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冯杰：蒋介石密令手谕再解读——兼与陈宇先生商榷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钱大钧-冯杰：蒋介石密令手谕再解读——兼与陈宇先生商榷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冯杰：蒋介石密令手谕再解读——兼与陈宇先生商榷几个问题

2015年6月4日，钱大钧所藏的《蒋介石密令手谕》以专场的形式亮相北京保利春拍，当晚最终以1782.5万元成交。保利公司为此约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先生撰写了《蒋介石密令破解》一书，对全部140纸手令进行逐一解读。仔细读来，笔者觉得有些手令确实存在深入分析及商榷空间，特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 钱大钧何以入主侍从室 ◆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今属江苏昆山），1919年6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学生队第十二期”。1921年南下广东参加革命，先是在粤军第1师任参谋长，后来调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从此逐渐获得蒋介石赏识重用。1934年1月，钱大钧奉命接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该部总司令名义上蒋介石自兼，副总司令李济深未到差，钱大钧一度代行副总司令职权。3月初，张学良正式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全权负责该部相关事宜。钱大钧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杨正治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又在保定军校一起共过事，张学良私下向蒋介石表示，总部人事将来略有改组，“勿调慕尹”。20世纪40年代后期，钱大钧回忆说：“张学良调来东北军，大权独揽，我处此环境，惟有一本忠诚，为国服务，待人接物皆以和平为主，所以能无大龃龉。”
1935年1月27日，蒋介石手令钱大钧：“慕尹吾兄勋鉴：手书悉，无须辞职，请假满时，来南昌一叙为荷。”陈宇先生认为，“1935年2月，蒋介石决定结束南昌行营与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改设‘剿总’司令部于南昌，并改组侍从室。钱大钧此前于豫鄂皖‘剿匪’司令部任总参谋长，此次‘剿总’撤销，故请辞，以争取侍从室之职务”。实际上侍从室改组要到1936年1月，钱大钧不可能亦无必要提前一年争取职务，他的请辞符合当时的“游戏规则”：主官更替幕僚主动请辞。
武昌行营成立后，张学良留用钱大钧继续担任参谋长，期间并无不快。10月下旬，武昌行营结束，张学良调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仍要钱大钧前往西安担任参谋长。钱大钧考虑再三，坚决不就，他在日记中陈述理由：“如再往就，则宵小之流将视余是张系人物，而在张系又视为蒋系，弄成非驴非马之形态。”钱大钧致电蒋介石，如果张学良再来邀约，就推说“余意愿赴沙场云云”，隐约透露出想要调任带兵官的想法。12月中旬，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征求钱大钧意见，拟派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所遗侍从室主任一职由钱接任。钱大钧当即表示，“除西安外任何事均可为也”。
1936年1月，长久以来列入“行营”编制之内的侍从室扩大改组，升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工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随侍蒋介石的钱大钧背部中弹，“弹从肋骨间入，而从左肩出来伤及骨与血管”，生命倒无大碍。1938年3月，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林蔚接替职务。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钱大钧再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前后任期加起来将近三个年头。
◆ 徐源泉并非“东北军旧部” ◆
“顾主任：四十一与四十八两师各部之驻地，请查报，但不必问徐克成，免其疑虑。中正。”这封编号上卷053的手令没有签署日期，陈宇先生判断为1937年3月，据此认为顾主任乃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目的在于秘查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旧部情况”。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此手令中提及的第41师与第48师，皆为徐源泉所部。徐源泉时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集团军辖第10、第87军，徐亲自兼任第10军军长，辖第41、第48师”。
徐源泉，字克成，湖北黄冈人（今属武汉新洲），早年通过族叔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后又保送两江总督端方所办的将备学堂深造。1911年10月，徐源泉由南京搭船抵达武汉，率领学生军大队参加了蔡甸、阳新等地抵御清军的战斗。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徐源泉被委任为陆军部参谋，张宗昌担任光复军骑兵团团长，他是团附，也曾一度到新疆帮助杨增新整顿军队。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张宗昌北上投靠张作霖，徐源泉是少数追随者之一，历任直鲁系统第23师师长、第6军军长、镇威军中路总指挥、安国军第七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等职。1928年7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编，年底缩编为第48师，后来又扩编出一个第41师。
