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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振鹤：《译林》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印记

清末一共出现过五种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分别为《译书公会报》《译书彚编》《译林》《励学译编》与《游学译编》。《译林》的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着作。《译林》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值得后人记念。
清末五种专门的译文杂志
晚清以来，国家屡受巨创，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有识有为之士，莫不上下求索救国之良方。其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似成为一长期深入人心之良策，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所欲师诸夷之“长技”事实上已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领域。师夷必先识夷，识夷之道尤以译事为先。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翻译遂成为先进学人之要事。究其实，在识夷的道路上，最初影响中国与日本甚巨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二书亦均为编译性质的着作。以此为始，晚清七十年中，翻译或编译文字无数。起先专译西方文献，由地理而科技，由科技而人文。甲午战败之后，在西文翻译之外，更兼译日文。翻译成果既有专书出版，亦有大量连载于综合性质的新式杂志报纸之上。1899年，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说：“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揭示了时贤的共识。
潮流所至，清末更有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出现。这种专门的翻译刊物，一共出现过五种。依照发刊的先后，分别为《译书公会报》（1897）、《译书彚编》（1900）、《译林》（1901）、《励学译编》（1901），与《游学译编》（1902）。经过岁月的淘洗，这五种杂志存世量不多，所以自来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误。阿英在其《初期的翻译杂志》一文（载《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对此已有论析。
这五种杂志均创刊于戊戌维新前后，寿命也都很短。除《译书公会报》创办稍早外，后面四种几乎接踵而至，此亦见一时之风气。在创办时间上位居中间的三种甚至并存过一段时间，所以互相间有提携之情。《译林》创刊号就登载代售《译书彚编》的信息，第二期《译林》发行时《励学译编》已经发刊，所以第二期广告就声明，该编行所有《译书彚编》与《励学译编》寄售，这个广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因为上述这些专门的翻译杂志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如《译书公会报》有中华书局影印本，《译书彚编》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游学译编》有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唯《译林》与《励学译编》迟迟未曾重印，这大约与原本的难觅有关，而即使已经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尚待补齐。如台湾学生书局所影印《译书彚编》，不过只有第一、二、七、八这4期而已。阿英自藏则有24本，足见亦应重印行世。
近代去今不远，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当年撰写《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译林》条目者只看到十期，近来的研究者遍觅诸图书馆，所见略增，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好在《译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加之该期刊与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关系有密切关系，故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以应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林纾、《译林》与林孝恂一家
阿英已经注意到，林纾的《〈译林〉叙》为《畏庐文集》所未收，可见林纾与《译林》的关系以及《译林》本身的详情长期为学者所不知。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林纾研究资料》一书就只字不及《译林》杂志。前几年出版的《林纾年谱长编》则对于《译林》的创刊经过有所考述，但在参考文献中亦未列入《译林》，想来写作《长编》当时亦未得见《译林》原件。林纾本人不识外文，所以他在《译林》只担负所谓“监译”的责任，不过推测他应该也对学生的译文起了润饰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学生们从事此项工作，因他本人一直对翻译工作极感兴趣，也已经以翻译《茶花女遗事》而得大名，有资望担任监译的重任。
《译林》社的形成颇有些故事性，其中有一点可以拈出，即从监译到译者群与支持者不少是旅居浙江的福建人。除监译是侯官林纾外，《译林》第一期刊登的“译员经理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獬，侯官林志昭，闽县林长民，“赞成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志恂。侯官与闽县是福州府的两个附郭县，实际上这些人都是福州同乡。再往前回溯，林纾之所以来杭州，是与林獬（即着名报人林白水）一同接受杭州知府林启的办学邀请，而林启也是侯官人。林纾到杭州后，协助举办三所新学堂，即养正书塾、东城讲舍与蚕学馆，并在东城讲舍讲学前后三年。与此同时，林启与其属下兼同乡——海宁州知州林孝恂又请林纾与林獬在家塾中为他们的子弟讲学，这些子弟中有后来相当着名的林长民、肇民、尹民与觉民从兄弟四人（林长民为林孝恂之子，但为今人所熟知的身份则是林徽因之父）。
