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患“理论饥渴症”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史学患“理论饥渴症”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史学患“理论饥渴症”

自从学术大跃进以来，一些学人奔忙于“项目”、规划设计、期会促迫，前贤所论“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的意境不复可寻。中国古代史领域也不能免俗，心态焦虑似已成学人之通病。约略可以显示本学科特点的是，心态焦虑还表现为另一症状，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理论饥渴症”的现象。
所谓理论饥渴症，指学人痛惜本学科可借助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说。这首先可以从近年学界对探寻新理论方法的不绝呼声来观察。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由来已久，进入1990年代以后尤为迫切。如果说此前主要为了追求正确的政治立场，近年来则更多出于推动学术深入发展的焦急心情。有学人甚至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范式未见更新的状态，描述为一种“理论危机”。
理论饥渴症的形成，一方面或许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特性有关。虽说这一学科并非古代史学的自然延续，传统的影响却极为深刻。道德史学、资治史学乃至以梳理史事为目的的考证史学，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这一学科的性格，使得它在与历史学其他领域，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较时，在理论方法创新方面明显处于弱势。换言之，以实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当代学术潮流中不仅被边缘化，更显出某种理论落伍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无疑又与多年来学界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时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现象直接相关。它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新一代学人明显冷落，甚至离弃了传统的史学理论，对理论创新却又力不从心，不免更加焦虑。
在呼吁 “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的同时，学人在实际研究中也努力尝试着各种新说。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试图尽可能地借用现代社会科学各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将它们应用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数量可观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努力。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都在绪论中标明了自己之所借引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其内容相当广泛，差不多现代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都被分别声称应用到了各自的研究之中。其中尤以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显学，拥趸者为众。另一突出现象，则表现在对洋学问的迷信，以为西方的学术思想都是“先进”的，值得仿效。常见有学人引用西文通史性着作的一些文字，以作为自己专题性研究之论据。
不过，目前这种在理论饥渴症驱动之下囫囵吞枣地追求理论新说的现象，其不足也很明显。关键在于：社会现象相互间虽有一定的共性，却也必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性。毋宁说：共性是相对的，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任何理论方法的借引，都存在一个是否恰当的问题。学界尽管对教条主义的弊病已有了充分的警惕，类似的弊病却未根除。只不过迷信的对象从传统的经典理论，变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说而已——它们的主要内容同样源于异域。正因此，近年来学界呼吁史学研究的“本土意识”尤其重要。不足的另一表现，更在于对各种“理论”不少学人还处在一知半解的水平，真正能融会贯通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尚属少数。常见有学人在研究中引用了一些统计数据，就称自己的研究为“计量史学”；或对历史人物作了某些性格描述，就称自己的文字属于“心理史学”。至于那些声称应用了现代社会科学某某学科理论的，不少只是贴上一个标签而已。常常通读全文，全然不知作者所声称应用的“理论”究竟体现在何处？
总之，理论饥渴症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自觉地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这是史学理论方法得以不断提高的基本动力。从目前情形观察，提高的有效途径，一是应该真正掌握一些有助于专题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走出一知半解；另一则是应该尤其重视对研究个案的抽象归纳，以追求其可能的普遍意义。这是史学理论领域本土意识的最终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