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孟令伟：九一八事变传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学良-孟令伟：九一八事变传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孟令伟：九一八事变传
孟令伟编撰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 满洲事变”、“ 柳条湖事件”）发生于中华民国二十年、日本昭和天皇（即裕仁天皇，“昭和”是裕仁天皇的年号，下同）六年（公元1931年）九月十八日，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蓄谋侵占我东北、分离我“满蒙”、进而占领全中国的“大陆政策”实施之重大步骤，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进一步采取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挟深远历史图谋、有明晰长远战略指向的军事事变，而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包括日本和奉系多年积累的矛盾、日本对张学良“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继父主政东北后迈出的重大政治步骤，行于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2月29日，是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当局宣布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并宣誓效忠国民政府，随之奉天城【今沈阳市】及全东北降下五色旗，挂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的极端不满、蒋介石北伐战争对日本在华利益的削弱、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沉重打击、英美忙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暇东顾、日本急于冲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束缚的愿望、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及忙于应付其他军阀挑战形成的机隙、“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交恶和暴露的东北军及国内政局的弱点、“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于“东北易帜”前当年的6月4日，是日晨“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从北京返奉的专车车厢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京奉与南满铁路交叉处被关东军少壮派河本大作等预先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后于当日死亡）后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掌权军人联合导演，天皇及日本政府在“大陆政策”同一目标下的被动应和等等，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九一八事变”又导致日本大规模武装占领东北，并成为日本侵华之关键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预演，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全面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揭开之序幕，在蓄意制造和全力利用这场事变中，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少壮派主导的日本关东军可谓做得无耻无畏而又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和东北军统率机关却显得如此愚钝、被动而无如之何，不管“不抵抗政策”是否只是出自张学良，但“不抵抗政策”迅速断送我东北大好河山因而为日寇提供了全面侵华之战略基地却是无可置疑的，从这点上说，“不抵抗政策”遗耻遗恨万年，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是以可耻大恨之心欲补当年不抵抗政策于万一，不然真成不折不扣民族之罪人，“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当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国民党之外的政治派系、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下并深受苏俄影响的中共、苏俄政府、国际联盟、在校学生及民间大众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说明当时中国内部及中国和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因立场和利益不同对事变有悖情理和民族大义的反应也并不鲜见，然民族危机下御侮图存的声音毕竟还是最强音，这个民族爱好和平，有时也表现得逆来顺受，但面对任何敌人最终都绝不会屈服，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气质，是这个民族得以几千年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而“九一八事变”留给这个民族的深刻教训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勇敢和自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大敌当前，内须统一精神，外需英勇却敌，即使有千万条理由，也不能搞“兄弟阋于墙”，令“亲者痛仇者快”，这些教训于个人、于党派、于军队、于国家、于中华民族都是需要永远牢记的！
先是在“皇姑屯事件”半年后，子承父业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再三反对，和南京国民政府联手完成“东北易帜”的历史壮举，中国由此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但此举对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界刺激颇大，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并加快了行动的步伐。而次年发生的东北当局和苏俄大规模冲突的“中东路事件”又深刻暴露了东北军指挥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弱点及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不能协力对外之政弊，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关东军 （轻视东北军和中国政府） 的气焰。又因“中东路事件”苏俄和中国交恶，使日本得以乘隙利用之。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巴黎和会”（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国际会议）和“华盛顿会议” （于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建立的标志国际新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潜藏了种种矛盾，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战胜国日本竟都亟待以武力方式摆脱这一体系的束缚。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而按“华盛顿会议”要求，日本必须大规模裁军，之后十年间日本裁减军费达百分之四十。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政客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秘密集会，于是“黑龙会”、“ 血盟团”、“ 国粹大众党”、“ 天剑党”、“ 樱会”等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活跃和发展起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等著名军人纷纷参与其间，积极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皇道主义”等，而时日本流行的“八纮一宇”说法，其含义就是要用军事手段将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军方人物的活动更是甚嚣尘上，“皇姑屯事件”后屈服于军界、受到天皇指责的田中义一首相及其内阁于昭和天皇四年（公元1929年）七月二日总辞职，之后在不足三年内又换了三任首相。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政府和军警界一方面加强对和平进步势力的镇压，从日本昭和天皇四年到昭和天皇六年（公元1931年），先后有两万多人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到起诉；另一方面加紧做战前准备，在京都、大阪、神户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发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构建战时经济体制，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多次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以此为掩护秘密到我东北多地做详细而周密的侦察活动，制定入侵东北的作战计划。