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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雍两朝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

科举考试有策制由来已久，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九月，大雨，“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宋史》卷一三《英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西汉即有策对，董仲舒“天人三策”是也。。所谓“策制举人”，就是举人考试中有对策一目，内容则在时务方面。魏了翁于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时方讳道学，了翁策及之”《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魏了翁》。。魏了翁也是在对策中论述时务，只是当时官方在禁止道学，他不以为然，公然为道学张目。这两个事例表明宋代科举考试有对策科目。清代亦然，是继承历朝制度。
在清代的乡会试中第三场是作策五道。“策”是考试中的一种文体；殿试的策制，图5康熙帝朝服像考官出题，是“策问”，贡士回答是为“对策”，故答卷起始即写“臣对”云云；考官出“策”，具有问难的意思，贡士应该认真回答，“以嘉谋入告，无愧责难之义”。《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雍正元年十月辛未条。策的内容关乎时务，是“策问时务”，因名“时务策”。策问，提出问题，说明题意，即讲道理，从中可见皇帝、考官命意所在。
康熙、雍正两朝文科殿试28次，另有博学鸿词科一次，因其无策试，所以本文就以28次殿试策试为研究对象。策制既然是时务策，策问题目和答卷，必然涉及当时政务，笔者以此探讨策制与时政的关系，试图了解康雍时期的政治，寻觅当时发生了哪些大事，当政者关注何种事务，解决得如何。此外，是否还能从中窥视策制确定者皇帝的个性？科举是否还有价值？其实，关于康雍两朝政治史的研究已经很多，从策制的一角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现，笔者不过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策制与时政关系的论证方法来观察，或许能够印证学者已经作出的研究成果。又由于笔者未能搜集策对答卷，故所依据的资料，仅是策问的问题，就此进行些许分析。
一、试题的拟定与目标
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臣请求皇帝“亲定殿试题目”。康熙帝偶尔拟定过会试题目，但全让他来出，有两个难处，一是对他个人“不胜烦琐”，二是贡士容易揣摩出试题，故仍由考官拟题，皇帝审阅批准。《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丁丑条。雍正元年（1723）恩科，雍正帝指示：“会试、殿试题目，或于古文及律诗词赋等文内，由内阁奏请，恭候钦命，余俱照文殿试例。”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殿试是天子之试，贡士中式成进士，就是“天子门生”，试题本应天子自出，然而上述两个原因是实际困难，不可能每次皆由皇帝撰拟，于是偶尔由皇帝亲自拟定，通常的情形是考官先请示后拟题，经皇帝过目确定。皇帝与试题关系，康熙博学鸿词科亦为一例：“钦命试题，赋一篇、诗一首。”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二》。
诚如康熙帝所顾虑，殿试出题，以防止贡士猜题为大事，皇帝、考官时时在意。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近科乡会试多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搆幸获”。故五十四年（1715）降旨：“科场出题，关系紧要，乡会经书题目，不拘忌讳，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诸书……尔等考试之官……断不可以此诸书出题……不然则人皆可拟题幸进，实学何由而得？”《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二》；《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二，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甲子条。不仅康雍时期防范如此，乾隆朝亦然，四年（1739）四月殿试，“御制策问题，不拘旧式，以杜诸生预先揣摩”乾隆官修《清朝通典》卷一八《选举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考官命题应表现出通于时务，好让士子作答，否则给予处分。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各省乡试命题悖谬，谕大学士等：“乡试为抡才大典，出题理宜详慎，今览各省所进题名录，如福建三场策问台湾事宜一道，于地方情形事势毫未通晓，乃盲昧命题，殊为悖谬，其余各省亦多未当。”这一年考核出福建、云南、河南三省第三场策问命题悖谬，主考王连英等分别降调。《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二》；《清朝通典》卷一八《选举一》。乡试策问题目如此，殿试自然要求更加严格。讲究命题的准确性，希望士子敷陈切当，朝廷好得到通达时务的人才。
