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炎黄文化-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

作者：王桧林 转贴自：《史学月刊》201009
【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此文原为本刊去年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而撰，文章完成时，那组纪念五四的笔谈已进入清样校对程序，故未能编人，便拟适时发表。孰料，去年9月2日王先生竟驾鹤西归。哲人逝世已届周年，适因今年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本刊借此机会刊发长期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的王桧林先生此文，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王先生一生学问之大、之深、之精，非吾辈所能妄加评述。惟先生在此文中，以治思想史的博大视野(世界史的视野)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透视和解剖，思考问题之大，角度立意之高，当由读者细察。据王先生高足朱汉国教授言，王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两天，曾对他一再谈及此文。据此以观，此文似有王先生思想遗嘱之性质。
引言
中西文化之争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史范围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人总是把它作为中国史来研究。我对世界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公开的、明白的争论。从中国来说，自从西方文化传人以来，就发生了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而中国史书上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作为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加以叙述的。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国，它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极大的增强。而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显然是不足的。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成为中国人十分关心的、努力实现的大问题。这样就突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洪流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这时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成为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这就使我们想到对过去中国人的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之争，对当前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参照作用的。
一 西方文化进入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与“中体西用”基本公式的形成
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北美的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从此世界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近代化阶段。当时，西方先进文化传人的地区，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基础；另一种地区是具有深厚或比较深厚的文化基础。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地区，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这些地区的人对西方文化的进入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先说印度。印度是有深厚的文化的，但这时印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西方文化进入印度之时，就我所见(可能是不准确的)，没有见到印度思想界排拒西方思想。印度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
再说日本。传人日本的西方文化，最早的是“兰学”。“兰学”传人之时，似乎没有看到日本人对“兰学”有明显的排拒态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更进一步学习西方，明治维新的任务是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对外扩张。当时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脱亚人欧”，它的含义主要是日本能够富国强兵，摆脱落后状态，进入西方强国的行列。但这里头也应当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那时日本也有人维护日本传统文化，但没有看到强烈排拒的态度，没有看到日西文化之争。我们不应忘记日本是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的国家。日本很快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三说中国。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一些保守落后的人士强烈排拒西方文化，而一些当时的先进人士，提出的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主持人的想法是利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振兴皇权统治。随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就形成了明确的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个公式，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直是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主导思想。在今天仍然如此。
二“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问题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贯彻着一个“用夷变夏”或“用夏变夷”的问题。两种文化接触，必然要相互影响，二者的相互影响往往不是平衡的，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大或是根本性的。从总体上说，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说，近代以来，是西方影响中国。这种影响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可以看出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从西方传人的，是西方文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对这个史实避而不谈(有意的或无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思想，毛泽东早就说清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难道这不是“‘夷，变夏”吗?不过，中国历史研究者不这么说就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中共党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倾统治全党的时期，提出的重要口号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叫苏维埃，苏区的小学一律叫李(列)宁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学习苏联模式，中国的教育按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1957年“反右”斗争中，谁怀疑这样学习苏联，就被打成“右派”，成为“反革命”，更不用说反对学习苏联了。这些问题搞不清，在中国思想界必然产生混乱。中国主流派的思想，是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对这种历史怎么解释呢?所以，只有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我们的“夷变夏”固然有外力的巨大影响，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作成的。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之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认真搞清楚，就很难说清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的前进方向。
三“中学为体”之“体”变了，“中体西用”的公式未变
中西文化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为“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这种争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之争的演变和具体化。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学为体”的那个“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谓“中学为体”之“体”，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道统、政统。中国的政统是两千多年以来以皇权为中心的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进步；但是，这个道统、政统还隐性地存在着，蒋介石就曾说《大学》、《中庸》是治国的宝典。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在暗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
上面说过，新中国建立的政权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立国、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相当于过去的“中学为体”之“体”，今天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就是用这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成为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
四 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中国思想界
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进行着中西文化之争，虽然没有发生如不久之前关于《河殇》和反《河殇》那样的公开争论，实际上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当前的思想界。我们这里拿最近发生的具体事例来说明。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提出：“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发表后不久，引出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令人想不到的是，批判者是以价值观问题批判《南方周末》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一种普世价值。对这种普世价值，应当尊重和维护；而批判者则认为那些不是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不具有普世性。这实际上就成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否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进一步推延，就引出了自由、民主、人权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还是仅仅是某些西方人的价值观，成了中西方文化之争的核心问题。
中西文化的分歧弥漫于中国整个思想界，这种事实随处可见。再举例如下：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列宁斯大林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不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近有人提出，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二是已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就表现了中国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近年来，有人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语言文体提出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现代语言是抛弃中国古代语言，按西方语言结构构建起来的．这是西方语言霸权支配了中国的语言，应当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现代语言体系的建立，是中国文化的进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这应该是中西文化之争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清了。他在《经典常谈》中说：“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①这是中国现代语言走过的路，这是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甘阳主张建立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②；袁伟时则批评说：甘阳“就是冀图把源自西方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拒于国门之外”③。在这里，表现了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国发展前途的重要意义。
我掌握的材料不多，不能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分歧做全面的论述，但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分歧争论，在中国思想界随处可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纷争以后还要长期延续下去。
结语
今天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意见分歧依然很大，但是关注的热点和过去不同了。在讨论“中体西用”问题的前期，更多地关注何为体、何为用和体用的关系；今天则更多地关注维护这个“体”发扬这个“体”，站在“中体”的基点上，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如“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论，主张孔子原教旨主义，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和孔子宣扬的西周礼制直接衔接起来，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起什么作用，在中国思想界起什么作用，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总的来说，“中体西用”文化观主要是捍卫“中体”，发扬“中体”，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论述时，主要是正面肯定。当前，中国融人世界的速度大大加快，中西文化的接触面更扩大，因此，中西文化关系也更复杂，更深刻。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中体西用”文化观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有论者严厉批评“中体西用”，认为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中体西用”论发生了重大作用。“中体西用”文化观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从我们上述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我们不认为它起的作用那么大。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中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中国皇帝两次被外国侵略者赶出京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住在清朝的皇宫里。中国所以不亡，中国文化这个“体”是有巨大作用的。一百多年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纷争，仍在继续，看不到何时会终结。
定稿于2009年4月19日
收稿日期2009—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