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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圜丘与祭天

我国古代人民为多神崇拜。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尊崇之神，而祭祀昊天上帝，则是各族人民共同举行的大典。古代帝王诸祀典，莫重于祭天，因其典礼，皆在都城近郊，故称“郊祀”。周武王始定礼制，规定，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春秋战国后，规定于南郊祭天，北郊祀地，从而有南北郊祀之分。秦汉以后，历代郊祀之制不同。魏明帝景初元年（２３７），建圜丘坛于洛阳以祭天。南北朝以降，祀天之制多变，至明清乃定。
女真族传统祭祀有拜天之礼。太祖努尔哈赤称汗之初，又仿古代明堂会祀群神之制，于静室奉祀诸神祗，名曰“祭堂子”。建都沈阳后，在内治门外建堂子。世祖定鼎北京，习旧俗于长安左门外建堂子。前为拜天圜殿，正中为享殿，东南为上神殿。女真族的祭堂子与古代祭祀太庙不同，其主要建筑内，都不立奉神像。而在每次行祭时，有司由紫禁城坤宁宫临时移奉神位至堂子。清代祭堂子之习，源于北方萨满教祭神仪式。所祭之神为天神，正如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所说：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虽然乾隆皇帝说堂子是祭天处所，然从所奉神位看，却无天神之位。所祭神位主要为释迦摩尼佛像、菩萨像及关帝画像。而诵神歌词中祈祷之神有：上天之子、纽欢太吉、武笃本贝子等。祈祷的主要是福、寿以及所乘之马。从其祭祀仪式上我们可以得知，祭堂子与坤宁宫祭神基本相同，其仪制主要有：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及朝夕祭、背灯祭等。而元旦拜天及军队出征凯旋仪为最隆重，皇帝要亲自前往行祭。
女真族除习传统的行祭堂子外，入关前还经常举行拜天礼。太祖努尔哈赤自命承天命而创大业。因而，他无事不敬天意。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称汗时，大行拜天之礼。后每于元旦日、庆贺寿日、发兵征战、迎军凯旋，他都要率领王公大臣行大礼拜天；甚至女真与蒙古各部誓盟及臣下述忠职守立誓等也要行告天礼。清太宗皇太极时期，随着封建国家体制日趋形成，各项礼制相继建立，遂于崇德元年（１６３６）改国号为大清。同时，在盛京清盛门外修建圜丘坛，规定冬至日行祭天礼、行礼前进行斋戒并绘制了郊天仪制图。清代坛壝之制始备。
清世祖入主中原，沿袭入关前拜天之制，同时承袭明制,于北京正阳门外立圜丘坛。坛为三成，上成广五丈九尺，高九尺；中成广九丈，高八尺一寸；下成广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四面阶各九级。内壝为圆形，周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外壝方形，周二百零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内外壝四面各有门三，门柱二。设焚柴炉、瘗坎各一。北门后为皇穹宇，内向制圆，基周十三丈七寸，高九尺。八柱环转，重檐金顶。左右庑各五楹。外壝门外建有神库、神厨、神亭；其东为祭器、乐器诸库；又东为井亭、宰牲亭。此外，还有大享殿（乾隆十六年改名祈年殿）、皇乾殿、斋宫、神乐观、凝禧殿、显佑殿及牺牲所等建筑。圜丘坛所奉神位有正位、配位与从位之分。第三成正供奉昊天上帝，南向；配位为清太祖、太宗、世祖，后陆续增设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八位。中成为从位，东侧供奉大明、星辰，西侧供奉夜明、云、雨、风、雷。清制，凡遇大穹之祀，则设从位而不设配位。
清代帝王也同历代帝王一样，把祭祀天地列为头等大事。世祖沿明制，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命令礼部修祭天礼典，定郊祀之制。清制，每年于正月上辛日于祈年殿祭祀昊天上帝，为民祈谷；冬至日于南郊圜丘行大祀礼祭天。乾隆时，改常穹为大祀，于孟春日祀圜丘。祀前行斋戒、阅祝版、省牲等仪，至此清代祀仪详备。
