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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泠一：他对祖国的依恋与生俱来——忆张仲礼先生

2015年9月19日傍晚，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先生平静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95岁。他的人生很完整、无遗憾。怎样的人生是“很完整、无遗憾”的呢？作为张老的学术秘书，笔者曾经请教过他的人生观；他的答案是“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鼓与呼”。如此家国情怀，和早年的磨砺密切相关。
张仲礼早年，和很多后来成为新中国栋梁之材的青年才俊，都求学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地址是苏州河边上的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后侧。租界时代的上海西式教育，虽然赋予了张仲礼最初的国际交往能力，但他内心还是渴望“没有治外法权压迫的民族尊严”，也参加过针对“辱华言论”的抗议行动。而在圣约翰求学期间，更刻骨铭心的事情就是在苏州河边目睹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壮举。谢晋元遇难后，张仲礼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市民悼念活动。
上海还是沦陷了。之后，张仲礼过了一段“亡国奴般的漫长日子”。好多年以后，笔者写他的传记；他不愿意多谈沦陷后的上海，只是强调“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祖国”！抗战胜利之后，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银行差事。但目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战乱和难民，报国无门的张仲礼选择了留洋。
上个世纪50年代，是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除了官方的学术拨款外，制造业鼎盛时期的各大财团纷纷设立基金会用以学术资助。本来张仲礼夫妇在美国的生活很安定，也有了两个男孩；不仅有房有车（产权房和当时最新款的福特），而且已经获得了洛克菲洛财团的大额学术资助。但那个时代，几乎一无所有、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却对海外游子更有吸引力。他的回归，没有钱学森那样惊心动魄，但同样充满阻力。事实上，张仲礼1956年和家庭通信时就表达了报效祖国的热情，但1958年才成行。一直到上飞机前，美国移民当局还把张仲礼夫妇分开询问意愿，只要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不会放行。但这对意志异常坚定的爱国者夫妇最终冲破了重重障碍。不过，张仲礼11年在美期间的人文学术资料、甚至是读书心得卡片，都不得带回。贤惠的夫人郭瑞芳支持他的一切报国心愿，而当时一起回归的两个男孩的名字就分别叫张国亮和张国强。
1958年，张仲礼携全家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祖国。此时，圣约翰大学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已经被取缔，原校址上新落成的学术单位就是诞生于1958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也是全国首家社会科学院，从此，张仲礼先生就一直是属于这个单位的员工。那时他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但心里亮堂堂的。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格局面临着重大调整。张仲礼是当时比较罕见的“美国通”，档案显示他翻译了《基辛格传》和一大批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参考资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加入渴望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劳模。而改革开放的人民伟业，充分唤醒了他的热情、智慧和组织能力。不久，他被委以上海社科院领导职务的重任，开启了智库服务决策的工程。
张老生前曾多次和笔者谈起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感叹知遇之情。如1984年2月，还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张仲礼，随团长汪道涵一起出访巴基斯坦；团员还有谈家桢（市人大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买哈木提（市人大代表、市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李嘉康（市机电一局局长）和陈定平（翻译）。此后，张仲礼多次接受和参与来自汪道涵方面的研究、咨询任务，如上海发展战略、世博会可行性、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生态环境保护，等等。今年正好是汪道涵先生诞辰百年，而张仲礼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我认识的汪道涵》；文中他深情地回忆了31年前一起出访巴基斯坦以及共同研究上海的往事。
