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环境史研究与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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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环境史研究与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作者:梅雪芹 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摘要: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曾在1990年代呼唤,"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大潮之中。在这个新形势下, 历史这门古老的学科应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在世界历史上, 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理论思维。伟大的变革时代也必然引起并召唤学术思想与学科的大变革 , 历史学在保留自己学科特点的同时, 应根据时代的需要开拓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研究领域[ 1] 。他从“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的考量出发, 以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推动“现代化史”成为中国世界历史, 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 。对于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使之逐步走出“被遗忘的角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 时代的中心话题已经变为“科学发展”或“可持续发展 ”, 批判传统的发展模式、反思现代化之问题的研究, 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前沿。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似乎更加“落后于现实生活”, 因而又走到了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发展的关头。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和文明建设转型的新形势下, 确实需要本着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心, 再一次认真思考世界史学科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就此而言, 被称为21世纪“新史学”的环境史, 这一因现代环境危机而诞生的历史学研究新领域,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明确地说, 环境史对于推动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史是1970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为之冠名并首先关注和研究的。概括地说, 环境史是环境问题逼出来的历史, 环境史是环境危机催生的历史。这里所说的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 指的是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引起的生态破坏, 以及工农业迅速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导致的环境污染。环境问题看似简单, 以致人们往往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 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环保技术开发好了, 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其实, 环境问题十分复杂, 不仅在成因上包含了复杂的人为因素, 而且其过程和结果中也包含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及利益冲突。更为关建的是, 如何对待环境和环境保护问题, 直接反映着人类社会的价值争斗。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社会、思想诸多方面, 其研究需要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协同攻关, 其治理需要政治的运作、社会的共识、思想观念的转变等。这样, 在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治理中, 历史学是不可以更不应该缺场的。
在历史学因应环境问题研究和治理的过程中, 美国的一批史学工作者首先在国内组织起环境史学科, 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动环境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与此同时, 环境史日益突破诞生之初针对环境危机的警世色彩, 逐渐成长为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而自成体系的一门新学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环境恶化现实的刺激以及中外学术交流推动的背景下,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也关注到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 并开始致力于引介美国史学家的环境史着述。这一时期,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中国史学者也踏上了探索生态问题、环境危机以及相关学术的新史学之旅。及至十余年后的今天, 随着中国的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对环境史推介和研究的扩大与深入, 中国史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研究环境史。
什么是环境史? J. 唐纳德 休斯将其归纳为五点: ( 1)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也是一门历史。( 2)这门历史的对象是自古至今与自然其余部分相关联的人类的生活、劳作和思考; 它通过时间带来的变化, 一方面研究自然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3)这门历史的核心概念或概念单元是.. 生态过程 , 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意味着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不断的、复杂的变化, 时而转向、时而背离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 4)这门历史的方法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 从而补充了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历史分析形式。( 5)这门历史的宗旨是从与自然相关联的新视角重新探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 以更好地把握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 从而为寻找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 2] ( 译者序 , P5) 。