二、试题内容所反映的康雍两朝关注的事务及出现的大事
策问总的原则是全面讲求治理之道，以备采择。康熙三年（1664）策试题所说今日“治效犹未即臻，岂广厉之道有未尽欤？今欲诞敷教化，使天下蒸蒸振兴为善，其道何由？……尔多士其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康熙三年三月甲申条。。明确表示寻求治理之道的愿望。康雍两朝的策问题目究竟是何内容，表达出哪些政治治理观念，反映出哪些时政问题，兹分类交代如次：
（一）对于治国之道、治理方针是宽平抑严苛，更新抑守旧的探讨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策试“夫治狱之吏，以刻为明……乃常平之设，多属虚文……今欲疏禁网以昭惇大，缓催科以裕盖藏”，“其何以使利兴弊革欤？”《清圣祖实录》卷四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庚寅条。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认为世道“蒸蒸然有治平之象”，既然处在治世，因此殿试策问提出三个问题，一为执中之政的方针：“从来治有大体，贵在适中，若或矫饰以邀名，深刻以表异，虽复矢志洁清而民不被其泽，岂非务综核则人受烦苛之扰，尚宽平则人蒙休养之福，其何法以激劝之欤？”二为教化之术：“风俗厚则仁让之教兴，风俗偷则嚣凌之气炽。今欲使家敦孝弟，户励廉隅，共勉为忠厚长者之道，而耻为非僻浮薄之行，宜何术之从也?”三与执中之道相联系，为平狱之法：“兹欲听狱之吏，体朝廷好生之心，悉归平允，以渐臻于刑措，何道而可？”《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己卯条。策题所说“综核”是指“综核名实”，即更新，而所说“宽平”是行仁政，对现状不作大的改变；“深刻”是反对官吏刻薄，如审案中深文周纳，与宽仁相联系。所提的施政总方针应当是宽仁还是严苛的根本性问题。下一科（康熙四十五年，1706）策问有相同的内容。因执中之政的题目太大、太难，遂不以专题出现，而其精神贯彻在具体问题中。策问提出官吏如何清廉爱民：“作吏之道在洁己爱民，操履不饬，则行检俱隳，其或市名立异，自以综合为能，则民亦滋累。兹欲使大吏以及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食息之常，而无狱市之扰，宜何道之从欤？”慎重刑法再次提出来：“朕于小大之狱，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务委曲以求其生，乃四方奏谳，或未协中，而听狱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滥伤民命者，何其惨而不德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康熙四十五年三月戊寅条。雍正元年（1723）举行恩科，策问以端正风俗为题，表达改行新政的意向：“今欲使家有孝子，国有廉吏，所以倡导鼓舞之者，其道安在？”“风化始于君，成于臣，渐仁摩义，非一手足之烈欤。”“尔多士积学有年，必有以抒夙抱而佐朕之新政者，其悉以对，朕将亲览焉。”《清世宗实录》卷一二，雍正元年十月辛未条。次年（1724）殿试策问，雍正帝提出政治革新的三个问题，令贡士回答：一为讨论兴革的利弊，革新可能会出现烦苛，维持旧状，则弊端滋生，如何是好？以用人而论，“诚欲其兴事慎宪，有裨地方，匪直洁己自好而已。夫生事苦其纷更，而避事必至隳废。操切患其滋扰，而优容又至养奸，何道而成明作惇大之治欤？”二为议论学与行的关系，重在实践：“士为四民之首，必敦尚实行，以倡风化，今或务华鲜实，甚者嚣凌狙诈，岂渐摩化导有未至也？抑崇德绌恶，所当劝惩互用欤？”三是讨论如何劝农，广开农田：“朕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多方劝课，俾惰农尽力于作劳，旷土悉成为膏壤，何道而可？”《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二年十月壬申条。雍正八年（1730）殿试，策问课吏宽严之道：“夫课吏者，督抚之责也，务为姑息，必长废弛玩愒之风；稍涉苛求，又非为国家爱惜人才之道。何以励其操守，作其志气，策其不逮，宥其过愆，使群吏承风率教，鼓舞奋勉，以奏循良之绩欤？”《清世宗实录》卷九三，雍正八年四月己亥条。从宽与严的角度议论吏治之道，不单单是吏治问题，而归属于施政总方针议题之内。上述策问之题，实质上是要求贡士议论“时中”之策，即根据当时政治、民生状况，实行何种政策最为相宜，在方针上是仁政的宽松，还是革新的威猛，具体方面则表现在对官吏、刑政的宽严态度上，总之是追求中庸之道及其落实。