康熙皇帝自幼不信佛、道。十岁时，曾有一喇嘛来朝见，提起西方佛法，康熙帝当即指出他荒谬之处,使该喇嘛无言以答。康熙帝说，我生来便厌闻此种学说，蒙古人等惑于喇嘛，家中一切财物，为之罄尽。此等人都是些愚人，只知崇信那种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究无益。一次，大学士熊赐覆为康熙帝进讲。讲毕，他对熊赐覆说：我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你讲到辟异端、崇正学，一听便信，更无摇惑。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康熙帝陪同孝庄太皇太后赴温泉疗养，途径赤城，遇见一名道士，请求康熙帝赐一个名号。但康熙帝却对大臣们说：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之事，概不准行。又说：自古以来，凡好释老之教的帝王，均无益而有损。梁武帝酷信佛教，结果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后来竟饿死在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人所虏。他认为这都是应以为借鉴的。
康熙帝虽然不信佛道，却十分崇信天命与天人相应学说。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北京地区发生地震，京城倒塌城垣、衙署、民房，死伤人甚重。康熙帝口谕：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招此灾变。在朕固应受遣，尔诸臣亦无所辞责。八月十四日早，于中和殿，视地震告祭天坛祝版。十五日遣官告祭天坛。此次地震延至九月余震未息，九月十五日，康熙帝拟亲祀天坛，从是日起斋戒三日，不理政事。十七日早于太和殿视郊天祝版，十八日早，亲赴天坛祈祷。他认为发生地震，是由于自己料理机务不当，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有不公不法之处，所以不协天意，以至发生异变。为了诲改自己之误，康熙帝亲往天坛，非常虔诚地行祭天礼。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他一定亲往行祭圜丘。康熙十七年九月，他陪奉太皇太后到遵化温泉疗养，其间曾有两次专程回宫，亲行祭天典礼，礼毕第二天，立即返回温泉。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身体一直不好，六月份到口外水土好的地方调养。十月回宫后，每天视朝审事，批拟章奏，仍觉身体不支。临近年终又去谒陵，到年底才还京。由于元旦事繁，诸如祭堂子、祭祖、社稷等，例应皇帝亲行。因此，大学士奏请正月初六日祈谷行礼之事，可否遣官代行。康熙帝降谕道：朕在口外水土好处，已调养较长时期，身体甚觉康健，上辛之日应亲往行礼。又一次，康熙帝不能致祭祈谷坛，太常寺奏请遣宗室公叶伯舒恭代。康熙帝说：每遇祭祀，他必笃尽诚敬。祀典关系重大，须持心至洁，行礼合宜，方可上格神明。他认为叶伯舒举止迂钝，倘行礼未谙，反致不敬。于是命令太常寺另选他人。康熙帝派人代祭天坛，是临近寿终正寝的前几天。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玄烨正在南苑行围。时已年近古稀，身体不能抵御北京冬季的风寒，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身患重感冒，病势较猛，对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难以承受，随时会引发合并症。十一月十五日为冬至祀天之日。这时，他已感身体不支，遂于初九日派皇四子胤祯（即雍正帝）代祀南郊。众所周知，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储斗争非常激烈。对此康熙帝不会毫无察觉，然而，距他去世仅仅四天的重要时刻，康熙帝亲派胤祯代祀，令其先期赴斋宫行戒。在这即将决定谁为新君的关键时刻，玄烨不会毫无目的地指派皇子恭代祀天。由此可见，他对传嗣大事心中早有立意。上述几例，我们不难看出，康熙帝对祭天大典的重视程度。
为了表示对昊天上帝的崇敬，清统治者于康熙二年，规定皇帝必须亲自行礼祭天，不得无故遣官代行。此后，遂成祖制，历朝皇帝恪守未改，直至清末。
清代皇帝行祭圜丘，有固定仪制。清制，祭天前一日，皇帝入斋宫，于昭亨门降辇，先到圜丘视坛位，至神路西升辇入斋宫。祭期，由前引大臣等导引皇帝入幄次，更祭服，迄盥，至二成拜位。随后迎神焚柴，奏迎神乐；皇帝升坛至一成，至香案前跪上三烛香，复位，行三跪九叩礼。继而至神位前跪进玉帛，进俎。行初献礼，此时乐奏，舞千戚舞，皇帝至神位前跪奠爵。读祝官读祝文，行三叩礼。帝复位，易文舞。复行亚献、终献。三献毕，饮福受胙，撤馔送神。至燎所，帝至望燎位，半燎，礼成。
“斋戒”是祭礼中的重要环节。《礼·祭仪》中说：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而斋必有所戒。斋戒即要求变食、迁坐，以达到自洁目的。所以，每次祭祀前，必先期斋戒。清入关前，皇太极建坛祭天，即定有先期斋戒之仪。但此时执行还不严格。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年）四月初九日，皇太极在祭天斋戒期内，自己在院中射矢，都察院承政等进谏说：斋戒之际，不宜射矢。皇太极接受了意见。又，刑部承政索海等人，在祭天斋戒之际吃韭菜，从而获罪。六月皇太极降谕定祭祀仪制，再次强调祭天、祭神，若不斋戒，实属不宜，乃定祭前必行斋戒制。
