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视角创新使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历史-视角创新使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视角创新使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

作者：王晴佳 转自：社会科学报 2011-12
美国的中国研究、抑或西方的中国研究，我以为是和两个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是与欧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历史学学科化、专业化以后的发展有关系；第二是与中国本身的变化和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相互交流也有较大的关系。
在美国历史学系，没有我是做世界史的和我是做中国史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区分。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或者其他系科，基本都有一个机制，而在中国好像还没有，那就是大约每个月甚至每半个月就会让一位教师做一场学术报告，向全系师生（特别是研究生）开放，而所有的老师都会参加。报告者会将尚未完成的论文粗稿拿来给各位批评，所以世界史、中国史或非洲史的学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学科的分界线，也不会因为自己不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就不对报告者的内容产生兴趣及提出批评。杜维运先生曾在一本比较中外史学的着作中指出，有所谓“正统的西方史家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的区别。他所指的“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人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研究西方以外地区的学者。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畛域分明的界限，而是一直有着交流和互动；欧美的中国学者就可以随时吸收研究欧美历史学者的成果和视角，不但将有些研究视角引入中国史的研究，而且也对这些视角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加以修正和补充。
中国学者看西方的中国研究，大致上有一种新潮迭出、目不暇给的感觉。这一现象，与欧美的中国学者不断和其他同事、同行交流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欧美人从小就培养出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他们一直追求新颖的视角，即使受到其他同行的启发，一般也不会满足于照搬和引进，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史料的分析提出修正。所以对于美国学者来说，你用这种方法，我就用另一种方法；你做这个课题，我就做另一个课题。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造成他们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与之相比，中国自古（隋唐之后）以来就实行应试教育，学童从小就希望获得一种标准的答案，因此创新意识不强。在有些时代，当权者甚至根本就不允许有创新，因为创新就会产生异端。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人要像西方学者那样，在学术上新见纷呈，为期甚远。但中国人的守旧、划一和从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由于每一代的学者都不断地重复前人的成果，保证代有传人，以致至少在文化的层面，中国持续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而西方历史常有剧烈的断裂。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
美国的中国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探讨历史演变的长程规律、解释历史进程轨迹到形象描述历史事件本身的转变。我们可以结合美国中国学变化的第二个方面，也即从与中国本身的变化和中美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角度，举例阐述。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突出了西方激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他的这一结论，也为民国时期的史家所赞同。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继续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就是接受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解释框架。
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继续了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大规模的讨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西方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中激起了不少回应。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者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产生了大量的互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美国的中国学者有机会到 中国实地考察，阅读和运用档案材料。也许有人会说，黄宗智是一个华裔学者，所以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并与中国学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其实不然。许多美国的中国学者，其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黄曾在一篇长文中分析美国的中国研究、甚至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双重性”(biculturality)。美国的中国学者也自然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掌握了中文，但同时又在美国的学术界工作、研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中国完全脱离。美国的中国学者的“文化双重性”，不但表现在观点上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且表现在史料运用的方面。后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运用中国保存的史料（不一定是中文史料）就是一种必需。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者有机会到中国查阅资料、使用档案，无疑有助于他们研究的深入。
为什么同样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学者与美国的中国学者之间既能产生共识，又时有歧见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核心。美国的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因为所处理的对象及运用资料的缘故，又与中国学界不时产生交接和交流。而两者相较，还是前者更为主要。比如，美国学者推动“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的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都希望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视野，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把“中国”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抑或至多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因此可以加以解构、拆散和重新组合。而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具体的、不但可以触摸的到而且血肉相依的实体。当前中国人的全球史研究，基本没有也不想抛弃民族史的框架，其道理正在于此。不过，美国学者的研究是否能完全摒弃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框架，也存有不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