（二）关注吏治政风
康熙六年（1667）以吏治不清为题：“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康熙六年三月甲午条。康熙二十七年（1688）策试题，探讨对官吏的奖惩之道：“何以使殿最惟明，黜陟允当与？抑正己率属，大法则小廉也，崇奖洁清以风厉有位，尚有可讲求者与？”《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戊戌条。康熙帝于三十六年（1697）取得对准噶尔部噶尔丹战争的彻底胜利，精力转向内政，因而在策问中说：“外氛既涤，内治宜修。绥辑地方，予爱百姓，惟司牧者是赖，倘使贪墨不除，则民生何由休养？”为澄清吏治，策问贡士如何令官僚“怀恐惧羞恶之心，共励羔羊素丝之节，其何道之从也”《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壬辰条。。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对吏治状况颇多不满，策问谓民间疾苦难于上闻，胥吏尚多奸顽，闾阎未登丰裕，因此问：“岂积习之骤难除欤？抑有司奉行之不力也？兹欲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渐几于淳庞之治，何道而可？”《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辛亥条。良好的吏治，始终是朝廷追求的目标，康熙五十一年（1712）殿试策问就以大小官员一体、大法小廉为论题。试题认为当时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犹未能一德同风”，其故何在？《尚书》谓“同寅协恭”，难道是让臣下“朋党比周”？如何才能偏党不生，和衷共济呢？“大臣法，小臣廉”，“其何以使廉法相承，永底盛治欤？”《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甲寅条。五十二年（1713）恩科，康熙帝针对“国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的状况，希望官吏振作有为，为此殿试策问命题，一问官吏如何达到廉洁：“今吏道未尽澄清，官邪未尽振肃，其亦倡率之道，有所未至欤？”二问怎样以公荐贤。当时被荐的人，经任用后往往不能称职，原因是荐举者“无至公心”，徇情而荐扬所至。《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癸未条。为了长治久安，五十四年（1715）策问，康熙帝仍以恬嬉为戒命题：“夫兢业所以保泰，晏安或致隳功，其相与维持警戒，益求致治保邦之道，宜若何以副朕意欤？”《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丁卯条。
图6康熙帝南巡图卷·江南贡院（三）追求忠孝之道、君臣一体、一心一德，反对臣下结党营私
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第一次废黜、复立太子事件及所反映的朋党之风盛行之后，殿试的策问题目就与此密切相关，放在议论朋党之害与讲求人伦道德方面：“从来人臣之于国家，谊均休戚，所谓腹心股肱联为一体者也，倘或营己怀私，背公植党，则臣职谓何？夫不欺之谓忠，无伪之为诚，古名臣忠与诚合，然后能守正不阿，独立不依。今欲戒欺去伪，以共勉于一德一心之谊岂无其道欤？”《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七，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卯条。六十年（1721）是康熙帝登基一甲子大庆，而太子虚位，诸皇子与臣下结党谋位，康熙帝颇有隐忧，策问就此而发：“朕自御极以来……兢兢业业，宵旰不遑，六十余年如一日，而犹虑人心诚伪不一，凡在臣工，欲其消朋党而去偏私，无怀二心以邀虚誉。……夫粹然无私之为公，凛然不欺之为忠，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里如一，乃不愧心膂股肱一体之义，倘或缘饰于外，则实行不孚，甚至背公植党，起于心术之隐微，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欲戒欺妄而去私伪，果何以精白乃忱，靖共尔位欤？”《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四月壬辰条条。雍正帝在策问中把“君臣一体”当作论题，是在五年（1727）的殿试之时，然而自他继位以来的殿试都关涉到了，如元年（1723）恩科策问，开头即说：“朕惟致治之道，必君臣一德。”《清世宗实录》卷一二，雍正元年十月辛未条。二年（1724）策问亦然：“朕惟至治之世，君臣一心一德。”《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二年十月壬申条。到五年，就令贡士就此发表意见：“人君奉天出治，而赞化端赖臣邻。人臣体国奉公，而分猷必资群力。惟君臣联为一体，故公而忘私，国尔忘家，而明良之庆以成；僚采联为一体，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而协恭之美以着。