这个家塾分东西二斋，林纾课东斋，授古文辞赋；林獬主西斋，讲时务经世之学。这是在大变革洪流中官宦家庭的一种应对方式，希望子弟能够中西兼通，左右逢源。《译林》从第七期起由银洞桥移至万安桥小营巷口林氏家塾内，可见《译林》与林氏一家关系甚深。林长民为《译林》社的中坚，这从林纾《叙》提及《译林》社诸青年后生中，仅林长民一人具全名就可看出。林后来曾到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段祺瑞政府里任过司法总长。
杭州日文学堂及其翻译活动
《译林》的译者既多为杭州日文学堂的学生，而《译林》的另一名监译伊藤贤道则是这个学堂堂长。伊藤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的文学士，为日本东本愿寺所派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1月20日开设日文学堂于杭州忠清巷。该学堂的章程号称以学习日文为主，兼授欧文。课程有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期限是三到四年。日文课除日语外还有算学、格致、伦理、经济、政法与哲学等科目。开学时，学生约有60名，头三个月里习日文者22人，英文16人（后因学生增加，伊藤为便利远路学生，于4月1日在上城保安桥开设类似性质的“东亚学堂”）。林长民即于开学当年的下半年入学于日文学堂。1900年四月，日文学堂校舍移至银铜桥（银洞桥），此处即后来《译林》的初期的编印所（第三期起改称编行所）所在。当年六月义和团事件起，学校关门，伊藤等人避地上海。十一月学堂再开，集合四散之学生，同时筹划创办《译林》杂志，并在《清议报》第69册上刊登林纾的《〈译林〉叙》以及六点《简明章程》。一个多月后，即壬寅年（1901）正月正式发刊（关于杭州日文学堂的成立过程可参考刘建云《清末中国における东本愿寺の东文学堂》，载《冈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纪要第10号（2000.11）；感谢泷野邦雄先生提供此材料）。
其实在义和团事件以前，伊藤已经向东本愿寺开教本部申请开设附属译书局，然因此项开支在预算外而未成。后来因有热心的学生支持，决定由学堂自力发行，译员则由学生担当。起初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门所藏木活字印刷，后因效果不佳，遂托商务印书馆代印（但第十三期已经不是商务代印，而是编译印书局印。或许因为脱期太久，商务已无法代印？）。由于主要译员林长民留学日本，《译林》于
1902年上半年停刊。两年后，东本愿寺中止补助金。又过两年伊藤以妨害地方安宁，受到中国当局议而被驱逐（《申报》1906年8月17日记载了此事），杭州日文学堂也随之结束。
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着作
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当用汉字”的限制，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尤其在190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以前，从未有人将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当做一回事，因此其时的日文读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加之世纪之交，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向日本，和文汉读法一度流行，所以翻译日文着述成为一时风尚。更有甚者，日本学者对翻译西方着述不遗余力，借着日文译本以阅读再译西方学者着作也是一个快捷方式。所以上述五种专门译刊，其实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译园地。《译林》的最初宗旨是西文东文并译，这在林纾序中已提及，但实际上除一篇外，均译自日文。《译林》创刊号因此在《办理章程》最后说：“本期因所购西籍未至，仅将东籍数种译印，同人意颇歉然，下期当再增益。”言下之意，下期起或有迻译西籍之可能。然概览全部十三期，译西籍者似只有一种，即《英主维多利亚大事记》，而且是编译，并非对译。看来一是西籍恐怕难得，经费也存在问题，译者亦有问题。东籍易得，译者亦多，译东语亦较西语为易。因此上述五种译刊，实际上以翻译日文为大宗，《译书彚编》与《游学译编》甚至创办于东京。
《译林》原定每月望日发行，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但结果未能，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启事，改为月终出刊。不过第十二期未标出版日期，第十三期延误更甚，仅标明是壬寅年第一号。与现存的原着相对照，计十三期所翻译之日文书是以下数种：笹川洁之《理财学》（原名《经济学》，博文馆1899），织田一之《国债论》（博文馆1890，1894），清浦奎吾之《明治法制史》（明法堂1899），鎌田荣吉之《欧美漫游记》（博文馆1898），六条隆吉与近藤千吉合着之《世界商业史》（博文馆1893），高桥橘树所编《日用制造品》（原名《日用品製造编》，博文馆1899），原着来源不明之《军国论》。书后括注为笔者所查得之该书出版社与出版年份。除一种外均为博文馆出版，或许其中存在某种原因。第一期开译涩江保《印度蚕食战史》后，因苏州的励学社称已将其全书译完，故仅译两叶即戛然而止。《日用制造品》则因为药名、物品名必须经科学厘定方有权威，亦无法续译。此外又辑译干河岸之《近世百杰传》及小宫山氏之《洋学大家传》，并益之以维新以后诸功臣传而成《日本近世名人事略》。其中自称译毕之书只《国债论》一书，编译性质的《日本近世名人事略》亦蒇事，第十三期所译之《日本监狱则》似亦为全帙。又《日本监狱则》的原书据查可能有两种原本，一为日文《大日本监狱则》，为福井洋编、吉冈洋助，1886年版；另一为英文《日本监狱则及施行细则》，大日本监狱学会1899年版。推测所译母本应为前者。所有这些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却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着作，是译者想要用来开民智与开官智的新知。在诸书之外，《译林》并注意翻译、辑录与时事相关的重要表格，如《旅居支那之各国人数表》《日本现今岁计表》之类。可注意的是，在翻译这些书籍及表格时，还加进译者的一些评议，表明译者之观点。如译者在列出上述《人数表》后，便分析在庚子国变前，外人入居中国仅俄日两国有明显增加，遂追问他们到底想干嘛？说明译者对国事之关心。相信对《译林》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
