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既有课题的深化，新课题的开拓，均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学术界对于胡适的研究，成果颇多、史料发掘也较为充分。笔者在研究蒋介石与胡适关系的过程中，发现若干相关的新史料，且数量不在少数，在此披露补充，以期对同仁有所启发，对胡适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1、蒋介石日记
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其史料价值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蒋介石日记中有许多与他人交往的记录，或是其对人对事的观察与思考，胡适是蒋日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物之一。透过蒋的日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胡适与蒋介石交往的细节，及蒋对胡的看法。
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最早的记载，是1932年底他们首次在武汉的见面。对此次见面，胡适在11月28日、29日、12月2日三天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其中12月2日记事详细，对蒋颇有怨言：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因为我下午还托雪艇告知他前日之约我一定能来。他下午也还有信来重申前日之约。
席上他请我注意研究两个问题：
（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难，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会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胡适用了“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主要是他希望能利用机会与蒋介石单独深谈，“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旁边始终有人无法深谈下去。胡适未能达到目的，故他生气了。后来的研究者依据这段日记，得出了“初次见面，胡对蒋很不客气”的结论。
然而，蒋介石的记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日记道：
上午，批阅，办公，会客，见刘廷芳。下午会客，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李与刘皆可用之才也。
比照两人的日记，蒋介石对胡适的观感显然比胡对蒋的观感要好得多，蒋对胡的话都听进去了，“甚以为然”。他将胡对教育的意见归纳为“主张持久”，“利不十，不变法”等，也挺准确。蒋对胡适的评价颇高，“其人似易交也”，根本没有觉察到胡“很生气”。
总体上，蒋介石对胡适是尊重的。抗日战争时期，蒋派无外交经验的胡赴英美开展“民间外交”，后又任胡为驻美国大使。时间流逝，胡虽以“过河卒子”的拼命精神自许，但蒋对胡的不满却日益滋生，甚至在他离职后仍有怨言，蒋1942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道：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如此而已。
这段日记中，蒋不仅认为胡适在使美四年的种种努力对国家“毫无贡献”，更怪罪胡只为个人谋利，“不惜借重外国势力，自固其地位”。
在抗战胜利至1949年败退台湾之前的蒋介石日记中，涉及胡适的内容不少，主要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对胡适的安排，如委任胡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邀请胡加入政府等。1946年7月，胡适自美返国时，蒋介石曾亲设宴招待。
此后，胡适在国共激烈斗争及国民党的内斗中，基本上站在蒋介石一方，蒋在总体上对胡适的评价是正面肯定，如1947年3月，蒋接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请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他在日记中称赞胡适，“在此艰难时局中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以至于1948年选举总统时，蒋曾认真考虑过要推举胡适出马。杨天石教授利用这段时间的蒋日记，写成《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一文（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胡适的记载增多，尤其是1958年胡适返台任中研院院长后，两人接触日多，蒋对胡的成见亦日深，痛骂胡适一度成为蒋日记的重要内容。这部分的内容，在拙文《相异何其大》（《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中有所体现。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蒋当天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事后并评论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以胡适死为大快心意之事。这完全颠覆了既往研究中对蒋胡关系的描述。
胡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全集已公开出版，将两人日记中相关的内容加以参照，比较异同，非常有趣。
２、“蒋中正档案”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通常称“蒋中正档案”），包含了蒋介石相关的大量公文、函电、批示、照片等，数量巨大，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与近代人物的宝藏。“国史馆”对其中“蒋中正档案”已经进行过数位化处理与编目，给查阅与利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以“胡适”为关键词进入“国史馆”“蒋中正档案”的检索系统，可以检索到410件与胡适有关的函电，其中既有胡适与蒋介石间的函电，也有其他相关人函电中涉及胡适的。
“蒋中正档案”中最早与胡适有关的文件，是1932年10月22日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等6人署名，由翁文灏用密电代发给在汉口的蒋介石的一份电报（这应该是蒋介石、胡适间最早直接联络文件），内容是要求对被捕的前中共领袖陈独秀进行“公平处置”：
陈独秀君在革命史上颇有相当功绩，虽晚节多谬，然尚不肆暴力破坏，同科且久为彼辈所深恨。此次被捕，务恳大力主持法律审判，公平处置，不胜盼祷。
与胡适有关的最后一件文件是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促胡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职的电报：
纽约游总领事建文密译转胡适之兄勋鉴：中研院为我国最高学术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巨，有赖硕彦领导。兹由该院评议会依法选举院长候补人送府遴任。业经遴定请兄担任，特电奉达，敬希惠允，并早日回台视事，至所企盼。李政道、杨振宁两君，研究学术卓着，辉煌成就，国有光荣，请代致恳挚嘉勉之意，并促其回国讲学一行。蒋。戍支。
1958年后胡适回到台湾，两人距离很近，在联络方式上有了变化，大概无须再用函电了。
与蒋介石日记更多的是其个人情绪的流露不同，“蒋中正档案”所保存的多是其处理公务的文件，故其中所展示的，是蒋胡间因公务发生的关系，故在时间上，“蒋中正档案”里保存最多的是抗日战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往来电报。这部分电报多数已经公开发表。