而爆发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列强诸国，美、英等国特别是美国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政府为摆脱危机焦头烂额，无暇他顾。经济危机也使日本大受其害，包括日本在东北以“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负责南满铁路【从长春至旅大的铁路，由日本控制】沿线经营，简称“满铁”）为龙头的殖民经济也严重下滑，加上张学良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并行铁路，还开工修建葫芦岛港，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更加剧了“满铁”的经营危机。关东军多次提出抗议（关东军负责南满铁路沿线的警备，是“满铁”的实际控制者）而无果，急欲寻求新的摆脱危机的出路。从中国国内看，自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六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以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先从关税自主着手，美国首先响应，于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中国签订了《整理中美关税关系之条约》，其他各国相继随应，唯独日本拖延到次年五月才和中国勉强签了关税协定条约。另一方面，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树起了合法和统一的旗帜，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之间多次陷入混战。中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五月到十一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战”，双方激战近半年，投入兵力一百一十多万，伤亡三十余万，耗用军费五亿元，直到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才将战火平息。先是工农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后是蒋介石的清党和残酷镇压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共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了红色武装力量，并多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蒋介石为剿灭红军只好投入越来越多的军队。中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的四月和七月，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的蒋介石分别集中了二十万、三十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最终都被红军打破，红军的伤亡不详，国民党军被歼灭六万余人。诸如此类的南方内乱大量消耗和牵制了中国宝贵的有生军力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力， 而入关助蒋的奉军滞留不返，又削弱了东北的防务。是年七月还因长江中下游大雨连绵，汉口长江堤防溃堤，导致江淮水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八省二市，遭灾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并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损失达二十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 将全国财政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又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等渠道筹集六千余万元用于救灾，使国家赤字愈发增多，民间财力乏竭，政府财政雪上加霜，而湖北、安徽、江苏仍骚乱不已。是年五月，因不满蒋介石的专断和独裁，盘踞两广的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和失势的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派及“西山会议派”聚集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是年九月初，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粤桂两军北上入湘，和蒋介石的军队战于衡阳。至此，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都用在南方。所有这些因素就促进了“九一八事变”的到来。先是是年一月，“满铁”前副总裁松冈洋右宣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而“满铁”总裁内田多次发密电给日本外务省，报告日本关东军在铁路沿线的驻军情况。是年三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陆军步兵学校作了《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演讲，板垣在演讲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是年四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内务省、拓务省秘密提供的情况，制定了《一九三一年形势判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先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再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占领“满蒙”。是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将驻辽阳的关东军第十六师团调回日本，另把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适宜东北作战的第二师团调来。也是是年四月，中国人郝永德成立了未经政府批准的长农稻田公司，并以此骗取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即今德惠市万宝镇）附近十二户农民的土地，违法转租给李升薰等一百八十八名朝鲜人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长达二十里的水渠，截流筑坝。该工程损害了当地五十三户农民熟地四十馀垧，并引发二百余中方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第一千二百七十三号《指令》为此批示：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朝鲜人随即准备撤走。但时为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却派日本警察到现场“保护朝鲜人”（ 日本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个中内因，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概括：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日方则不断以此进行殖民渗透），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七月五日前完成筑渠。七月一日，中方农民四百余人联合平沟拆坝。七月二日，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方农民数人（一说数十人）。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七月五日完成。同时，日本煽惑《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称二百多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后又说被杀的朝鲜人数增加到八百多，日本也大造舆论，致电朝鲜各报称中国当局驱逐朝鲜人，万宝山中国农民屠杀朝鲜人等，遂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先是朝鲜仁川、继之平壤朝鲜人手持棍棒、刀斧、石块等袭击华侨，打砸抢烧杀，随后釜山、元山、新义州等地也出现针对华侨的打砸抢烧杀。朝鲜华侨共计被杀一百四十二人，伤五百四十六人，失踪九十一人，财产损失无数。七月十四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谢罪声明书》，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
