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北京的学术流变与文人特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古代史-北京的学术流变与文人特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北京的学术流变与文人特质

谈到北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精神，人们往往只谈明清和近代，元以前很少涉及。其实，北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术风貌。这种流变与北京城市功能的不断变换同步进行，在不同时期吸纳着大量的人才，从而形成与中原不同的学术特点。只是由于传统的中原文化决定论和以儒学为标尺来衡量，才淹没了北京古代学术的价值。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估价，在当前社会巨变的情况下，对如何认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精神和调整首都文化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的学术演变大体可分以下四个时期。
奠基时期：战国
战国之时是幽燕学术的奠基时期，它以燕昭王招贤纳士为标志，以邹衍、苏秦等齐国文人入燕为契机，燕齐文化结合，形成了以古地理观和仙道游侠为主的特殊学术体系。
燕国历史悠久，但在很长时间内却是小而弱的国家，特别是昭王即位前的燕王哙之时，齐国乘燕国内乱攻入蓟城，燕国几遭灭国之灾。燕昭王想振兴燕国，报齐国灭国之仇，励精图治，大量招徕人才。考古证明，周初确实有中原文化大举北上、挺进幽燕的时期，但不久便中断了。所以在很长时期内燕国学术薄弱，主要以神仙、方士与游侠等本地文化为主。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形成一个强大的谋士集团。特别是邹衍、苏秦为首的齐国文士入燕，使燕国学术形成一个高潮。其中，除苏秦着名的纵横学之外，特别应当介绍的是邹衍的学说。
邹衍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着名学者，其学说以天地自然为切入点，渐及人事与政治，故又被人们成为“谈天衍”。他除在齐讲学外并曾游历其他诸侯国，各国统治者都是些实用主义者，对邹子尊而不用。邹子入燕，昭王拥彗先驱，执弟子之礼亲往听其讲学，邹子学说即大兴。
苏秦的纵横学与政治理论使燕昭王一举击破强齐，邹衍的学术体系则使燕国学术形成独特的风格。加上侠客的豪迈悲壮，燕齐文化融为一体，使燕国文化有绝不雷同于中原的特质。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学术高峰。
成长时期：汉唐五代
北京成为北方军事重镇之后，使幽燕学术向第二个时期演进。从秦汉至隋唐五代，我国的政治格局是统一和分裂交替进行。这使幽燕学术既要适应中原王朝的需要，又要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如果说秦朝有大量燕国方士在始皇左右，是先秦燕国学术的尾声，汉以后的北京地区则转以经学为主，并辅以经世致用的天文、地理、博物等各种杂学。
两汉初天下草创，文景之时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幽燕虽地处边塞，但当时匈奴与中原的矛盾和战事主要在西北，蓟城周围相对平静，自秦末楚汉战争以后便多有文人避乱其间，燕地学术虽较齐鲁后起，却大有超越之势。燕人韩婴多有着述，特别是以史事说《诗经》，创《韩诗》之学，为天下所宗，影响了几代人。所以，到东汉中兴，刘秀反到幽州征辟宿儒。东汉的幽蓟产生过许多着名学者，如崔?、崔瑗、崔?祖孙三人，以《易》学为主；涿郡卢植主要以古文经学为研究重点，为一代大儒，汉末天下大乱，才隐居于上谷。到魏晋，幽燕学术不仅可与中原比肩，有些领域还大有领军之势，如范阳卢氏以儒学、经史为北方学宗；广阳霍原隐居授徒，门徒达数千人；幽州张华是着名的博物家。到十六国北朝之时，幽燕学术积累愈富，特别是世家大族家学昌盛，如范阳卢氏家学、无终阳氏家学，皆培养了大批着名学者。一时幽州地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民族政权的人才库。幽州学者以经学为主，但不仅是寻章摘句，而且非常注意实用；许多学者不仅习文而且尚武，可领兵打仗，或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谋士，并出现了像郦道元这样的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这与南方学者尚清谈、重玄学有很大区别。
提升时期：辽金元明清
辽金元明，直至清前期，是北京历史地位大规模提升、逐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时期，也是北京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其学术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然而，这些朝代除明朝之外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便形成与其他中原古都大不相同的文化格局。其突出变化是虽以传统儒学为主，但重视儒道佛的交融。在人才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广泛吸纳，八方辐辏。
金朝建国时文化很低，没有纪年，连首领均不知自己生辰，却能迅速灭辽、破宋，占据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加之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与文化的贫瘠很不相称，因此大量招揽甚至掠夺人才。建国初借渤海国和兀惹文化，夺取幽燕，尽俘燕京辽朝文人为己所用；与南宋议和后，又经常扣留使者，强为己师。所以，到金中都建立时，燕京文士已经数量可观。金朝不仅认真学习汉文化，而且将女真人和其他草原文化向学术方面提升。
到元明清之时，北京已真正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然而，北京的都城文化却与其他中原古都格局大异，它不仅继承了中原学术传统，而且增加了许多北方民族的实用之学和刚劲之风，从而集中华各族文化之大成。
现代时期：辛亥革命以来
此时，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社会危机加深，文人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反思与整合，改革求变与拯救国家和民族成为学术的主题。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之所以在北京发动正缘于此。
学术的长期流变与积淀造成北京文人的特殊品格与气质。第一是务实求变，不拘成见。如，辽朝幽燕文人结合南北文化创造了南面官与北面官的双重官制和“一国数制”的政治策略。许多幽燕文人平时习文，战时学武，而对各门实用之学尤为关注……如此等等。第二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而文人本身也往往交融、互变学术风格，常为多面手。幽燕长期与北方民族混居处，很少“华夷之防”，从而使不少北方民族学者得以跻身学林，且不乏大家，形成斑斓多彩的学术格局。第三是多有慷慨悲壮的忧国忧民之士，很少逃避现实。如元代关汉卿戏剧，反映民间疾苦，指天骂地；明代官员敢于朝堂之上以死相谏……皆表现出文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取向。与南国文化相比，如果说有什么缺陷的话，便是多了些实用与粗犷，而少了些灵动的思辨和哲理。（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