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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寻道者——忆林同奇先生

听说林同奇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头七了。久未与老人联系，听到这个消息虽觉突然，却不意外，毕竟生死如归途。仔细想想，距离他退休之后来到美国，这个对他而言的思想重生之地，已经悄然过去三十一年了。
至今仍清晰记得，七年前我在波士顿北部的Reading镇与林同奇先生初次会面的情形。那是一个幽静的小镇，乘坐从波士顿出发的通勤列车，出站后，还要穿过小而精致的镇中心。路边是一排排美国乡间常见的木屋，继续前行，走过一片秋日里景色也颇为动人的墓地，就能抵达林同奇先生的家了。隐匿在树丛中的房子紧挨公路，间或有车驶过，但并不嘈杂。与周边一般美国人家些许不同的是，屋外有竹扎的篱笆墙，初次见到，一眼便被这或多或少浸润着东方气息的空间感所吸引，心里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这应就是了”。
之所以对初次造访的情景有深刻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对林先生一直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尽管向其问学的时间不长，并且七年前一别，后来也只有偶尔的电话与邮件问候，但林先生在那段时间对一位后学的提携、启发和鼓励，却是令人感怀的。
当时的我，正处在对学术与个人生命意义的强烈怀疑阶段。就在这之前两年，因偶然的机会，我在华东师大结识了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James M. Rhodes教授，Rhodes教授是研究柏拉图的专家，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有幸与他在北京和西安相处一月，在北京长城上，在西安碑林中，我们曾有过多次深入的对谈，启发我良多。在他看来，寻找“超越性”是哲学家的使命，所以他笔下的柏拉图，“宗教”气息十足，只是这种“宗教”气息，更与东方思维接近（沃格林与印度《奥义书》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许多研究沃格林的学者也都认为，沃格林的思想，更容易被亚洲理解）。因受Rhodes教授的启发，才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与个人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可惜今年初，Rhodes教授也因癌症去世，令人嗟叹！
因有Rhodes教授的相助，我方有访学波士顿的因缘。但是，在听了列奥·斯特劳斯的得意门生Christopher Bruell讲解柏拉图的数堂课后，我却直觉地感到，这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要寻找的“哲学”。虽然Rhodes教授也曾说，在美国很难遇到真正的“哲学家”，但是对我而言，寻找精神的出路，本不就是来美国的初衷吗？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想起了哈佛大学退休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史华慈思想的林同奇先生。史氏的着作在国内已有阅读，如那本赫赫有名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文本，也是我们硕博士课程的必读书目；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史华慈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体解，和他那种强烈的“寻道”气质，都让我隐约觉得与他有一种潜藏难言的精神联系。
后来有机会读到林同奇先生那篇包含思想活力的文章《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无形中也进一步让我对史华慈的思想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因缘推动下，我开始阅读他那本研究先秦思想的名着《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虽然感到内容精彩，但是其整体的思想脉络，对当时的我而言，仍然是无法把握的。
既然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寻找不到出路，何不去探访一下这位重视史华慈的老先生呢？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我便请许纪霖老师代为联系林先生，表达想去上门拜访的意愿，老先生欣然应诺。
时隔七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甫入客厅坐定，寒暄几句之后，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着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画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着。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承允这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二是对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会面或是电话中交流的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惴惴，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对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正是在这般往复问学中，我对林先生眼中的史华慈，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也逐渐了解他为何如此“痴情”地投入对史华慈思想的研究中。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史华慈大概算是一个异类。其最初的博士论文研究，不过是顺应二战时期美国想要了解“共产主义为何在中国兴起”的疑问。在研究过程中，史华慈开始对中国思想的特质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才有了他在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这本书中，史华慈没有采用中国学者习以为常的“现代化预设”，把中国当做一个近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严复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和对话者，来观察近代这场民族主义“富强运动”的内在逻辑，乃至透露出反思西方物质文明的立场。这样的研究趣味，使得史华慈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其实少有共鸣者，他的结论既没有一般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清晰与坚决，也与近代史学界对严复思想的认知存在云泥之别。或许可以说，史华慈的着作虽然早早被翻译为中文，但只不过被当作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如果不是史氏头顶上的“哈佛光环”，这本着作的命运想必会更为边缘。