并指出是受日本领事馆愚弄。但排华屠戮事件已铸成。日本阴谋败露，便派出警察署朝鲜族巡捕吉林朴昌厦暗杀金利三灭口。此为“万宝山事件”及相连事件。“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东北当局负责人张学良：“发生全国性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晚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学良复电表示：“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中、日政府为“万宝山事件”及其余波进行了十二次交涉，但当地农民权益并未得到补偿。是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内称：“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四者互为因果。”“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此书中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万宝山事件”尚在发展之际，期间又发生“中村事件”：是年六月上旬，日本关东军特务中村震太郎（一说中村震太郎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间谍）和曹井杉延太郎等四人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索伦一带的军事禁区进行侦察活动。六月二十五日清晨，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士兵发现，连长宁文龙下令扣留中村震太郎等四人，并将其押到三团团部，紧急报告正在外面搞军训的团长关玉衡。关玉衡火速赶回，仔细检查了从四人身上缴获的东西：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还有日文、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各一张，三本表册等。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实地侦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一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而第三本表册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及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随同的第三团少校团副董昆吾对关玉衡团长说：“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经过秘密审讯后，中村震太郎、曹井杉延太郎供认了间谍情事。物证和口供确凿无疑。关玉衡团长考虑到问题棘手，如走漏风声，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必会将人要走。遂连夜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对这四人的处理问题，少校团副董昆吾建议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与会军官都赞成，一致决议。关玉衡于是下达了处死命令，在六月二十七日零点三十分对中村震太郎等四人秘密执行了死刑。事毕关玉衡通过兴安屯垦区公署报告了正在北平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当局负责人张学良，张学良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先是在审讯中村震太郎等人时，中村震太郎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恰巧被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捡到并据为己有。后李德保到洮南府嫖娼，因嫖资不够，就将手表押在大兴当铺。但此讯被时任日本驻“满洲”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获知，便命人诱捕李德保，夺得中村震太郎的 “三道梁”手表。这便成为可以利用的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于是日方一方面威逼中方交出关玉衡（事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接到奉天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对外公开宣称已将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另一方面发表声明，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震太郎等，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此即“中村事件”之始末。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为“中村事件”致电日本陆军省次官，说明中村等人如何被杀以及与张学良交涉的情况，并提及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张学良已密令东北各报社和通讯社禁止报道“中村事件”。先是是年六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的主持下，由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陆军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内称：倘若满洲的排日活动再发展下去，也许要采取军事行动。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的排日活动，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之际，能得到国内外舆论的谅解。采取军事行动所需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密电上报，以一年为期，即到一九三二年春采取军事行动。分三个阶段解决 “满洲问题”。并于是年七月将此文件传达关东军司令部。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便利用事件在国内外造成舆论，积极策划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是年七月六日，在北平的张学良电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是年 八月四日，日本陆军省大臣南次郎对“满洲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日本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大约在这前后，日本军部重大人事调整完毕：暗中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年八月一日，“中国通”本庄繁中将担任关东军司令 官。本庄繁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特别是东北情况十分熟悉。在赴任之前，本庄繁秘密上书日本陆相（即日本陆军省大臣）南次郎，内言：首先占领满蒙，进而使支那四百州在我掌握，全亚统一，欧洲征服均能实现。是年九月初， 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及其他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密谋采取军事行动。土肥原贤二也参与其中，并认为行动越快越好。板垣征四郎为人矮小，脑袋很大，学识不多，但胆量过人，行事果断。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来到中国后逐渐成为一个“中国通”。从小就誓言要“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板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和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是同学。他参加过日俄战争，表现勇猛，受重伤后仍不下火线。板垣在思想上深受曾被誉为日本陆军“军神”、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影响，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日本军官。石原莞尔从小博览群书，喜读历史、哲学及人物传记，尤其喜欢读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学习成绩很好，但身体较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毕业。他擅长军事理论，年轻时即形成侵略中国大陆的想法。板垣征四郎被称为日本军中之胆，而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军中之智，两人相得益彰。土肥原贤二是武士后裔，更是个“中国通”，擅长情报搜集和特务工作，曾帮助河本大作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伙同石原莞尔三次（一说4次）组织关东军“参谋旅行”。实是以 “参谋旅行”的名义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作战计划。内中确定了 “以寡制众”的策略，即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攻占奉天（今沈阳，下同），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进而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该计划得到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军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支援两门二十四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位于今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附近）和奉天东飞行场（现名东塔机场）。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秘密准备工作之讯传到东京日本内阁，内阁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便向陆军参谋本部施压。