朕推诚布公，实视百尔臣工为一体。而诸臣之事君者，果能尽一德一心之道，而无惭于幽独欤？又何以使同朝共事者，绝党比之私，化畛域之见，以臻师师济济之盛欤？”《清世宗实录》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戊子条。八年（1730）殿试策问仍然以一德一心设问：“盖堂陛孚于一德，而后谟明弼谐，克赞其猷。僚采合为一心，而后抚辰凝绩，共收其效。朕推心置腹，一本至诚，冀百尔臣工，抒诚启沃，以襄治化，而在廷诸臣，果能精白乃心，夙夜献替，无愧笃棐之义欤？……人臣职内职外，皆朕股肱耳目之寄，必也忠以居心，公以涖事，然后能与君为一体。苟党援互结，而怀溺情阿比之私，文貌相承，而挟矫诈沽名之术，何以称靖共匪懈，无忝厥职也。尽欲使内外诸臣，相勉于古大臣公忠体国之谊，钦乃攸司，无载尔伪，励匪躬之节，而凛勿欺之忱，果何道之从欤？”《清世宗实录》卷九三，雍正八年四月己亥条。雍正帝认为君臣一体之状况有所前进，仍不满意，乃在十一年（1733）殿试策问中寻求君臣同心同德之道：“朕推诚以遇臣工，时以公忠体国切加勖勉，深冀内外诸臣，共臻斯路，而服官受糈者果克以忘私去伪，自励而交励耶？若犹未也，则图所以殚厥心者宜何如？”《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雍正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四）研讨民生民食、仓储，特别关注黄河、淮河的修治
康熙九年（1670）策试提出两个问题，一为吏治，另一为漕粮与民生，重点在后者。策题云：“……乃士风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漕粮数百万，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借以充裕，俾国收其利，而民不受其害？”《清圣祖实录》卷三二，康熙九年三月戊午条。十八年（1679）以民生经济为议题，策问：如何劝农垦荒，督科有效？铸造铜钱而原料不足，是开采铜矿，还是禁止民间使用铜器？“尔多士留心经济，其详切敷陈，勿泛勿隐”《清圣祖实录》卷八○，康熙十八年三月庚寅条。。二十一年（1682）三藩之乱平定，而创伤未复，应做两件事，即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所谓“图治之要，首重天储，兼御民患”，为此要修治黄河、运河，可是为何久修而不治？是否旧法已经失灵？新法应怎样创造？九月殿试策对遂以此意命题。《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乙巳条。三十年策试题仍以治河为念，“何以使隄防永固，漕挽迅通，虽有霪潦巨浸，恒无泛滥之虞，运道民生，咸有攸赖，其熟筹之”《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康熙三十年三月丙午条。。下一科（三十三年，1694）的殿试策问：有什么办法保障黄、运两河“永固无虞”？《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戊午条。再下一科（三十六年，1697）策问，表示已经使用一百多万两银子修治黄河、运河，然而河水依旧泛滥，怎样才能堤防永固，无溃决之忧？《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壬辰条。接着康熙帝以赶修永定河、黄河、淮河、运河为要务，三十九年（1700）策问中指斥河工官员怠窳玩愒，以致工程稽迟，不知何日能够竣工，以释朕宵旰之忧，因命贡士详论河工完善之法。《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辛亥条。
（五）讲求儒学、理学学术根底的修养，以改善官风与士习
康熙二十四年（1685）策试题关注民生士习，农夫果然“争趋本业否欤？”欲使士人“束修砥节，何道而可？教化之不兴，以凡为士者从事虚名而未敦实学也，矫伪相煽，中于人心，咸令惕然知返，着诚去伪，抑何术之从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庚辰条。对于理学家空谈性命之学，不能践履，康熙帝有所不满，就在殿试十天后，指责空疏不学之辈，“借理学以自文其陋”，“岸然自负为儒者，真可鄙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卯条。。他是想通过殿试命题，教育士人改变学风和为人作风。二十七年（1688）殿试策问讨论儒家学问：“天人相与之际，穷理极数，劂有奥旨，可得而详之与？”皇帝要达到天人和谐的政治至治，就要对最高深的政治哲学有更深入的理解，所以就此题意作出说明：“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者，极先天之数，而尽天地万物之变化，该帝王圣贤之事业，殊途一致，其旨安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戊戌条。关于经学，康熙三十年（1691）殿试策问贡士：“汉唐之笺疏，宋儒之训诂，繁简得失，义蕴精微，可得而悉指欤？”