关于环境史对人类自我意识及其历史观念的修正, 休斯在其着作中作过明确而又系统的论述。他在《什么是环境史》中说: “环境史家敏锐地意识到,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 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的确, 针对人类盛行的认为他们自己脱离自然、高于自然并控制自然的倾向, 环境史可能是一种矫正。” [ 2] ( P3. 4) 这里提到的人类盛行的那种自我意识, 一般认为是近代以来的产物, 并被称为“帝国式论点” 。而受此意识所支配的人类, 已在世界各地征服自然之战中节节胜利。在此过程中, 自然环境深深烙上了人类活动的足印, 以致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 共享地球的鲜活动植物面目全非。然而, 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到头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 人类终究不能摆脱自然的钳制。这体现了人类个体及其社会与环境彼此改变、彼此影响从而相互联系的客观事实; 而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在环境史撰述中是十分突出的。这样, 环境史学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分析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局部或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对于人类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的关系, 更好地调整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至于修正人类高于自然、控制自然的自我意识, 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史对人类历史观念的修正表现在许多方面。对此, 休斯除了分析环境史与“旧史学”之间的区别外, 还特别就环境史对发展观念的修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在《世界环境史》中说, 20世纪下半叶, 大部分世界历史都将“发展”作为其叙述主题, 并在用它解释历史进程的时候, 改变了其固有的生物从诞生到死亡的生长过程这一含义。结果, “在今天广为接受的历史观念中, 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要义, ‘发展’本身成了目标。在这种意义上, 发展的主要意味并不是艺术和科学上的改进, 更健康、更丰富的环境, 或者更可靠、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 [ 3] ( P9) 。在他看来, 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展, 不承认地球资源的有限性, 并极大地造成了生命群落的毁灭, 因此其成就是靠不住的。
在《什么是环境史》中, 休斯对以往世界历史中“发展”的片面性及其不利结果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 “在最近, 差不多每一本世界史教材的叙事线索或编排原则都是‘发展&’。这个词无处不在, 通常以‘文明的发展’这样的题目出现。……它完全被理解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好东西。通常讲述的故事是以一种近乎凯旋式的进步, 将人类从一种经济、社会组织水平带到下一种。即使‘发展’没有定义, 但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世界史教材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成就, 但它们所认为的发展目标显然不是好于荷马史诗的文学作品、胜过拉斯科岩洞壁画的绘画, 甚至物理学中将会超过爱因斯坦理论的发现, 而是工厂、能源设备、金融机构的创建, 还有为了人类的目的而不断增强地球资源利用的产物。 [ 2] ( P105. 106) 而一些国家在发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 主要是因为其自然资源得到了利用, 森林化作了木材, 煤、铁矿层被铸成了钢[ 2] ( P106 ) 。显然, 这样的发展故事大大忽视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界, 结果, 在上述变化过程中, 空气遭受到更多的污染, 河流承载了更多的腐蚀物和垃圾。
针对这种状况, 休斯提出要以环境史的核心概念“生态过程”作为编排原则来撰写世界史。他认为:“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概念, 它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 3] ( P8) 以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的编排原则, 也就是将生态语境和环境变化的作用始终置于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位置上, 以此考察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的程度和性质, 探讨哪些变化是在生态系统吸收和补偿的能力范围之内, 因而是健康的;哪些变化超出了这一能力, 因而损害或改变了生态系统, 甚至彻底毁灭了它。而“有些变化可能会达到干扰地方生态系统甚至全球系统之功能的地步 ”,其中, 人口增长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加大以及技术对人类影响的强化和扩散等, 尤其值得重视。
休斯进而认为,“如果生态过程被用作世界史的主题, 发展将不会从那故事中消失。不过, 它将需要仔细地重新界定”[ 3 ] ( P9) 。为此, 他具体阐释了生态过程视角下发展的含义,这便是:改进质量, 增进生活艺术, 发现更有效、更具创造性且更少浪费地使用资源的方式, 以及拓展道德的内涵。这样的发展所指引的方向, 在他看来是保护而不是破坏地球生物圈, 因而具有积极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把握休斯倡导以“生态过程”组织和编写世界历史的寓意所在, 并真正领悟到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 而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 什么样的发展才真正造福于人类和自然。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 为什么休斯会强调在解释目前人类与自然所面临的困境时, 环境史与生态科学同样必要。
