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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潘光哲：《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出版的意义

胡适先生（以下敬称省略）的贡献，众所周知。研究他的生命与思想，汲取无尽的“思想资源”，往往也是“功不唐捐”。胡颂平先生（以下敬称省略）编着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堂皇十大册，正文篇幅近4000页，则是开展这项工作始终不可或缺的基础。
胡颂平是胡适晚年的秘书，亲闻哲人謦咳，勤加纪录；胡适逝世后，胡颂平奋力笃志，辑录各等史料，汇为巨帙，于1970年完成，定名《胡适先生年谱初稿》，受限于当年的政治气氛，暂以油印方式行世；几经删削，始以《年谱长编》为名，正式出版。胡适生命旅程的整体图象，因此无奈地被有意涂抹。当禁忌不再，让胡颂平的心血，也让胡适的生命纪录，“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后来者责无旁贷。笔者有幸承司胡适纪念馆行政工作，领导同仁比勘《胡适先生年谱初稿》与《年谱长编》之歧异，尽可能恢复原稿的面貌。工作所得，再度得到联经公司支持，并蒙余英时院士赐序，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为名，在2015年7月正式问世。
试以1960年的“雷震案”为例，足可证明，《补编》可以让我们对胡适的了解，更为细腻。胡适毕生想望民主，与他怀持同一立场的雷震等人，在那年却因为筹组反对党而被冠以“匪谍”罪名入狱受枷，他自然起而立言相争。胡适或是批评威权当道，“不曾到过国外，不明了国际上对于此案的重视。如其说是匪谍案子，更应该移送司法审判，不可妄加罪名，贻笑大方”（1960年10月23日）；他或是直接向副总统陈诚进言，“希望政府对于新党，能予谅解”（1960年10月27日）。胡适还喟叹，承司雷震等人审判工作的军法官欠缺专业能力，因为“在美国的军法官，至少也有一个法学博士的基础，再有军法的知识才能胜任”，所以他批评判决书的内容“实在太差了”（1960年11月2日）。即便胡适的努力俱为幻影，批评进言也毫无作用；重温这几段当年被删削的文字，胡适关心之殷，跃然纸上。
胡适纪念馆是缅怀想念胡适的天地，也应该是推动“胡适研究”的火车头。《补编》的出版，如果能为“胡适研究”的进步，加柴添火，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了。（作者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