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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国际学术视野中的非洲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国际学术视野中的非洲社会科学
古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Pleny, the Elder）曾说：“非洲总是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这正是非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一如当代非洲学者基-泽博（Ki-Zerbo）所说：“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
各学科名家云集 研究成果丰富
非洲有许多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立足于人类知识的构建并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塞内加尔的人文科学家迪奥普、肯尼亚的政治学家马兹鲁伊、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阿贾伊、埃及的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刚果金的哲学家姆丁贝和乌干达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姆达尼等。
从人文学科来看，迪奥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领域涵盖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甚至物理学。他的前期研究主要涵盖人类起源问题和殖民前的非洲文化，是非洲中心主义思想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文明的非洲起源：迷思与真实》从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发掘等方面考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埃及的关系，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地，埃及人属于非洲民族，起源于非洲。他在后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非洲只有组成一个团结统一的联邦国家才能实现工业化，并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力量。
非洲的哲学研究曾经一度集中于探讨传统生与死的关系、非洲人的思维共性、哲学实践与哲学理论的关系以及心理、道德、宗教、巫术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分为两个支流，一是遵循坦普尔《班图哲学》中“人种哲学”的思路，二是以崇尚黑人精神、黑人性的非洲主义为主轴。然而，《发明非洲：灵知、哲学和知识的顺序》一书的出版打破了这种对传统非洲哲学的理解，姆丁贝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现代非洲思想主要是西方的产物，非洲传统思维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包括哲学。姆丁贝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哲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非洲研究会主席。他认为非洲现代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是由西方世界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表现为将事物分为正常的和病态的两种，欧洲的或与欧洲相联的是正常的，非欧洲的则是不正常的和病态的。西方人类学家和传教士不仅扭曲了外界对于非洲的理解，还扭曲了非洲人对于自身的认知。他试图对由西方的非洲学家建立起来的非洲话语进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非洲人自身的知识体系。可以说，他的观点是一种对非洲现存意识形态的非殖民化观点。
政治学是非洲社会科学中深受西方影响的一个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化、良政治理、国际关系、防止冲突和反恐策略等实际问题上。以民主化为例，艾克等人认为非洲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对法律的尊重，可信的政府统治，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以及多党制与选举制。非洲一体化进程、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建构也在热门话题之列。马兹鲁伊是其中的翘楚，目前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主任，被誉为“非洲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并被选为历史上100位最伟大的非洲人之一。他注重研究非洲政治与社会，认为非洲文明是本土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合，这一观点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明确表示没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不存在；“非洲之和平”（Pax Africana）和“全球非洲”（Global Africa）的概念也由他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是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非洲的人类学有着深厚的西方传统，从殖民主义后期起，非洲人类学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研究。在他们之中，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主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政治学教授马姆达尼名列前茅。他在《救星与幸存者：达尔富尔、政治与反恐战争》中指出，达尔富尔危机主要来源于殖民主义、生态危机和冷战的负面影响，而所谓“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夸大了当地的暴力局面。他在《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之源》中指出，对穆斯林区分好坏是一种误读，冷战时期美国对穆斯林尤其是对阿富汗的政策是本·拉登崛起的原因之一。他在《当牺牲者成为屠杀者：殖民主义、本土主义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中表示，卢旺达的种族仇视源自殖民主义造成的政治认同，而民族主义运动也未能消除这种认同。
建立新型非洲知识体系是当务之急
西方对非洲文明的否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它既建立在种族歧视和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直接产物。随之而生的非洲历史“空白论”或非洲文明“外来说”对非洲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非洲社会科学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破与立，即解构与建构。他们必须清除与奴隶贸易伴生并成为殖民主义统治合法性之思想基础的种族主义知识建构，恢复非洲文明应有的地位，并建立新型的非洲知识体系。
非洲社会科学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既属于非洲，也属于世界。非洲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学术有着矛盾的心情，这与后殖民主义学者十分相似。他们既有出生于非洲并在本土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也在欧美受过教育或从事教育工作。多次访问中国的萨米尔·阿明在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中分析了殖民主义的遗产，也说明了当代世界不平等的结构所在。他们既对西方学术抱批判态度，又一直在西方国家从事研究或在学理和观点上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这看似矛盾，但既有历史背景也有现实答案。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统治与西方学科建构几乎同步；而当代国际学术仍以西方学者为主力。像萨米尔·阿明那种对西方霸权抱有强烈反感的知识分子不多。
其次，是非洲社会科学与现实联系紧密。非洲社会科学既面临各种现实问题，大到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与国际关系，小到村社权力或个人行为。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是非洲学术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的典型例证，基-泽博、马兹鲁伊、翁吉等人认为，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族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经历六个层次或阶段：共处、接触、竞争、征服、妥协、聚合。这是对非洲国家内各种文化和不同地方民族关系的最好概括。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既有如萨米尔·阿明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分析，也有对某个行业的个案研究。肯尼亚年轻学者卡苏里的最新研究《21世纪非洲花卉工业的劳动力女性化》以8家花卉工厂为例，通过对劳动力女性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分析了劳动力女性化对花卉市场、性别分工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再次，是多学科的融合和学术观点的包容。我们从以上学者的学术经历和成果可以看出，他们善于吸收不同学科的视角、观点和方法，从一种多学科和整体的视野来进行研究。从方法论上看，经过各个学科或各个方面的交流和融合达到一种新的融合和平衡，各种观点和不同流派有机会重新去审视其他学科、方法、流派和观点。由于强调相互交流和相互妥协，多个学科、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知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互相吸收的过程中趋于一种“非他非我”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各学科和新的思想或价值观往往以一种更为宽阔的容量和空间及更大的认同感来容纳不同观点。
非洲社会科学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文学、艺术、历史等其他领域都有体现。目前，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中国的社科学者也应加强与非洲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