曹剑浪所着《国民党军简史》将徐源泉部归类为“中央军半嫡系部队，由第二次北伐中收编的原直鲁军残部编成”。徐源泉的老部下丁治磐回忆说：“直奉战起，我就离开江苏，到山东加入直鲁军徐源泉部，担任参谋幕僚。中原大战期间，中央尚未派任军官入我部，都还是老部队。到了围剿徐向前时，中央即有调派少数军官进来，我在陆军大学毕业后，当时我部已属中央部队。”由此可见，徐源泉并非“东北军旧部”，实乃逐步中央化的直鲁军余部。如果以陈宇先生判定的1937年3月为准，徐源泉时任第10军军长，并非第26集团军总司令。据戚厚杰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26集团军成立于1938年1月。
事实上，徐源泉的部队从未到过陕西，蒋介石嘱咐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查报驻地，不免南辕北辙。1937年春，丁治磐转任第41师副师长，他说：“我军驻长江上游之万县、荆州、宜昌等地。”因此，笔者研判这封手令的时间当在1937年7月，顾祝同当时已从西安返回重庆，发表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名义上他还是重庆行营主任，北调西安期间，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贺国光代理。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急于调兵遣将，徐源泉部亦在动员范围之内，于是通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查询该部在长江上游的具体位置。8月中旬，第41、第48师抽调一万余人补充淞沪战场伤亡较大的友军，老兵抽走以后，军部派人至四川、湖南、湖北等地招募新兵。12月初，徐源泉率部进抵南京，参加了龙潭、栖霞山、乌龙山一线的战斗，伤亡较大。
◆ 朱怀冰部移驻宜昌的具体时间◆
“武昌行辕,陈参谋长勋鉴：朱怀冰师部与主力，应令移驻宜昌为要。中正。”陈宇先生判断编号上卷052的手令时间为1938年2月中旬，认为这是“蒋介石对于武汉会战之准备，所调动部队为朱怀冰第94师，隶属于第7集团军”。“文中陈参谋长即指陈诚，时任武昌行营参谋长”。此一解读存在诸多问题，不妨一一分析。
1935年3月，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陈诚兼任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综合陆军整理事宜”。10月，武昌行营结束，宜昌行辕设立，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辕参谋长，督同湘鄂两省“围剿”红军萧克、贺龙等部。不久，“追剿”各部深入贵州省境，陈诚感到诸多不便，经呈准将入黔部队划归重庆行营统一指挥。1936年1月，宜昌行辕与陆军整理处合并，编为委员长行辕，不冠地名，移驻武昌南湖，陈诚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继续办理整训军队及长江上游国防。蒋介石的密令、手谕需要投送具体地方，因此临时冠以“武昌行辕”。陈宇先生一时不查，将“武昌行辕”和“武昌行营”误为一谈，实际上陈诚奉派重新设立的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已是1936年11月。也就是说，编号上卷052手令中的“陈参谋长”是指委员长（武昌）行辕主任陈诚，并非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陈诚。
朱怀冰，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在担任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期间为陈诚所结纳，后来调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陆军整理处研究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等职。陈诚家书时常提到与朱怀冰的下棋的事情，有一次这样写道：“他下棋非常痛快，并说从前在北方运动革命被押，与几位同志天天下棋，彼做一副联是‘慷慨输棋易，从容吃饭难’。因在狱中无事即下棋，输了一盘又一盘。但每天吃饭动作稍缓，慢一点即吃不饱，故又此联也。”1936年1月，朱怀冰调任第94师师长，蒋介石电令该师集结湖北“恩（施）、宣（恩）、来（凤）、咸（丰）一带，整编绥靖”。3月下旬，陈诚飞赴山西，兼任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剿匪军”总指挥，协助阎锡山“剿共”。随后，第94师北调山西，阻击红军东征，直到1945年初裁撤，一直都在北方境内。据此，笔者判断编号上卷052手令的时间应为1936年2月或3月，蒋介石下令第94师从鄂西地区移驻宜昌，之后再令入晋驰援。
抗战军兴，第94师隶属于第7集团军，参加了南口战役和太原会战。1938年3月，朱怀冰升任第93军副军长，仍兼第94师师长，部队驻地远在黄河以北，又怎会成为蒋介石准备武汉会战的调动对象？值得一提的是，朱怀冰后来调升第97军军长兼豫北民军总指挥、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河北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多次与八路军产生摩擦，结果大败而归。1940年4月以后，冀察战区主力基本退出河北。8月，朱怀冰得到陈诚关照，返回恩施担任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湖北省代主席，倒也风光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