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何兆武先生谈青年学生如何读书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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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兆武先生谈青年学生如何读书求学


狭窄的楼道,陈旧的水泥地板,老式的三居室,不足十平方米且被军用折叠床和书桌挤满的书房——这个房间堪称“陋室”。只有堆积在书房各个角落、不同领域的书籍,才隐隐暗示了主人的身份——着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他就是何兆武先生。
何先生居住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已经快三十年了。几年前,清华大学曾想为他换一套大点的居室,结果先生拒绝了,因为书太多,搬动起来太麻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进入何先生温暖朝阳的小居室,几张椅子,一壶清茶,满墙书籍,恭听何先生畅谈他对读书、对学术、对人生的感悟。
自由发掘潜力
“自由”这两个字是交谈中何先生提到最多的字眼。每当提起年轻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他的脸上就会挂满微笑,陷入对那些老师、同学,以及那段充满着自由氛围的时光的回忆之中。“那时的特点是自由度大,学生有充分的自由。”这是何先生对他年轻岁月的总结。
“自由”在何先生身上最直接的体现是,他在大学期间连换了四次专业。从工程到历史,又到哲学,在一年后又改学外文。这种转系的自由,让何先生对多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了了解,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何先生渊博的学识、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今年获得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都应该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有关。
当时,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何先生说,他对西南联大时期两位老师的课印象深刻,一位是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一位是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先生。前者教授政治思想史,后者在课堂上讲述二战中的科学应用。虽然何先生并不是这两个系的学生,但出于兴趣,他把两位老先生的课都听了个遍。“是张奚若老师两门政治思想史的课启发了我对思想史的兴趣和重视。”六十年后,何先生在《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篇文章里充满感情地写道。
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哪怕是专业课,学生也可以不去上。何先生说,他有很多同学,都是选了课,然后到外面去做个兼差,或是做点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到了考试才去借同学的笔记看看,临时抱佛脚,也“有个学分可以毕业”。就连他自己,也常常逃掉专业课去看书,“到了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去应付考试,老师也给你及格”。何先生每次谈到这种经历,都会笑得尤为开心。空余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被荒废,而是被何先生用来更好地提升自己。
这种“自由”,充分发挥了个人的兴趣,发掘出个人的潜力。何先生认为,要培养出人才,“不一定要采取严格的形式”。
兴趣指引方向
谈到自由这一问题,何先生同时也指出,自由太多了,“也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定来自外界的压力,“有的人,你不管他,他就什么也不干了”。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担忧的,人们不再自愿读书,而沉溺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中”。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何先生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有兴趣。“有兴趣你一下就学进去了。”这是何先生的切身体会。他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但是“根本就不想学,也不听”。结果到了初中一年级,“26个字母我都不认得”。真正引起何先生学习语言兴趣的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一部《翠堤春晓》。何先生极为喜欢里面的插曲《蓝色多瑙河》。“我们就跟着唱,一唱就唱会了。你唱了以后不就把词都背下来了吗?那就学得特别快。学了五年英文连字母我都不认得。看了一年电影,好多歌我都会唱了。”从歌曲入手,他对电影整体的把握也逐渐加深。
靠着这种兴趣,何先生学会了英语。同样,靠着对小说的兴趣,他也很快地学会了德文和法文。“没有真正地去学,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找点小说,找容易看的拿来看,小说本身吸引人,所以学得快。”当人们面对何先生翻译的《历史的观念》、《历史哲学导论》等几十本哲学、史学着作,为何先生翻译作品质量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而惊叹时,何先生总会笑着讲述他的经验——“凭着自己的兴趣是最有效率的。”
何先生对教书育人提出了建议,即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培养兴趣还是重要的,不能强迫。如果老师很严厉地强迫学生,那他就吸收不了,要让他觉得好吃才行。”
同样,针对“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充分挖掘潜力”的问题,何先生也语重心长地指明了道路:“你最好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再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有成绩。不过兴趣是重要的,一定要在某个方向有自己的兴趣,那样效率就高。”
基础铺就道路
与何先生的谈话时间有些长了,他的嗓子已微微沙哑。但他仍旧不停地、笑呵呵地讲着,正如他在无数个课堂上所做的一样,想要把自己一生所学所知都交付给后辈。
谈及青年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形式,何先生认为,年轻人应该打好基础,才能坦然面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学期间,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岗位还不能确定,可是,你要把基础打好,基础打好了总会有用。所以,做学生的时候是打基础的时候,无论将来做什么,你的基础好,就会提供有利的帮助,基础不好,就会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