《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康熙三十年三月丙午条。因教育乖方，士习凌竞，三十三年（1694）殿试，就此策问：“兹欲厘剔振兴，以广棫朴作人之化，何术之从与？”《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戊午条。康熙朝后期编辑《朱子全书》，明确以理学为官方哲学。五十一年（1712）殿试策试士人对理学的理解，策问云：“夫六经四书，濂洛关闽，学之正者也。历稽往代，莫不崇尚经术，兴数百年太平之基。今士行犹未尽修，士业犹未尽醇，其将何以养育陶成，绍休圣绪欤？”《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甲寅条。五十四年（1715）策问，赓续上科，要求贡士明了“昌明正学”之道：“儒者着书立说，荟萃群言，务期阐明大道，折衷于至当。”不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使圣贤精意，反因之而滋晦”《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丁卯条。。五十七年（1718）策问不离朱学话题，而围绕对孝道的诚伪方面。皇帝说他以孝廉奖励天下，但敦笃彝伦、树立名节者并不多见，而标榜孝廉欺世盗名者有之，因之不能不辨别诚伪，尤其是士人徒然能够述说经意，实行方面反不如农夫，这是何故？士人应当通经，对经典的诠释，朱子精当，“皆切于躬行日用，绝无华言浮说”。士人既然“明一经之义”，就应当“收一经之用”。怎样能够做到呢？《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癸未条。雍正五年（1727）的殿试，策问探讨端正士习的问题：“今欲使读书之人，争自濯磨，澡身浴德，悉为端人正士，以树四民之坊表，必何道而可？”如何获得称职的亲民官及其如何化导民风：“朕欲百姓乂安，风俗淳美，果何道而使司牧皆得其人，以收实效欤？抑大法小廉，必端本于大吏之倡率欤？……为民牧者必如何劝勉鼓励，而后见丰亨豫大之休也。”《清世宗实录》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戊子条。八年（1730）继续探讨端正士风问题，去虚浮，倡实行：“乃海内之士，或驰骛于声华，或缘饰于巧伪，而乔野朴鲁之质，又拘迂固陋而无适于用，将欲使之洗涤积习，相与进德而修业，其何以渐摩陶淑，因材造就，以储誉髦之选欤？”《清世宗实录》卷九三，雍正八年四月己亥条。十一年（1733）殿试策问，教士先立志：“《孟子》曰‘尚志’，《记》曰‘士先志’……然则士可不自植其本欤？而师儒之教又可弗急其先务欤？”《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雍正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六）探讨应付战争之策、武备与抚绥边民
康雍之间发生三次大的战争，即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以及康雍先后进行的对准噶尔之战。战争带来经济的破坏、人心的浮动、边民的抚绥等一系列问题，在殿试策问中有着反映。康熙十五年（1676）正值三藩之乱，朝廷既要稳定人心，又要增加赋税，因此问计于贡士。三月殿试策问：“忠孝者，人生之大节也，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潜滋，所关世道，良非细故，岂亲亲长长之谊素未讲究欤，抑司教者之训饬未备也。”这是追究叛乱发生的一般性原因，如何解决，此时无力理会，要务在敛财以支持战争，故云：“今戡定方殷，军需孔亟，议生议节，亦既筹画多方矣，而度支未见充盈，施行尚鲜实效，何道而使上有裨于经费，下无妨于休养欤？”《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十五年三月壬寅条。五十四年（1715）开始对准噶尔用兵，至五十七年（1718）策问，讲到武备军需，特别提出屯田储粮时务问题：“古者内有民间之储，外有边境之备。自汉有屯田塞下之议……今欲推广其法而行之，使疆内无转运之艰，行间获饱腾之利，其何以兴良法而课实效欤？”《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癸未条。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功成，殿试策问如何安抚蒙古降人：“西北塞外悉已荡平，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其何以抚循绥集，使窜匿者不致于仳离，向风者得遂其食息欤？”《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壬辰条。五十九年（1720）在西藏地区取得对准噶尔人的胜利，而对准噶尔本部的战事毫无进展，六十年（1721）的策问针对因局部胜利出现的骄傲情绪，因此问屯边实效和练兵之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四月壬辰条。雍正帝继续对准噶尔的战争，主动两路用兵而毫无结果，十一年（1733）殿试策问关于常备不懈的武备事宜：“夫治世不弛武备……夫士不练，不可以程勇；器不精，不可以言备。然则弧矢戈矛之用，与夫坐作进退疏数之节，司戎政者，可勿时时加意欤？”《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雍正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七）议论对外贸易事务