以鎌田荣吉《欧美漫游记》为例看译事之难
《译林》所译诸书去今尚不过远，基本上都能找到原着对读。舍下正好入藏有鎌田荣吉《欧美漫游记》一书，暂以此为说，虽然此书在《译林》里应归属《简明章程》中所说的“外篇”，只是起点缀作用，以平衡其他学术性的高头讲章，但今天读来，仍有其时代标志的意义。
鎌田荣吉是日本贵族，曾任贵族院议员、众议院议员、文部大臣，第四任庆应义塾（今着名之私立庆应义塾大学）塾长，帝国教育会长等要职。他于1896年三月从横滨出发，经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一路往西，入地中海，由马赛登陆游法国、摩纳哥，掠影西、葡，遍游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波兰土耳其希腊埃及意大利瑞士，而后横渡大西洋，游历美国东西部，由加拿大温哥华横渡太平洋回日本，历时一年九个月。尽管日本开国以后，游历西洋的人渐多，这样的长途并长时间的考察旅行，在当时并不多见，在今日亦超过所谓深度游了。于是鎌田回国后写了一本《欧美漫游杂记》，于1899年六月出版（鎌田即在此年担任庆应义塾塾长），一个月后即再版，显见颇受欢迎。《译林》从第一期即开始翻译此书，离该书出版仅一年有余，算是很新潮很及时的译作。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起了相当的影响，对开阔日本人的眼界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由于叙述生动可读性强，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还有人将其译为日本现代语版发行。
《欧美漫游杂记》在《译林》中并未放在重要的位置，多置于各期的最后一篇。译者群最关注的显然是理财学（即今之经济学）、法制史之类的大题目，但大概因为该书文字生动，又可开阔国人眼界，故亦予以迻译。这符合刊于《清议报》的《译林简明章程》的第一条：“……区为二编：曰内篇，凡学问政治之书皆隶之。曰外篇，杂志小说之书皆隶之。”《欧美漫游杂记》正是杂志（这里的“杂志”是杂志笔记一类的杂志，非今日杂志期刊之杂志）一类书，所以算是外篇，放在内篇之后，亦是当然。此书之译文相当流畅可读，而且也很忠实。当然，译者也不刻板字字句句照译。譬如“余所乘列车，为最急行之杜波拉车名，六时间至里昂，更七时间至巴黎之格忌斿诺尔停车场”一句，若对照原文，则知省去了“总共费时十三时间” 一小句。这样省译不但无妨原意，读起来反而更为顺当，这恐怕是经过了润饰的结果。当然这里的译语与今天有差异，“六时间”今天早已译成“六小时”，但当时“小时”一语在中国还不流行，就照日文抄用了。
然而翻译的确不是易事，就是与汉语貌似同文的日语，其实并不易译。譬如译文叙及巴黎“藟布尔宫殿（今译卢浮宫），今为美术馆，临赛恩河（今译塞纳河），接郦霍楞街，诚宏壮美丽之都城也。”读者不免要疑惑，如何在巴黎市当中还有一个“都城”？其实这里的“都城”原文是“廓”，是古代日本一种与中国城郭有异的建筑，如今天尚存的大阪城、熊本城的“城”，与中国的“都城”意思不同。但在当时，译者恐怕未到过日本，不知实情，只好这样曲译了。上面提及的日文现代语訳版也担心今天的日本人读不懂“一廓”的意思，索性改原文为“宏壮美丽な一画”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大准确的翻译：“越此为崐克尔笃旷地，中有白珠喷空，漰腾千丈者，则二喷水器也。又有身着缟服，翩然鹤立者，则共和女神，及阿尔沙司，琭乌廉之像也。”此句今之读者仍可猜出意思来，是在描写共和（音译为崐克尔笃）广场（当时“广场”尚不流行，故译作“旷地”）及其两座喷水池。但对于阿尔沙司与琭乌廉之像，读者肯定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译者自己恐怕也未必清楚。其实原文这里是说，在共和女神之外，又有身披阿尔沙司与琭乌廉（即阿尔萨斯与洛林）丧服的立像。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割占，这是法国的耻辱，所以建立此像以志国耻。但共和女神实际上并未“身着缟服”。猜想或者原译未误，是为了文字优美，经过润饰而偏离了原意。但整体而言，此书的译文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简明章程的第一点中，译者已经对此打了预防针：“华洋文字，体本不同。窃谓事译者得其真蹟实谊，则更易门面，窜削字句，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拟，反成冗晦。”对比现代一些几乎是编译的“翻译”，应该说本书的翻译是不差的。
在十三期《译林》中共有十期有此书译稿，短者两叶，长者六叶。凡是翻译出来的，都是原文照译，不加删节（只有其中一段用书信形式而不是实时游历的文字被省去），总共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以连载形式译书，除非报章杂志足够长命，读者足够耐心，否则效果一般不佳。在《译林简明章程》第一条中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唯所译诸书，或卷帙繁重，旦夕难成，而朋侪颇有急于先睹者，故随时彚印成册发行，藉饷同志。”但这一点是否践行还不大清楚。但不管如何，在当时，《译林》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由于官府的支持——掌管交通驿传事务的按察使通饬全省各州县订阅（《译林》第四期开头刊登有《置淛臬许廉访饬通省购阅译林札》），保证了其传播面，同时其内容也为追求新知的大小知识分子所欢迎。在历史上，《译林》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值得后人记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译林》全卷十三期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供学界研究之需；本文为影印版《译林》前言，刊出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