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张广智: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缅怀齐世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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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广智: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缅怀齐世荣先生


12月3日,清晨,北方冷空气南下袭申城,气候显得特别寒冷,随之而来的还有噩耗:我国当代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学科的泰斗齐世荣先生于六时十五分病逝。我泫然欲泣,惊悼莫名。在先生生前长期工作过的首都师范大学,学子们更是陷入哀痛中:“昔日看见您,莫名的崇拜;如今想念您,莫名的伤心!”这也正是我这个晚辈学人此刻的心情。
去年秋上,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迅即在网上广传,又被颇具影响的《新华文摘》转载,使我一时“曝得大名”,远胜于我的那些“学术论文”。当然,拙文得到了“四老”——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金冲及四位先生的首肯,令我窃喜不已。
自从写了这篇文章后,我对“四老”自然会有别样的关注与牵念。今年11月20日,我与几位学生一起去京城,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临行前两天,同城华师大王斯德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齐老病重住院。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子们,但他们总觉得我一路上神情有点不安。21日开会,会议的主题报告还是安排家和先生领衔,我接续。只见刘老报告时中气十足,且思路敏捷,宏论旨远,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茶歇,清华同仁说何老安康,令我放心;首师大同仁说齐老病重,不让探望,比王先生说得还严重,令我揪心。次日下午,我和我的弟子们一行八人,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去毛家湾,相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拜访金冲及先生。金老早就在等候着,他带我们参观院宅,纵论古今,笑谈中外,话锋甚健,好似一位年轻人,令我舒心。想着我们的前辈,耄耋之年,仍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不由想起了顾亭林的“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甚佩。稍顷,金老说到齐老时,深情地对众人道,他是我平生数得着的挚友啊!
金老的话,让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五十多年前,当时我正在复旦历史系念书,自然是无缘与齐先生相识的。但由于个人的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缘故,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知道了“齐世荣”的大名,因为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读后我不仅为斯氏的“新说”所吸引,同时也被这个中译本所折服。后来该书坊间曾流传多个中译本,但我认为齐世荣领衔主译的这个本子,当为中译之“善本”。前几年我编的《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斯宾格勒入选,于是我便选了这个译本的“导言”部分,通过花开花落、日出黄昏的自然景观的透视,让读者感悟到斯氏对西方文明的忧虑与悲怆——这既是思想的美,更是散文的美,题名取自首句,曰“在黄昏的时候……”
在中国新时期,齐老双栖于学政两界,十分忙碌。在全国性的世界史学术会议上,我多次见到过他,虽然直接请教的机会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很深,尤其到了新世纪。2000年4月,由中国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型学术讨论会,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我也忝列与会。会上的一则“花絮”总是让我难以忘却:会议开幕式后,休息时,有与会者说“齐先生正在到处找你呢”,我即刻找到了齐老,他问我:你的老师耿淡如先生和周谷城先生,哪个年长啊?我说:他们两位同庚,均生于1898年,但耿先生生于3月,周先生生于9月,曾听周氏生前打趣,称耿老为哥。齐老听后,乐了。接下来,齐先生作大会主题报告,说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第一代元老级的名单,按序列为耿淡如、周谷城……前辈大家的一丝不苟与严谨求真,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一课。先生对学界的情况了然于胸,还对我这个耿淡如先生的“关门弟子”,给予了那么多的关注,令我终生难以忘怀。自此,又拉近了我与齐老的距离。
距这次会议两年后,齐老的代表作《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问世,文集收录了先生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西方史学史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阐释中见真知,在求索中显灼见,堪称佳作,值得人们含英咀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赠书,书中还附有他给我的一封信:
广智同志:
寄上拙着一册,请指正。其中评《西方的没落》一文,与您的研究有关,尤希指教。此书世人多未看内容,仅凭书名即云Spengler认为西方已经没落,而未深究Spengler其实并不甘心于西方的没落,而是主张西方的复兴、重振。此人西方中心论(更是德意志中心论)思想极为严重,决非主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分上下者(表面上也有类似言论)。
我国治西方史学史者日益减少,而您坚守此岗位,作出卓越成绩,尤可钦佩。
去岁赴沪,多蒙盛情款待,甚感。今后有暇来沪,当再赴贵校请教。专此即颂
文祺
齐世荣
2003年2月23日
由于数度搬家,我在纸质文本盛行时的书信,大多遗失了,此番惊闻齐老驾鹤西行,特意找出《齐世荣史学文集》重读,竟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如今,抚简怀人,先生之音容笑貌,恍若眼前;先生之教诲,犹在耳旁。大函中对斯宾格勒的评价,切中肯綮;先生对晚辈的厚爱,对我个人学术上的赞誉,对我来说真是羞愧难言,也是无形的鞭策与鼓励。此时我主着的《西方史学史》已在坊间流传,而六卷本的《西方史学通史》亦正在醖酿之中,此后积八年之辛劳,我主编的这部书终于问世,以不辜负齐老和前辈们的厚望。
我与齐老的交往,由疏至密,越到他的晚年,越是密切,当然除了我到北京开会去探访外,更多地是通过电话。齐老笑称: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我们也开通“京沪热线”吧。我怕打扰他老人家,所以电话多是老先生打给我的,在他筹划召开某个学术会议时,在他晚年写作《史料五讲》时,在他闲适与我聊天时……齐老的《史料五讲》出版后不久,一天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还要再写一本书。”
“您不是对我说好,《史料五讲》写完后就搁笔了吗?”我说。
“那个话不算数!”电话那头传来一字一句的京腔,我则无言。
“再写一本书。”先生好像要作出某种承诺,对他的学术事业,对他的璀璨人生,对他的……然而12月3日的清晨已过,先贤谢世,他老人家再写一本书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凭窗遥望北国,能不怆然?翻开案头的《西方的没落》,随手浏览,一行文字跳过了我的眼帘:
“初生的绿芽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蓓蕾的饱满,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和瓜熟蒂落的全部有力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
齐老在当年翻译的这段文字,竟成了他老人家璀璨人生的生动写照,也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有道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