关于环境史对历史学科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推动, 休斯也做过许多论述。他在《潘神的劳苦》中说道:“环境史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为历史学家的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 即战争、外交、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等提供了视角。其中, 每一主题在本质上都与自然相联系, 与自然环境的用途和意义相联系。” [ 4] ( P5 ) 在《什么是环境史》中, 休斯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史的作用, 即环境史能够揭示历史学家通常所关注的对象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之基本进程的关系。[2] ( P14) 明确了环境史在推动历史学科发展方面的意义, 这与詹姆斯! 奥康纳关于环境史促成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本身的革命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奥康纳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环境史“发展的结果将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当然更广泛、更深刻、更具包容性……人们可以肯定,未来一代代史学家将根据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等等, 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本身的革命——这正是今天的环境史所促成的, 来重新解释甚至革新环境史” [ 2] ( P119) 。休斯推崇奥康纳的观点, 并像奥康纳一样强调, 环境史是(或应该是)今天历史编纂的核心。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 休斯转述了艾伦。斯特劳德的一个说法。2003年, 斯特劳德发表《自然总是很要紧吗? 追踪遍及历史的灰尘》一文。她在文中说到, 环境史并不只是历史学的又一个分支, 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旁边求得一席之地。相反, 它是为所有这些领域的历史学家更好地讲述历史而准备的诠释工具。“如果其他历史学家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去关注灰尘、水、空气、树木以及动物(包括人类) 的物理、生物和生态属性, 他们会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开始探讨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和新答案。” [ 2 ] ( P129)
还值得一提的是, 休斯之所以在论述环境史的学术意义时引用学生辈的斯特劳德的观点, 恐怕与斯特劳德对环境史特征的明辨分不开。斯特劳德在此文中特别强调, 正是对自然界, 亦即尘土、水、空气、气候、细菌和动物(包括人类)的关注, 标明了环境史学家的方法。而“自然”是环境史所研究的环境的物质、生物和生态成分, 因而更具基础性。并且, 正是对环境的这些成分的关注, 使环境史显得与众不同。这样, 环境无论作为概念还是作为事实, 都根本不同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分析范畴;将它与它们相类比, 是错误和混乱的。环境不应在“ 性别/阶级/种族”三头同盟中求得一席之地, 它是所有这些范畴的基础。所以, 必须明晰使环境史研究既与众不同又十分重要的东西所在, 这就是:环境史学者十分关注自然的物质要素。“当我们缺乏足够的食品或水、当空气污浊不堪而充满危险、当疾病在摧毁社区的时候,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由环境所塑造, 并有赖于环境。” [ 5] ( P76 )
此外,休斯在论述环境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的正当理由时, 提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它为跨学科的思考以及学科背景不同的学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开端。他还列举了许多具体成就, 包括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 以及历史学与生态科学之间裂隙的弥合等, 来证明这一事实。这表明他在积极地思考环境史对于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所以, 当他在谈及环境史的问题时, 首先提到的是“专业化”,认为如果将环境史研究局限在历史专业之内, “这可能对环境史本身并不利, 因为它生来就是一种跨学科主题, 并且是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交流刺激引起的 ”[ 2 ] ( P112) 。他确信, 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比, 环境史学家更有可能从事跨学科研究, 因而希望他们为振兴跨学科的环境史而努力。
关于环境史对现实环境问题决策的指导, 休斯同样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主张以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的组织原则, 以此考察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其用意在于以过去所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当前的处境, 并预测未来的进一步变化。所以, 他指出, 人类的行为虽然不能收回时间之矢, 但可以调整它的方向。并且, 有希望朝着更好的方向来调整它, 那可能是环境史的作用之一[ 3] ( P8) 。休斯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在寻找现实的环境问题的答案中,“环境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视角, 以提供导致现今状况的历史进程的知识, 以及关于过去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例证, 还有对必须加以讨论的历史力量的分析。没有这一视角, 决策就会深受基于狭隘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政治短视之害。环境史可以成为矫治草率反应的一剂良药” [ 2] ( P143) 。这些论述, 正是休斯对环境史的现实意义的一种阐发。
结合休斯对环境史作用的论述, 我们可以总结环境史在推动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要言之, 环境史有助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世界史与现实需要之联系的加强。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来看, 最核心的问题是, 我们世界史工作者要像环境史学者那样认识到, “从古到今, 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 2] (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