在闲聊中，林先生偶尔会谈及对史华慈思想认知的心路历程。当年他来美国探亲、访学，因为翻译柯文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而长住于此。虽然同在费正清中心，与史华慈常有接触，但并不了解史氏的研究，对其思想的价值更是没有意识。只是由于陪伴刘梦溪采访史华慈，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身边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因缘变幻莫测，就在之后不久，史氏却因病去世！
在谈起这段“错失”的问学因缘时，一向平和的林先生总会有些激动，“美国学术界不了解史华慈的价值！他们在讣告中称史华慈为中国研究专家，不对！史华慈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反映出林先生与美国主流中国研究在视角上的差别。事实上，林先生也观察到，史华慈与其师费正清之间的学术风格存在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认为，史华慈的许多文章读起来感觉就是直接批评费正清的！
林先生是少于闲谈的，但也会不经意间谈起自己的早年经历。例如他与其兄林同济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其中的细节，他曾写入那篇令人动容的纪念长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中。但另外有些趣闻，则只听林先生口头提起过，并没有在文中读到。当年因抗战而远赴重庆，辗转于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就读，他曾陪兄长林同济去探访过熊十力。不知林同奇是哪方面得到熊的称许，为了表示对他的认可，还踢了年轻的林同奇两脚。谈起这“突如其来”的两脚时，林先生边说边笑。或许他对这样大名鼎鼎的狂狷学者，多少有一种既尊敬又觉有趣的感受吧。
不过，回忆并不全然是令人欣慰的。每当提及在国内的岁月，林先生会说，“我荒废了差不多四十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不敢思考。”正是这停滞空白的四十年，使得他直接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跨到退休之后的哈佛生活，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治学趣味，乃至他所欣赏的学者，都大抵上属于“老派”的风格。
所谓“老派”，指的是林先生关心的，仍然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尽管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我提起想在博士论文里把近代思想史中的“经世与修身”议题作一些深入的探讨，林先生一方面肯定这个选题的意义，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当时的林先生，已经完全沉浸在史华慈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沉浸，是在努力与被研究者一起思考，而在疑惑时，他也会尝试换不同的角度去向作者发问，当时的我，其实不经意地跟随着林先生去扮演一位“发问者”，尽管我的角色并不成功。
林先生晚年虽然勤学好思，但文章着作并不多，尤其是去世前几年，或许是因为身体问题，我也没有看到老人有什么新作问世。如何去评价林先生的学术，作为后学，我没有资格妄加评判，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林先生从轴心文明关注的“人类存在”问题入手，去发展其晚年的治学道路。虽然他自己仍然停留在中国思想传统的脉络中，但却试图借着史华慈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在我看来，他的身上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儒释道”色彩，但是多少又浸润着各家的精神气质。他是远离政治的，甚至感觉得出，他十分不喜欢具体的政治，但对政治的理念仍然是关注的；他的举止虽然也有一丝道家的“无为”气质，但却很喜欢谈论史华慈比较约伯与庄子对死亡看法之间的差异。他似乎更认同史华慈的结论，那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似乎有些太过容易了。
离开波士顿后，我“狂热”地投入汉传佛理的学习和实践中去，并且渐渐开始有些理解佛教的意涵。在我与林同奇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谈论过佛学，但他曾提过，史华慈本来准备深入佛学，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进行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其实并未远离林先生的关切，只不过是沿着他未完成的探索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不经意的一次闲谈中，我提起林先生客厅中的一幅字，那是他最亲密的兄长——林同济写的。林先生告诉我，林同济晚年倾心道家，颇有出世之意。林同济在1980年造访伯克利大学的演讲结束时，讲了这样一段话，这也是他临终前的绝唱：“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将自己和宇宙关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林同济的字颇有飘逸灵动气质，却隐隐含藏拙趣，对文字的内容，当时并未细思。时隔多年，为了回忆当年与老人的一些交往片段，我翻出了当年拍摄的老照片，才注意到那幅书法的最后一句原来是——“乾坤混沌本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