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是年九月六日，张学良又致电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也积极采取外交措施平息东北危机。时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从是年九月七日开始，上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对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辽阳、大石桥、长春、奉天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检查关东军的“应变准备工作。”期间还多次组织军事演习。是年九月十四日---十七日，关东军在奉天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军事演习，并在奉天城街头张贴布告，声称：“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期间“满铁”总裁内田多次发密电将关东军的行动包括对关东军走向的预测报告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满铁”公司职员还组织装运货物的演练。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九月十五日也电告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乃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抗议，声言“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日本 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陆军大臣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于是南次郎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少将到东北（一说由土肥原贤二建议），传达东京旨意，制止关东军的鲁莽行动。但派建川美次郎赴东北的消息却被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得知，桥本欣五郎便接连给板垣征四郎发三封密电，催他赶快行动。于是板垣征四郎立即与石原莞尔商定，提前发起行动。是年（中华民国二十年、日本昭和天皇六年、公元1931年）九月十八日，一切显得都很平静。是日上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陪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辽阳检阅几个月前从日本特意调来的关东军第二师团实弹军事演习，本庄繁在检阅时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当万一事端发生时，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是日下午，板垣奉命到奉天迎接从东京到来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少将，本庄繁司令官则乘车返旅顺关东军司令部。随后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郎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还找来艺妓陪伴这位旅途疲累的将军。安排妥当后，板垣就借口有事告辞了，而建川美次郎也没有向板垣征四郎谈此行之目的。两人心照不宣地分手。按照板垣征四郎等制定的预定计划，是日傍晚，关东军驻奉天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离开原驻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是日夜二十二时，本庄繁司令官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二十二时二十分，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七点五公里、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八百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在爆炸的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守备队南下，开始袭击东北军奉天驻地北大营，北大营顿时枪炮声大作。接到发动袭击初步得手消息的板垣征四郎，一面将此消息转告给留守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一面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守备队占领北大营，并命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第二十九团向奉天城发起攻击。 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次事变也称“柳条湖事件”，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是夜二十二时三十分，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从东北军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遭到日军袭击并不准备抵抗， 森岛守人乃于二十二时四十五分驰赴板垣征四郎处， 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劝说，奉天特务机关副长花谷正少佐在旁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出返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通过电话劝说板垣征四郎停火，板垣依然拒绝。而奉命前来“阻止” 关东军“鲁莽行动”的建川美次郎少将时被卫兵守护在旅馆的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是夜二十三时四十六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报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了铁路，袭击日军铁路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而事变爆发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八千名守军被只有三百名左右的日军守备队击溃。十九日零时二十八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花谷正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室会合后，紧急商讨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发起武力进攻的“绝好机会”。石原莞尔主张应立即向关东军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本庄繁司令官先有所犹豫，在接到土肥原贤二请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紧急电报后，又在石原莞尔的催促下，本庄繁才最后下定决心，连夜命令关东军主力 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是日八时（事变后第二天），日军便将奉天全城占领，奉天东北军撤向锦州。后来一首流行于东北的民间小调这样诉说“九一八事变”：“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是日，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是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来的密电，其大意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因为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关东军决定派出主力向奉天附近集中，准备惩罚。是日，日本若槻礼次郎首相召开内阁紧急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会后日本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的“不扩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实际上等于纵 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是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然而关东军无视日本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至是日十时，日军已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十八座城镇。“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尚不明了情况，遂于当晚七时至九时之间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以前有关历史书中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电报给张学良，要其对日军进攻不做抵抗，张学良据此下“不抵抗”命令。最著名的是张学良的部下、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的“铣电”说即所谓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电文：“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但此电文系洪钫多年后的回忆而成，找不到档案出处。