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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钱念孙：学术大师：参与乃至引领当代学术建构

“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这个论题很好，可说抓住了何为学术大师及学术大师作用的一个关键之点。在我看来，堪称学术大师者，其成果应能推动当代学术发展；也就是说，是否参与乃至引领当代学术建构，是衡量学术大师的一个重要标准。
粗略分之，学者、专家、名家、大师，可谓做学问的四大层次。第一层次“学者”，主要是个职业称谓，如今各高校里的专业教师、各科研机构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及各种以学术为职业者，都可以称为学者。第二层次“专家”，是指在某一学科及相关领域钻研较深，比别人占有更多资料，拥有更多专业话语权的学者。第三层次“名家”，是指具有深厚学养，在一个甚至几个学科卓有建树，在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的杰出学者。第四层次“大师”，除了具备专家和名家应有的深厚学术素养外，还要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以自己的学识参与乃至引领当代学术文化建构，推动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当然，不同层次学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楚河汉界，他们之间无疑会有交叉和模糊地带，这里的划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概而言之，不应刻板以求。由于“学者”主要是表示社会分工的职业称谓，这里略而不论。就“专家”而言，窃以为做专家并非难事，一般以学术为职业者经过努力多半可以达到。敝人曾对朱光潜及现当代美学研究下过一番功夫，曾集中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日没夜地将700余万字的《朱光潜全集》（20卷）反复看了多遍，对与其论战及研究他的相关着述也认真浏览，可说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朱光潜的生平事迹、着述成就及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先后撰写出版《朱光潜与中西文化》、《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艺术真谛的发掘和阐释》三部研究朱先生的专着，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数十篇相关研究的论文，别人多以“朱光潜研究专家”许之。其实，朱光潜研究虽然是我长期关注的学术重点之一，但真正对其狠下功夫不过一年多时间。试想如今繁忙社会，有多少人能够花半年或一年时间，把《朱光潜全集》及相关着作认认真真啃一遍甚至几遍呢？同理，不论是屈原研究、汉赋研究，还是桐城派研究、胡适研究等等，只要肯下功夫，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可以将其所涉及的原着及主要研究着述通读一到两遍，熟悉该研究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并有所着述，而这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别人没做到，你做到了，你自然成为某方面专家。
正如自然界很难找到两片一样的树叶，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永远存在可供探寻的空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没有止境，哪怕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也会看到不同的面貌和意蕴。因之，学术界总是在不断地发现和研究新问题，也总能不断地对老问题提出新看法、作出新阐释。正是如此，我们的学术大军中拥有数量可观的专家，即便同一个研究领域如《红楼梦》研究，也有为数不少的“红学”专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专业训练，且有正常接受和理解能力的人，只要自己选定一个方向钻研下去，都有望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比较而言，要想成为“名家”就困难多了。名家除了要像专家一样对某一学科及相关领域钻研较深，还要有深厚的学养和见识，其学术成果不仅有一定的数量，更要有较高的质量，在该学科或相近学科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基本能够体现和代表该学科及相近学科的发展水准。顾名思义，名家比专家更上层楼，就在于他比一般专家更着名。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权威的地位，其着述在同行专家中享有较高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就我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看，如果硬要有个大体定量的数字，每个二级或三级学科的名家似不应超过10位。只有那些大家公认学问做得好，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才可称为名家。非要举例的话，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不算，钱理群、陈平原、陈思和等似可当之。
至于“大师”，则不仅要在一个或几个学科具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是学科发展的代表性人物；还要以自己的学识参与乃至引领当代学术文化建构，对当代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我们都肯定鲁迅是学术大师，那么其关键之点绝非由于他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样的着作，而主要在于他的大量极富思想锋芒的杂文、论文和小说，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社会矛盾及问题，在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演进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前赴后继、难以磨灭的脚印。同样，如果我们都承认胡适是学术大师，那么重要之点也并不在于他对《红楼梦》和《水经注》等非常专门的学术课题做出严谨扎实的开拓性研究，而主要是由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尝试集》等一系列发出时代强音、让人振聋发聩的着作。他以自己的学术探寻和思考，对现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以及话语建构过程中所涉猎的社会文化范式转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此看来，学术大师之所以超越专家和名家，不可忽视的要点即在于：大师所生产的学术话语及意义，能够介入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范式建构，在两者互动中参与和推动时代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气演化嬗变。
并不是所有学者、专家以至名家的劳作，都能参与和推动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譬如，有些学者（包括有些专家和名家）只是在非常狭窄、非常专门的领域孜孜以求，其成果对该冷门学科或者说边缘学科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对时代学术文化的演进很难发生实际的影响。再如，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做学问主要是为了评职称、为了拿学位点、为了完成考评工作量等等，其发表的成果对该学科建设的意义多半只是数量的增加，而无质量的提升，说得直白一点，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前些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曾对1949以来鲁迅研究的成果汇总编目并作出评估，认为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成果确有自己的创见，推动了鲁迅研究的发展；其他百分之九十多的成果都是不同程度地炒冷饭，不过是变着腔调的人云亦云。如此等等，要么把做学问当作自己躲进象牙塔的阶梯，要么把做学问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要么把做学问当作为稻粱谋的手段，这离梁启超所说“学问乃天下公器”的境界，相差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简言之，学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做学问时还怀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抱负，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所拥有、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就在于他不仅有学问家的根底和严谨学风，更有思想家智慧和真知卓见，其成果能够参与乃至引领当代学术建构，推动当代学术文化思想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