙俄、日本两强的夹缝中求生存。俄国一直视中国的东北土地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路就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声明愿意把中东路无偿归还给中国，但在1920年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又倒退为中苏共管。后来虽然签订《中俄协议》、《奉俄协议》，表面上奉方控制理事会的大权，实际上铁路管理实权仍由苏方局长掌握。
1929年3月，张学良对苏态度渐趋强硬，提出“路局一切命令及文件，非由局长和中方副局长会同签字，不生效力”等一连串合理合法的要求。苏方不予重视，依然采取拖延政策消极应对。5月27日，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得到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内集会，下令军警强行入内进行搜查，当场搜获文件和“烧余证据及已烧灰烬，立时摄影存证”，同时拘捕苏联驻哈总领事以下三十多人。东北此举的理由是，当初签订协定时，苏方曾经答应“不宣传赤化”，并把类似的条文写入了协定。蒋介石决定“强硬对苏俄”，明确表态可以拨款支持张学良对苏采取激进方针。7月1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下令强行收回中东路。19日，苏军开始有零星行动，蒋介石指示张学良避免冲突，但又指出，“详察国际形势，俄无开战可能”，“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张学良只是诉求收回相关协定中的奉方应得权益，当东北有可能滑向大规模军事冲突时，不禁萌生了谋求地方妥协的想法。经过吉林省长张作相和交涉员蔡运升斡旋，苏方提出先恢复到冲突之前的状态，然后坐下来谈和。蒋介石闻讯大为不满：“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
8月13日，苏军越线侵入绥东县境，占领中兴镇和李家房子。张学良被迫下达“防俄”作战动员令，命令东北军北上御敌。随着战事升级，苏军的黑龙江舰队和沿岸步兵组成的战斗集团突入松花江，东北海军吉黑江防舰队拼死抵抗，几乎全军覆没。东北军第15、第17旅苦守扎兰诺尔、满洲里两道防线，尚有冯庸率领的义勇队300余人协助军队构筑工事。11月17日，苏军在坦克、飞机的协同下，大规模进犯扎兰诺尔，第15旅官兵血战两昼夜，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相继阵亡，张季英团长伤重自杀，仅余少数官兵突围而出。第17旅几度增援扎兰诺尔皆未得手，终因困守满洲里孤立无援，梁忠甲旅长以下8000余人于20日悉数被俘。24日，苏军乘胜攻占海拉尔。
东北军屡遭惨败，张学良断然启动东北的外交自主权，指示蔡运升主动与苏方接洽。迫于军事失败的不利情势，南京的强硬立场亦随之松动，同意东北对苏和谈。12月22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签订《伯力协定》，双方同意恢复到7月10日以前的中东路状态。1930年2月，国民政府部分否定协定，宣称蔡运升超越权限，随后派员重启会谈。围绕南京提出的备价赎回中东路的方案，彼此始终谈不拢，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被日军占领，谈判也就无形中止了。郭俊胜先生认为：“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是出于爱国主义的一次行动，应当说无论从中东路交涉史来看，还是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来看，这种选择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在收回权益的方式和手段上，选择强力的手段是不恰当的。”（《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第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从万宝山事件到“九·一八”不抵抗
1931年7月，东北发生了“万宝山事件”，日本乘机兴风作浪，朝鲜境内爆发了排华暴动。南京忙于“剿共”和应付两广内争，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明“现在尚非对日作战之时”。张学良本人在北平养病，东北军政大事分别交由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负责处理。得知东北形势严峻，张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蒋介石也表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万宝山租地风波引起的朝鲜排华事件还没解决，东北又发生了“中村事件”。6月26日，兴安屯垦区在没有通报上级的情况下，擅自处决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一行四人。屯垦区虽然毁尸灭迹，但事情还是在一个月后被关东军侦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没有接到东北地方的详细报告，据实答复日方“我们不知道此事”。忙着“剿共”的蒋介石又因长江流域的特大水患焦头烂额，干脆划定东北及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允许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此后，日本一直以东北地方为谈判对象，荣臻颇不示弱：“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我们也没办法。”
9月18日晚上，关东军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东北军搞破坏，迅即调兵进攻沈阳北大营。荣臻马上给北平协和医院挂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侍卫副官长谭海，少帅正在华乐戏院请英国大使观赏梅兰芳京剧演出。张学良后来回忆说：“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洪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的说法，8月16日的时候，蒋介石电令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就是近现代史上流传甚广的“铣电”，几成蒋介石卖国铁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唐德刚先生访问张学良，谈及“九·一八”不抵抗：“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张学良连连说道：“不是，不是，不是的。”唐继续问：“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仍然摇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因此，杨天石先生认为“铣电”存在与否“难于论定”。（《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第57页，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大概19日21时至22时之间，蒋介石在南昌得知沈阳变起，立即致电张学良询问实情：“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20日，安东、营口、长春接连沦陷，张学良电报“各该市内我国军警武装均被解除”。蒋介石星夜返回南京，翌日召集党政要员商讨对策，主张“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23日，蒋又指示何应钦“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相比“不抵抗主义”向前跨出了一步。
史学界对于“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曾景忠先生的看法是，“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后者并非绝对听从前者的指示命令，“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一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提出一个观点：“凭心而论，蒋介石虽曾电告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但从未指示东北军遇到日军挑衅时仍不与抵抗。张学良对沈阳当局的训令难免有过度反应之嫌，他必须为东北沦陷负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