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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潘洪钢：清代官僚体制的毒瘤——吏胥勒索

清代一个小书吏索贿大员的故事
乾隆时威名赫赫的大帅福康安征西藏归来，曾有一户部小吏求见他，为了把一张名片递到这位福大帅手中，这人前后花了十万两的银子。那么，这位小书吏为何要见福大帅，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据记载：这张名片递上来了，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福康安何等人，立即发了脾气，“小小的胥役，也来向大帅索贿？这家伙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说的，且让他进来”。小吏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小书吏也并不怯场，侃侃而谈，竟也说出一番大道理：“索贿肯定不敢，但大帅您此次用兵，用款达数千万之多，此次报销册籍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赶办，要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时关注西藏的捷报，正在兴头上，定会一喜而定。如仅就部里现有的人手，一桩桩卷宗地申办，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时，今天一份奏报，明天一份奏报，皇上天天看你的军费报销案，必定厌烦，那时再有些人乘机发些议论。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到时必兴大狱。我这是为大帅您考虑，并不是为户部这些小吏着想的。”一番话出口，福康安恍然大悟，对这小吏“大为激赏”，立即下令粮台给户部特拨了二百万两，用于军费报销案的处理（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
清代吏胥人等蒙蔽官员，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税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谋取私利的情况极为普遍
吏胥，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使得官员往往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等等，此类制度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员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务不断出现，社会事务剧增。官员又多为科举出身，对于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处理能力低下，势必只有依赖这些吏胥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与流动性极大的官员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蔽官员，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税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谋取私利的情况极为普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顺治八年，御史秦世桢就在江南惩治了一批扰害百姓的吏胥，并提出地方官员要限制吏胥数量，不得于定额之外增加人员，对这些人任职的时间，也要依制严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职，把持官府事务。此后，也有多次针对吏胥的裁革行动。但清代各部事务繁杂，官员们离了这些人根本无法办事，吏胥数量越裁越多。官员们每办一案，处一事，必查部中旧例，“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未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员们任职时间一般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数次调动，就是有任职稍久的，也没有几人能认真对待旧案旧例，他们还要忙于官场上的应酬，诗酒往还，而吏员正好借事弄权，捞取好处。晚清时胡林翼就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至清末，光绪时有人建议销毁这些没用的档案以减少吏员对事务的把持，于是派了一位陈御史前去户部查办，户部吏员打开仓房，例案堆集得与房檐一样高，请御史查看，这位御史也不知从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说，择其中较重要的留下来吧。吏员说，每一件都很重要，还是请御史大人自己来挑吧，陈氏没办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残破的卷宗销毁，回去销差了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帅口中讨食之事，他这一次，为户部要来银子二百万两之多，自己自然也赚得个盆满钵满。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特多。其他各部也因其职责而中饱私囊。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当年有一个候补知县，应当补某缺，吏部来了一封文书，说这一缺该当你补，但按例你得给我一千两。知县思忖，这事本来就该是我的，何必再花这么一大笔银子，于是不理会部中小吏的索贿。结果，那个缺额顶补却给了别人，他托人打听才知，部吏在补缺时说他原来曾经过保举，一个人占了两个补缺途径，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县令急忙请求部吏帮忙，那小吏说，这次你是来不及了，若要为将来计，你要另给五千两，否则只能在两班中注销一班。县令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班，一心等待候补。结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来这次保举有个县令实缺的名额，可惜你注销了，县令听了懊丧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本没有任何品秩，索贿不遂，也可以把个县令折腾得半死。
有时候，部院大臣也会被吏胥们整治得丢官去职。如晚清时阎敬铭掌户部，驭下极严，整得仓库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知所终，四处寻找不得，等他在别处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时，太监们已到朝房来催促了几次了。这类耽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职离开了户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库吏们在整治他而已。
清代吏胥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与社会生活实际不协调的问题
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为办理案件与社会事务的依据，非专业人员根本难于掌握，而官僚们多从科举出身，既贱视具体事务，也没有能力具体操作，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势力恶性膨胀。吏员没有上升为官员的途径，多半也没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们不想方设法索贿，几无可能。同时，清代也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复将情况上报，案牍堆集如山，官员们离开了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这也成为吏胥从中舞弊的一个原因。雍正时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一个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为书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还是赶办不及，也道出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办，而体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时，太常寺卿许乃济请驰鸦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清·梁章鉅《浪迹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页）。虽然是出于反对禁止鸦片的私心，却也道出了在吏胥势张的情况下，法令根本无法执行的社会现实。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