康熙二十七年（1688）策论：“商贩通行，远致外方物产，以阜吾民，其间果有利而无弊，可悉指与？”《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戊戌条。
综观康雍两朝28科殿试策问内容，就与朝政相关方面，笔者产生三点深刻印象：
其一，试题与时政关系密切，针对性很强，极富现实感，呈现当朝大事。比如治理黄河、运河，是康熙朝特别重大的事情，其时黄河夺淮河入海，河患严重，康熙帝几次南巡，就以治河为名，四十四年（1705）的第五次南巡，验收并宣布修治黄河、淮河工程的成功，他高兴地说“河事已大治矣”，“朕为两河告成，特来巡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九，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庚寅条、三月己亥条。。两河的治理，不仅关乎地方民生，更联系着漕粮的运达北京，以保障京师官员、士兵食粮的来源。康熙帝不厌其烦地于九年（1670）、二十一年（1682）、三十三年（1694）、三十六年（1697）、三十九年（1700）五次出题，以治河考问贡士，可知修治两河是何等大事。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对准噶尔用兵的过程中，策问的内容，或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觅求善后之策，所以策问反映了这些战争的历史。废太子事件和储位虚悬，没有明确进入试题，其实策问中反对朋党的问题就是为此而发，是曲折地反映了出来。雍正前期反对朋党是大事，雍正帝策问总讲君臣一心一德，尤其是雍正五年（1727）讲“绝党比之私”，可见反朋党是朝廷要务。康熙帝尊崇理学，将朱熹升为十哲之列，五十一年（1712）、五十四年（1715）策问以“昌明正学”为题，是就此而发。看来，两朝重大事情在策问题目中均表达出来了。
其二，皇帝以试题宣扬、探讨根本性的治国方针和理念。施政方针的宽仁与严猛，政治的革新与维持现状，对官员廉洁与宽容的把握尺度，刑法的平允协中与否，理学为官方哲学等方面的试题，涉及的是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方针。这样的题目，既要让贡士领会、明了治国方针和理念，也要求他们发表见解，以备朝廷采择、参考。
其三，要求官员、士人学用一致，成为百姓表率，端正民间风俗。康熙、雍正二帝屡次在策问中讲官员的大法小廉，辨别官员、士人的诚伪，要求他们讲求忠孝之道，君臣一心一德，不欺隐，不矫诈沽名，言行一致，“悉为端人正士，以树四民之坊表”，从而化导民风，达到“百姓乂安，风俗淳美……丰亨豫大”的至治气象。《清世宗实录》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戊子条。
三、科举仍有可以称道之处
康熙时期就有改革科举制度的议论，而到了光绪末年才废除科举。科举之弊，上个世纪论者颇多；近年，则有学者关注废科举之后出现的问题，诚为反思后的有识之见。科举的存废历史，不属拙文论述之列，笔者只是通过殿试策问，试图认识康雍时期科举的成就与问题。
（一）重视选拔实学人才的努力
策论是选拔实学人才之路。策论之试，是考察应试者的分析认识能力，殿试考试时务策本身，显示朝廷选拔实学人才的愿望；出题讲究合于时务，否则处分命题的考官，同样显示选取人才的愿望；康雍两朝历次策问的内容，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是治国的纲领理念，可以从贡士的答卷中发现有识之士。
策论是朝廷获取民间声音的一种渠道。皇帝和主考官的命题，就是让贡士把握时政特征和存在的弊病，提出对策，于是殿试策论成为取士的一项标准，更是朝廷获取政治建议的一种渠道。贡士来自民间，他们的策对，在力求符合经典及揣摩、迎合皇帝旨意的同时，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反映民间的声音、民众的某些愿望，供朝廷参考、取择。
进行策问的科举仍然可以出人才。科举既然考试时务策，并如其所愿，所出的试题都是关乎时政的，尤其是要政、国策方面的，表明朝廷是希望从考试中发现人才，选取人才，因此不能说科举制绝对扼杀人才、窒息人才，应当说科举还是培养一些人才的。当然，由于科举制内在的弊病，清代已经不能出旷世人才，故而嘉道时期龚自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康雍两朝的殿试策问，说明朝廷努力从科举中选拔实学人才，至少是有这种愿望。如果不是为了选拔人才，何必要有策问，又何须费力地实行科举制度。
（二）科场规则与防止作弊
考官先接受考试。对考官艺能的要求，除了科甲出身的基本条件，还应先接受考试，以便选用。雍正三年（1725）二月定：“应考试差之翰林及进士出身官员人等，于太和殿试以四书题文二篇，上亲定甲乙，以备差遣。”⑤《清朝通典》卷一八《选举一》。表示慎重科举，慎重衡文。下面略谈一下防范之策。