1987年，张仲礼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中美智库交往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上海社科院走在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前列。他参与接待过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总统克林顿等国际社会要员；也去海外出席学术会议并看望过留学他乡的新一代学子。当时，按他的行政级别，出国是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的。但据他的外事秘书李轶海回忆，老院长那时虽然已经70高龄了，却从未坐过头等舱，而是和年轻人一样坐十多个小时的经济舱。问他为什么，因为要节省！一张飞美国的头等舱票价，当年相当于三张经济舱；他要省出外汇给年轻人“派用场”。
而逢年过节，张仲礼院长都会亲自写信问候相关的海外学子，自然让人备感温暖。如今的市政府参事、经济学家左学金研究员，就多次和笔者谈起当年的感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的左学金也毅然选择回国报效。那个时候，电脑在上海学术界还是稀罕物。左学金则用节省下来的外汇，购买了工作电脑直接捐给新成立的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度在单位里传为佳话。
张仲礼先生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倒不是主要因为他的着作，而是他的议案总是在关切民生和发展。6年前的4月，上海解放60周年前夕的上海展览馆人潮涌动。每天两万人次的各年龄段观众，都在兴致勃勃地观赏一个主题为“60年、60人”的功勋展览。笔者也陪同他观摩了这个展览，那时正逢张仲礼先生90高寿，当选为“60人”之一的他被正式誉为“议案大王”。之所以被誉为“议案大王”，是因为在出任长达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期间（1983-2002），张仲礼先生领衔提交了61个议案、其中有8个是年度“一号议案”。这些议案是上海代表团的骄傲，备受公众、媒体、决策层和海外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张仲礼先生也曾对学术后辈邓伟志、沈国明、熊月之、刘华、沈祖炜、洪民荣等研究员们说过，61个议案“实现了自己年轻时报效国家的理想，更深沉的爱则藏在心底。”
而对于参政议政，张老也曾坦言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第一次提交议案是在1987年。那会儿，知识分子队伍人才老化的状况十分严重，教授形象总是和白发苍苍或拄着拐杖联系在一起的。这背后是职称评定周期不确定，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这在当时具有随意性。知识分子评职称比分房子还难！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交了《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后被列为“一号议案”；当时附议的还有几位中小学校长。此后仅隔几个月，有关部门就作出落实决定，以后专业职称评定每年都进行一次。这让张仲礼真正意识到——“当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职责”。而如今中小学教师，也能参评正高级职称了。我是第一时间告诉张老这一喜讯的，他说“社会进步就是缓慢而坚定的”！
人大代表要联系群众，张仲礼常去菜场调研。他曾对笔者回忆，当代表之前就买菜。“民生、发展的问题我关心了多少年，买菜就买了多少年。几十年的习惯了。”张仲礼说，自己绝非只去家门口的镇宁路菜场。“别的菜场，也去。”当被问及“菜场生涯”印象最深之事，张仲礼说：“生活物资供应还不丰富的时候，有些菜市场，初看，东西很好，什么都有。等检查、视察的人走了，就不对了，马上变，卖的东西都换了。这种情况，80年代、90年代都有。你得回过头去，私下里再看一眼，到底怎么样。而目前菜场供应品种很丰富了，也得考虑食品安全。总之，菜场是处理民生事务的一个可观察的底线。”自然，他还认真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在百姓中直接听取呼声。在他的议案中，不仅有他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得到了回应，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2012年，张仲礼因开刀住进了华东医院。此后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白衣天使们给了他无微不至的亲情关怀和精心治疗。但为了他的健康，社会活动自然被严格管控起来，这样亲自去菜场看看“老百姓在吃什么、想什么”就成了奢望。于是，去菜场和研究菜场就成了我的事业；并经常性地向老人家汇报调研心得。如作为徐汇区的政协委员，我研究过“上海中心城区标准化菜场配置”的课题；我也调研过“大型居住区的民生诉求”课题，第一需求还是菜场；我经常光顾复旦大学附近的菜场，发现在沪留学生们一开始只能用英语交流，于是菜摊的新一代职工也操练起英语来，后来又增加了日语和韩语。对这些新情况，张老听我介绍后总是感到很兴奋，甚至建议应该编一本菜场常用汉英手册。如今老人家去了，去菜场调研就成了我的情怀；他生前最爱吃红烧肉，我会以此来祭奠。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张先生生前格外喜爱《文汇报》，弥留之前每日必读。他因各类成就也被《文汇报》报道过多次，但在本世纪以前他只是写论文、写议案、写调研报告和学术着作。吴振标先生很早就曾经鼓励他直接给《文汇报》撰稿，但学风严谨的张仲礼在《文汇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2001年11月9日“文汇时评”栏目上的《上海：能力建设无止境》一文。据统计，张仲礼先生本世纪一共在《文汇报》发表过9篇文章，最后一篇则是2009年11月9日论苑版上的《低碳经济与结构转型》。这些新式文章也都应他本人要求，收入了去年出版的《张仲礼文献集》。
有道是：书生报国，落笔无悔；服务人民，言为心声！张仲礼先生千古！您一路走好！天堂里有您最挚爱的亲人！天堂里也有红烧肉。
（作者为张仲礼先生学术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