“蒋中正档案”中也有不少未刊的资料，对研究胡适很有价值。最典型的是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一封长信（有人称为“万言书”），表达其政治态度，对台湾、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对蒋有建议有规劝，是研究胡适晚年的重要史料。许多学者知道有此信，但见过原件的却很少。 “蒋中正档案”有完整的原件保存。电脑统计显示，这封信约3900字，尚不足万言，但已是笔者所见两人间最长的信件。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胡适向蒋介石自荐其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的《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胡适原稿标题为《史达林的侵略策略如何在中国抵抗了25年之后成功》，在《外交季刊》发表时改为《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1950年10月在《中央日报》刊出的中文译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11月《自由中国》杂志刊出聂华苓的译本，题为《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 胡盼望蒋能阅读，并说他计划要将此文“修改扩大”成一本小书，希望蒋“能切实指摘此文的错误，并能切实供给我一些向来不曾发表的史料”。二是建议蒋多读些中共近来出版的书报，以求了解对手。他重点给蒋列了三本书：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及《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胡还特别推荐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现实向蒋提出建议。
胡适“万言书”对蒋影响至深。蒋在9月23日给胡适复信，称赞《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乃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认识非鲜，岂啻叙史翔实严谨而已”。胡适在文中将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苏联斯大林的介入，在客观上是帮助国民党与蒋本人解脱。蒋则完全接过这个解释，并逐渐将其发挥成“反共抗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将其作为统治台湾长期采用的一项策略。“反共抗俄”成为那个时代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政治动员口号。当然，蒋对胡的建议是有选择地接受的。对胡适要在台湾“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让蒋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等建议，蒋完全拒绝了。他在国民党内推行“改造运动”，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强化个人对国民党的控制，与胡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
再如，胡适在1949年离开大陆赴美国后，仍与下野的蒋介石有着密切的联系。5月11日，胡有长函致蒋，报告他与魏德迈（A.C.Wedemeyer）将军讨论中国形势的情况。其中关于蒋介石此时的出处， 魏德迈质直的批评，蒋为亲戚所累，为一群矮人所累，“以致今日在此邦（美国——引者注）人的心目中声望已大低落”。魏批评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实在多不懂得军事”，他推重孙立人、俞大维，并重复申说“台湾必须用文人作主席”。
“蒋中正档案”中的有些文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蒋介石与俞国华间的往来电报显示，蒋十分关注胡适在美国的生活，1951~1955年间曾指示俞9次资助胡适，每次5000美金，成为定制。那段时间胡在美国生活颇艰困，这笔资助绝对是雪中送炭。此处择两份录于下：
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1951年5月15日）
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1日）
甚至，蒋还过问胡适在美国住院的费用，1957年他致电“驻美国大使”董显光：
董大使：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甚念。请再代访详覆。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中正。寅世。
３、胡适纪念馆的资料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的相关资料多为研究者所熟悉，但近期该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提供给笔者的资料却有些别致，是胡适在蒋介石两篇油印讲话稿上的批注：一是1958年2月4日蒋介石主持宣传会谈时的训词《本党又是面临时代的一次考验》（胡适在上面批注：“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央评议会上，蒋先生又读一次”），二是1958年7月16日蒋介石对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的讲话《革命民主政党的性质与党员重新登记的意义》。胡适阅读时相当认真，不少的话下面画线，更有地方打了“？”号，大概显示质疑或不能同意。如在第二篇中蒋介石说“世界上没有健全政党组织的国家，在两次大战中，受不了战争的锻炼，经不起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颠覆，只有衰落与灭亡”。胡适画了问号。再如，蒋介石说：“我们本党为什么在今日宪政时期，还要形成一个革命民主政党，而革命民主政党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在反共革命未成之时，尤其是在今日大敌当前，国本动荡时期，必须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来维护民主制度的道路，也就由此可以明白显示出来，而不待多说了。”胡适画了两个大大的问号，并直接批注：“讲了半天，等于没有讲！”这可以看作是他们两人在隔空对话。
史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不断地发掘新史料来修正既有研究的结论，或发现新的课题。以上所揭示的资料，能够使我们对胡适，尤其是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
本文出自《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略有删节。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胡适-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目录
耿云志/重读《新思潮的意义》
陈方正/论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
黄克武/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1949年后蒋介石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
欧阳哲生/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
罗志田/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朱文华/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
江勇振/“胡适档案”里新发现的杜威在华演讲残稿
潘光哲/青年胡适的“民主经验”
李建军/胡适“知行合一”的民主观浅论
张书克/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陈漱渝/胡适与蒋介石：盖棺难以定论
宋广波/胡适与夏鼐
邹新明/胡适归国最初四年读书交往补略
石立善/略论《胡适全集》失收的一封复日本学者的信
山口栄/デューイ访中と胡适
Kiselev Valery（路文力）/胡适：中国哲学里的实用主义的思想
王法周/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视角——兼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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