还有张学良的另外多个部下也持类似之议，但都系个人回忆，找不到出处证明，因此近年两岸史学界专家对此倾向于否定。另有某历史书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原引文没有发电的具体时间，也没有出处。现录以备考） 。九月十九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是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中国驻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是日，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长沙、西安等十多个城市的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日货调查团、抗日演讲队；发表通电宣言，声讨日寇侵华罪行，呼吁同胞奋起反抗，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抗日。九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由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博古负总责）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认为 “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宣言谴责了日军侵略，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主张“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是日，《申报》报道：《日军大举侵略东省》。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由“国联”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是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是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次日（即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先是九月二十日，长春陷落（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后）。九月二十一日，日本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是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是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是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 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是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是日，何应钦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是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是日，中国政府就此事变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九一八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是日，上海二十五万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物资。二十三家日本纱厂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各界民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其中一百多个工会的数万名工人参加了集会。九月二十七日，《申报》发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东北后之津讯》、《长春失陷经过》、《大举攻占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救国方策》、《接收东北大学》等文章。九月二十八日，各地赴南京请愿的学生痛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九月三十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是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宣言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宣布“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申报》发表《提倡国货会今日大会》、《抗日救国运动昨闻》、《沈阳惨变目击谈》、《师生仓皇到平》、《林宗素告女同胞书》、《长春等处日军渐撤》等文章。十月三日，蒋介石从全国备战计划出发，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十月六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 “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时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日记佐证：“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邵元冲日记还记载他对张学良不抵抗主义的抨击：“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十月八日，关东军轰炸锦州。先是日本忌惮苏俄的实力，不敢贸然冒犯苏俄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日本参谋总长两次电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得进攻长春以北哈尔滨等地区。但日本经过试探之后，知悉苏俄对其入侵中国东北持中立态度，于是关东军组织力量向长春以北进犯。十一月四日，日军进攻黑龙江省府龙江城（今齐齐哈尔市，下同）南面的嫩江铁桥，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组织抵抗，经过多日苦战，重挫日军。十一月七日，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危机，对国民党统治区不断发起进攻。蒋介石调军剿共。鄂豫皖苏区红军于十一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余人。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致电马占山：“此次日本借口修理江桥，忽复进寇黑省，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执事等为党国洒耻（雪耻），为民族争存，振臂一呼，全华轰动，人心未死，公理难泯，莽莽前途，誓共努力。临风雪涕，不尽欲言。蒋中正。”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蒋介石命张学良驰援马占山，时张学良的东北军集中于锦州，但未派军驰援，马占山终因孤军作战不敌败退。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
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十一月十九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府龙江城。是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她（指苏俄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她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时日军进逼锦州，张学良派人与日方代表谈判，欲安排东北军撤出，使“锦州中立化”（一说十一月末，国民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国际共管）。 “锦州中立”的计划遭到国民党内外不少人的反对。十二月五日，宋子文等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十二月八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先是国民党之外的政治派系纷纷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要求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抵抗日本。是年十二月由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等六十余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认为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标榜党治”，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而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受红军的影响，不愿剿共，要求抗日，遂在赵博生（时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共产党员）、董振堂等的率领下于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队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乘机又和蒋介石相对抗，要求解除蒋介石的兵权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等职务，国民党内外矛盾和争纷加剧，蒋介石处境艰难。