拟题防止诸生猜题，前述康熙帝言讲甚明。试题拟定后防止走题；试卷移交的保密和时限；考场与阅卷的警戒，都有明定的章程。为防止考官作弊，考试各种人员往往临时指定，赴各省的乡试考官，命下之日即须离京，以免接受京官关节。
防范衡文作弊。康熙帝于五十二年（1713）十月殿试阅卷，阅至第二卷，预言这是南省人书写的，命拆开弥封，果然如其所说，因为阅文多了，知道各地方人的文风，皇帝都能如此，考官必然更加明白，这样就容易舞弊。康熙帝还知道士子到京，把自己作的文字，分别投送可能成为考官的人，“以博己之声名，以求人之采取”，就此，他警告读卷官，“当一秉虚公，略无私意，始称厥职”《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乙酉条。。
教育考官务实。前述出题中防范贡士的猜题，也是教育考官，不让他们从经书中选取“冠冕吉祥语出题”，这是因为官员好借试题歌颂皇帝圣明，当今盛世，向皇帝献媚。然而这样的题目考查不出贡士的真才实学，与考试目标不合，也与改进时政无补，是以康熙帝留心改正。
（三）因看重书法而相对忽视真才实学
康熙五十二年（1713）庶吉士散馆，康熙帝定其名次，“王图炳，字甚好，易至第三”《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甲辰条。。雍正帝于十一年（1733）四月说张若蔼殿试卷“字画端楷”，策问文“颇得古大臣之风”，应中式鼎甲。《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九，雍正十一年四月壬子条。可见康雍二帝均将书法作为确定名次的一种标准。乾隆帝亦然，二十五年（1760）四月上谕，廷试对策，“除文、字俱佳者尽登上选外，其有字不甚工，而援据典确、晓畅时务者，亦应列为上卷”⑤。后来的发展，以致以书法取人，与文、字俱佳的要求不相合，不利于选取人才。
（四）张廷玉为子退让鼎甲——中华传统美德的表现
雍正帝谓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蔼殿试卷“颇得古大臣之风”，“字画端楷”，应中探花，张廷玉反复辞谢，奏称：“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臣子张若蔼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又跪奏：“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因言辞恳切，雍正帝乃允准其请求，将张若蔼改定为二甲第一名。《清世宗实录》卷一三○，雍正十一年四月壬子条。张廷玉的话，道出其为人之道，一是为他人着想，本身已占据高位，不应再占寒士的利益，不但不占，还要让出应得的利益；二是恐惧盈满，深知盛极必衰的道理，他和他的父亲张英已经是两代大学士，再出鼎甲之人，必然遭到他人的嫉恨，就不是发家之象，而是衰落的征兆，同时让出鼎甲，对张若蔼本人也不是坏事，让他从头做起，加强磨炼，更稳当、扎实地做人，凭自身本事求取发展。
四、从试题看康雍二帝的政治方针与为人性格
从试题看康雍二帝为人，不难明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勤政不倦而又认真；睿智，善于把握时局和发现问题；讲求政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从官员、士人到百姓），以此移易政风、士习、民俗。他们可谓为天子双星。他们的相异之处是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不同：康熙帝始终主张并施行宽仁之政，反对更新，为人仁厚、宽容；雍正帝力主革新除弊，实行严威治国的方针，为人严酷，察察为明。
图7雍正帝读书像康熙帝一贯主张实行宽仁政治。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表述。其一为一贯性。康熙帝的实行宽仁之政，笔者原以为是他后期的事情，特别是因晚年倦勤所致，今从策论试题来看，早在青年时代就是这种主张。十二年（1673）策问试题指斥刑政弊端——“治狱之吏，以刻为明”，表示“欲疏禁网以昭惇大，缓催科以裕盖藏”《清圣祖实录》卷四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庚寅条。，指出判案应该平允，不可深文周纳，导致失入之误；要爱民，令民家有盖藏——有隔宿之粮，而不能催科太急太猛。一个刑政、一个赋敛，关系百姓生活和生命，慎重为之，集中体现宽仁施政的理念。此时康熙帝20岁，宽仁之政坚持到他寿终正寝。三十九年（1700）策问仍以慎刑为题：“朕于大小之狱，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务委曲以求其生，乃四方奏谳，或未协中，而听狱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滥伤民命者，何其惨而不德也！”在这种指斥中，表露出康熙帝施政“协中”的观念，这就是笔者将要叙述的“其二”了：强调执中之政，反对更新。