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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主持建立的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从1919年3月2日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了解的关系，对于全面熟悉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它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情况。
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中国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能否有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在着手筹备建党。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从1920年6月开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于同年 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和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马林是荷兰人，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被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视为一个危险分子。他这次以记者的身份来华进行活动，其行踪受到公共租界和荷兰驻华大使馆情报人员的监视。
尼可尔斯基的身世则显得更为神秘。他于1898年12月10日出生于（俄罗斯）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县奇特坎村的一户犹太人家里。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被谢苗诺夫的白军抓住当兵，不久他所在的犹太连举行起义。他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在战斗中负伤。1921年2月，他在身体恢复出院后，被调到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侦察处工作。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他仍长期在苏俄的情报部门任职。1938年2月23日，他被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以远东边疆区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和日本间谍的罪名被逮捕。不久遭到枪决。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在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等进行了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在这一过程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这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后来也出现过一些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主张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的发生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党的二大后，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成为党的工作重点。但是，孙中山当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但这一主张不为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所赞同。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马林这次从莫斯科来中国，把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直接打印到穿在身上的衬衣上。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就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是否迁往广州，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终还是决定迁往广州。大会在讨论时，陈独秀、马林同张国焘、蔡和森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讨论结果，大会正式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在苏俄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与此同时，国共合作也促进了工农运动的重新高涨。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加剧，统一战线内部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五大制定的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工农力量，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此后不久，标志着大革命高潮到来的五卅运动和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共产国际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共产国际执委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等共同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全苏联总工会并派代表团来华，向中国工人表示慰问。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通过决议，对中国工人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共产国际、苏联的支持下，从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路凯歌，在半年多时间里，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势力，占领了长江流域大部分省份。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湘鄂赣粤等省的工农运动发展尤为迅猛异常。中国大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半途夭折，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阴谋和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和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复兴，但其“左”倾理论又使中国革命再受巨大损失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以“清党”的名义大批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入低潮。
1927年７月中旬，当中共中央准备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来电报，指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并决定按计划如期举行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共产国际新派出驻中国代表罗明拉兹出席了会议，并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了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党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各地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大会亲自给予指导。
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实现工作转变和中国革命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后，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相继建立起了赣南闽西等十几块根据地。
在此之前，经中央政治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由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字早为共产国际所熟知。他和朱德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和《国际新闻通讯》上。
由于误传，1930年3月，共产国际总部机关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为毛泽东发了一份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虽然这份讣告是根据误传的消息发出的，却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重视。共产国际批准由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特别是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现许多重大失误。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 理论和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越来越“左”倾，以致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 “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教条主义错误接连产生。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共产国际负有直接的责任。它给党的白区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红军反“围剿”战争带来了重大损失，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丢失，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也标志着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共产国际支持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最终支持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共产国际实行了战略的转变。1935年7月、8日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八一宣言”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了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的观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这一电报精神，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根据“逼蒋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忧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国共合作的新环境和新任务，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王明等人于1937年11月被派回国内。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等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会后，王明等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右倾错误主张。他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他不尊重也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书面报告大纲，又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有关决定，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表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的时候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随后，王稼祥一行启程回国。在从兰州到延安的路上，他遇上了一伙打劫的土匪。在密集的枪声中，王稼祥机智应对，终于保住了重要文件和物资。
回到延安，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大大减少了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在组织上也进一步独立。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需要，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明确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措施”。6月9日，共产国际发表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宣告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机关全部解散。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骤。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统一了思想，增加了团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