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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再起：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和中亚、欧洲之间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湮没，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
因为茶叶贸易，昔日的边境小沙丘恰克图逐渐演变成“沙漠威尼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繁荣一时，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当时，茶叶是两个大国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中国茶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了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俄土战争和俄法战争中，俄国军队还配备了中国茶叶。
从19世纪开始，清政府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进入了辉煌时期，茶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公元1811年，茶叶出口俄国达8万普特，公元1820年超过10万普特，茶叶已占当时两国贸易额的88％。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输出到俄国的中国茶以砖茶为主，开始是云南的普洱茶砖。普洱茶砖是为适应茶马古道的马帮长途运输而生产的，主要销往俄国鞑靼地区和西伯利亚。俄国人将它与奶油、盐以及香料一起煮着吃。中国其他地方的茶叶，也是先制成茶砖，然后出口到俄国。
当时的茶叶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
砖茶均来自中国南方，而当时的茶叶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这与山西的地理环境有关。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据清咸丰《汾阳县志》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岁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晋商以南北物资交流为主业，“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转而再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及俄罗斯等地”。他们历年长途贩运茶叶，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南起闽赣鄂，经汉水晋中，北达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输出茶叶为主，故称中俄茶叶之路。
清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火影响，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晋商改为采运两湖茶，就地加工成茶砖，由陆水湖运至汉口集中，溯汉水(即襄河)至樊城，然后舍舟登陆，改用畜驮车运，经河南唐河、社旗，从洛阳渡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晋北的玉右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晋商换作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汉口被誉为“茶叶港”
汉口，在清代是江南大宗茶叶外贸的加工与集散地。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
由中国销往英国和俄国的茶叶，大量由汉口起运。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商争夺茶源，俄商不仅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甚至在1874年将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把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终于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国人垄断了汉口茶市。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羊楼洞及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往昔繁忙的由汉口至恰克图的茶叶商道衰落，成为历史的陈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旦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
从中方来说，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恰克图这条中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晋商集团对发展中俄茶贸之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我国内地的种茶业、茶叶加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作者为武汉大学俄罗斯乌克兰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