十二月十一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十二月十二日，犬养毅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后犬养毅内阁作出 “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的决定。标志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走向一致（尽管如此，是年犬养毅在日本的“五一五事件”中还是被日本军人暗杀）。十二月十五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宣布下野。十二月十七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三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继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三十日，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张学良终未执行。是年十二月底，中央苏区红军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一月二日，东北军按张学良之令撤出锦州，撤向关内。留在东北的部分东北军后加入抗日义勇军。一月三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一月七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是年一月，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动商（城）潢（川）战役，又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是年一月二十五日，难以应付复杂困难局面的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是日夜，日军向上海市闸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一二八事变”爆发。蒋光鼐、蔡廷锴率驻守淞沪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抗敌。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同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是年三月六日又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即“蒋委员长”的来由）。同日在蒋介石提议下国民政府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且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一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对日绝不屈服。是年一月底，日军进攻哈尔滨，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组织了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后，自卫军败撤宾县，后汇入东北抗日义勇军之潮。是年二月一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空军参加“淞沪抗战”。二月四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二月五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自此，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全境。二月八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命令将第八十八、八十七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编为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归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淞沪抗战”。是年二月，江西中央红军按照临时中央之命发动 “赣州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进攻国民党军控制的赣州城，时正值“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抗战酣战之时（“赣州战役”进行时间为是年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月28日至3月3日）。先是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俄进行接触，苏俄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但日本（对签订条约）反应消极。“淞沪抗战”坚持一个多月，取得重要战果，日军伤亡一万余人，三易主帅。十九路军在后援不济的情况下撤出上海。是年五月五日，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年六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发动“赣州战役”干扰正面战场抗战（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第十八军驻扎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安福等地，蒋介石先命令陈诚第十八军等部队增援上海抗战，但红军发起“赣州战役”后， 陈诚等部队被牵制在赣州，使在上海与日军激战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未能及时得到援助）等为由，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六月三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时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后遂有对各红色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和红军被迫长征。是年十月，“国联”公布了对东北问题的调查报告书，提出对东北进行国际共管，要求日方从东北占领地撤军，日本拒不接受，随后又退出“国联”。当“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部队仅有不足三万人，张学良东北驻军有十六万多人（不包括调往关内的部队），还有四万多非正规军，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内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全东北。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又策划在东北成立独立国家或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将东北作为全面侵华的基地。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石原莞尔后在关东军参谋次长的位置上和东条英机发生矛盾，被后者监视，在板垣征四郎死后次年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三年（公元1991年）五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又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如下：“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张学良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最后强调：“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1、《中国革命史》，215---221页、240—251页、259---261页、268---277页，张庆瑰、刘金祥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
2、《战争狂人东条英机》，15---22页，解力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3、《漫漫归乡路》，31页，张闾实著，哈尔滨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4、《侵华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陈青，2017年第7期《炎黄春秋》
5、百度百科词条：《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满洲国》、《一二八事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赣州战役》
6、《军演麻痹 寻找借口 发动战争 对外欺骗 万封密电还原日本发动“九一八”脚本》、《日本为侵略战争寻找多个借口》，记者王岩頔，2017年9月11日《辽宁日报》
2017年9月9日初稿，2017年9月15日定稿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2764.html
以上是关于张学良-孟令伟：九一八事变传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