就在这个谈论协中的问卷中，又说官吏“自以综合为能，则民亦滋累”，认为更新是美谈，而实际是扰民乱政，显示出不赞成的态度，而鲜明表达则是在四十二年（1703）的策问中，他说：“从来治有大体，贵在适中，若或矫饰以邀名，深刻以表异，虽复矢志洁清而民不被其泽，岂非务综合则人受烦苛之扰！”同时认为“尚宽平则人蒙休养之福”。宽平民得福，更新则民受烦苛之苦，为民行仁政，就不必进行综核名实的更新。其三，对官员中不正之风，温和劝导，不予严厉处分。康熙帝明知科举中有作弊贿卖现象，只有出现大案，才严加处理，小事就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并不忘告诫官员要清廉，秉公处事。前述阅卷中，康熙帝就南人试卷发生的议论，是他含蓄指明科举有舞弊的行为，希望起到警诫考官勿卖关节的作用。在三十三年（1694）康熙亲定殿试贡士甲第，谕大学士等：“诸贡士策中，论吏治，皆言当实心任事，大法小廉。”而现今言官建白甚少，官员不敢参奏，所以“今诸生对策，虽能言之，若身当其任，恐亦能言不能行也”《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戊午条。。这样说，表示对言官不能尽职的不满，也是期望贡士、进士做官之后，能够言行一致，尽职尽责。他的语气缓和，不厉声厉色，显露宽容态度。康熙帝曾经就官员的贪赃行为，对朝臣说，他并非不知道这种事，试想这些人当初大比进京时，行李非常简单，而做官后再出京，哪一个不是箱笥多多，钱从哪里来的，还用问吗？他就是不整饬而已，否则谁也逃不了。他还说过，在废立允礽过程中，很多官员卷进朋党之中，若是追究，他们就性命难保。他发出警告，希冀官员自律，廉洁奉公，而不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看来他是重在防范，而不在惩治。
雍正帝与乃父相反，锐意革新并猛烈推行新政是他一以贯之的特点。还在皇子时代，偶尔奉命处理事务或议事，都表现出了这种特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顺治帝淑惠妃丧事，有关部门料理不善，康熙帝命雍亲王胤禛查办，胤禛遂奏参工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兼管光禄寺卿，内务府总管、署理总管等人，使得这些大员都受了处分。于此一事，可见胤禛处事不苟且，崇尚严刑峻法。又如在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巡视京畿，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等结党营私，而鄂伦岱以国戚自居，不知畏惧悔改，胤禛在旁看不顺眼，向康熙帝建议，把鄂伦岱交给他处置，他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条。他动不动就要杀人，可知性情严酷。不当政尚且如此，一旦位登九五，必行严猛之政。雍正元年（1723）举行恩科，策问表示实行新政，二年（1724）殿试策问，雍正帝大讲政治革新之道，表现在对官员、士人、农夫的严格要求方面。关于官员的要求，他说任用官员，“皆务得人，欲其兴事慎刑，有裨地方，是非直洁己自好而已。夫生事苦其纷更，而避事必至隳废。操切患其滋扰，而优容又至养奸，何道而成明作惇大之治欤？”他虽是在兴事、避事方针的选择上问难于贡士，可是字里行间表明他的态度：官员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是兴事为好。同样的问题，与康熙帝的策问文字表达就不一样了，康熙帝注重讲综合偏急扰民，而不讲避事的隳废——败坏政事，表示偏重于宽仁的态度，由此可见两个皇帝意向不同，政治方针不一。策问还指斥士人，“务华鲜实，甚者嚣凌狙诈”，因而提出“劝、惩互用”的问题，并且借用经典之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其不率教者，有郊遂之移，寄棘之屏”，也就是说，不符合规范的士人，将摒弃不用，显现对士人的严肃态度。对于农夫也是着重警告，要求地方官“多方劝课，俾惰农尽力于作劳，旷土悉成为膏壤”，简直是把农民看作是“惰农”，不是鼓励，而是吓唬。官，要求其兴事、生事；士，要求其行履端正；农，要求其勤于力作。雍正帝不满现状，希望“吏治澄清，教化洽而休养备”，“以成郅隆”之世《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二年十月壬申条。，而致此之道，在于兴事，在于革新，而不能避事守旧。策问表达了雍正帝的革新精神和施政方针。八年（1730）殿试，雍正帝策问课吏宽严之道：“姑息，必长废弛玩愒之风；稍涉苛求，又非为国家爱惜人才之道。何以励其操守，作其志气，策其不逮，宥其过愆，使群吏承风率教，鼓舞奋勉。”《清世宗实录》卷九三，雍正八年四月己亥条。话语之间稍有爱护之意，而非一味严酷无情。此时他已执政八年，进入治理的后期，再不像前期那样为政猛烈了。总起来说，雍正帝的革新思想，是在前朝形成的，登基后予以延续和发展，即已经不是在所能涉及的范围内主张严威政治，而是全面施行于各个社会领域。雍正帝力主革新，而性情急躁、残酷的特点，策问中也暴露出来。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原名为《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