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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史研究——“历史热”中更须冷静

中国史研究——“历史热”中更须冷静
作者：张越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5日
原题：中国史研究：“历史热”中更须冷静
近年来，随着“历史热”的持续升温，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受到社会公众的更多关注，诸如通俗史学与专业研究之间的沟通、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趣味与真实等有关历史知识社会化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不仅持续进行着，而且更趋深入。
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及公共史学受关注
由历史知识社会化趋向而引申出的历史学的功能问题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探讨，是本年度史学界的一个亮点。期望当代历史学家以历史知识的博洽和历史思辨的睿智参与到当下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建设里，介入于传播历史知识的各种新形势的渠道中，为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历史借鉴，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的历史观念培育我们的国民精神，成为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有学者呼吁，讨论历史研究的目的或历史学的功用离不开现实。希求完全脱离现实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历史研究的非功利性，并不利于历史学功能的发挥。所谓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并不存在。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即是参与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历史学家也在积极地投身于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行动中。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的创作和试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
古史研究的理论诉求和具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由于新出资料的不断刊布、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变，各断代史的具体研究、局部研究呈现持续进展的态势。
与此相应的是，提倡宏大叙事、加强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与认识、注重历史学的理论回归、推进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升中国史家在本领域的话语权、形成本土特色鲜明的中国史流派等要求，渐成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诉求。这类问题在本年度同样进一步受到重视。
在本年度，吸收考古发现和新材料的研究成果，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等理论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对中古时期政治制度、官僚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中古时期在国家制度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与官僚队伍结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基础，为酝酿与构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及转变的理论模式做出了有效努力；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文化认同、政治格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认清该历史时期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相关研究，则以中国史家研究语境的强化和话语权的突出为特色。
近代史研究课题意识强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是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以新视角开拓新课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趋势。课题意识的强化，使得近代国家的重塑与认同研究、近代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研究、近代文化与社会制度转型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研究等中观或宏观领域的研究正逐渐得到加强。
尽管存在着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讨论，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对重大历史发展内容的关注。如在推翻大一统的皇权帝制后，王朝体制的君权神授观念被打破，民族主义、国民国家思想通过报刊等方式广泛传播，全体国民逐渐觉醒，表现为重新进行国家民族的塑造与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尝试通过革命、改革的多种形式、途径实现各自的政治诉求。这些领域的相关问题，以往海内外学人已经从不同的立场加以论述，国内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视起来，而这样的研究趋向，也有助于克服一味琐碎化的偏向。
史料整理、研究及数字化处理
对包括古代史籍和近代史料的修订、编纂整理、研究及数字化处理，在规模和投入方面均呈迅速增长之势，取得的成绩非常明显，存在的问题也不断增多，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
史料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摄影、信息获取、图像处理技术、虚拟现实、计算机辅助设计、多媒体与宽带网络技术等对历史资料进行数字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的过程，还可以多种格式呈现，如文本、音频、视频、图像、三维对象等。数字技术为史料的保存与保护提供了新的手段。史料的数字化还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历史资料保护和参与意识、提高公共文化机构的信息服务效率、推动我国历史资料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随着国家对史料的数字化处理的投入不断加大，凸显出的问题需要有关方面重视起来，如避免重复建设，减少人力、财力的浪费，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最终目标包括除档案以外的所有图书、报刊、未刊文献、民间文书、各种谱录等，使其成为公共资源，免费、长期开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