入关后，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定郊祀斋戒仪制。顺治八年（１６５１）改定，大祀斋戒三日，中祀斋戒二日。十四年（１６５７）又定，凡祀圜丘，致斋于宫内二日，坛内斋宫一日。规定，凡陪祀各官亦应斋戒。每于斋戒期前，由礼部行文各部院及八旗各衙门，开列应行斋戒官员的职衔名单，凡文职送吏部，武职送兵部，并送都察院查核。大祀陪祀王、公斋于紫禁城内，文武百官各斋于公署。斋期前一日需沐浴，斋期不理刑名，不宴会，不作乐，不宿内寝，不问疾吊丧，不饮酒荤，不祭神，不扫墓。若有疾病或服孝期者，均不与戒。王、公、大臣年逾六十者，可不与斋戒。凡斋期，由太常寺进斋戒牌及铜人，于乾清门置黄案、各衙门于大堂正中设案，立斋戒红牌；另案供龙牌，上书皇帝之誓戒制辞，其文为：“某年、月、日（冬至日），朕恭祀皇天上帝于圜丘，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勿怠。”并循明制，斋戒日行斋各官，皆佩斋戒牌，以防亵慢，并派有稽查官及查坛官行查。
康熙帝十分严格地执行斋戒之制。规定凡应行斋戒之人，不得无故不与斋；凡持斋不守戒规者，必受重罚。据《清实录》载：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由于惠郡王博翁果诺，庸诺懒惰，祭地坛前，未曾患病，不行斋戒。结果受到了“削去王爵”的重惩。有时应行斋戒之期正遇节庆之日，康熙帝恐怕臣下难以诚心斋戒，因而推期行祭。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正月初七日上辛，例行祭祈谷坛，但此日为世祖忌辰，应系皇帝素服斋戒之日，康熙帝原本决定选择十七日中辛日行祭。但他考虑到：中辛行祭，应于十四、十五、十六日致斋。此三日正值元宵节，恐各官托故不行斋戒，或私自饮用酒等不洁之物，因此，命令改用二十七日下辛致祭。
清制，每次皇帝行祭之前，还要进行省牲、阅祝版等仪式。省牲所用牲畜统称“牲牢”。按清制，每次行祭所用牲畜均分四等，即犊、特、太牢、少牢。犊即子牛，用于行祭圜丘、方泽；特即牡牛，行祭大明、月明时用；太牢即牛、羊、猪各一，用于祭天神、地祗等坛；少牢为羊、猪各一，用于关帝、文昌等庙行祭。按定制祭祀所用牲牢，要经过“入涤”、“省牲”、“宰牲”等程序。
所谓“入涤”，是将祭祀所用的牲畜，圈在入牲处饲养。大祀时所用牲畜一定要入涤九旬，中祀入养六旬，群祀入养三旬。这样做只求牲畜的洁净。牲畜入养后，在祭祀之前，还要进行省牲。清初的省牲，或是皇帝亲视，或遣官恭代。乾隆三十五年始定遣官省视。每次大祀前五日，由亲王、郡王一人视牲，前二日由礼部尚书、太常等卿省牲。宰牲，凡皇帝亲祭天坛，均于前二日酉时宰牲，由都察院、礼部派官监宰。乾隆十七年定，大祀由光禄寺卿监宰。皇帝亲祭前一日，要御殿阅祝版。
阅祝版，是行祭前进行的又一项仪式。祝版，是祭祀时所宣读的祝词。清制，凡书写祝词，皇帝亲祀天坛，用青纸青缘，以朱墨书。先期由太常寺祝版官将纸裱于版，板为木质。祭圜丘、方泽用板，方一尺五寸，径八寸四分，厚三分。祀前二日版送内阁，由内阁中书书写祝词，大学士书写皇帝之名。皇帝阅祝版，到太和殿，同时阅玉、帛、香，阅毕，送祭所。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因太皇太后（即孝庄皇太后）病重，康熙帝亲撰祝文祭天，其词意恳笃，字字皆天性至情，极其激切。文中写到“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写此祭文后，大学士明珠、王熙将祭文传示于满汉九卿诸臣，莫不感动涕泣。行祭读祝版时，康熙帝涕泪交颐。陪祀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官员等人，无不感泣。　
清制，除上述祭天规制外，登极、授受大典、上尊号、徽号，大婚册皇后等大事，也应先期遣官祗告天地。此外，据清代档案记载，清代帝王还常常因事而行祭天礼。仅举康熙帝因事祭天的几例：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帝特降谕旨，因皇太子出痘，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初九日，停止御门听政，各部院衙门章奏，俱送内阁。至十二月十五日，皇太子出痘痊愈，康熙帝才御太和殿视郊天祝版，遣官祀圜丘，行告祭祀。又，康熙十八年四月，因天时久旱，康熙帝亲祀天坛祈雨。十二日始，致斋三日，不理朝政。十四日早，康熙帝御太和殿，视祀天坛祝版。十五日卯时，康熙帝亲祀天坛。据《康熙起居注》记：康熙帝自西天门步行至坛，致祭读祝文甫毕，甘露随降。祭毕，上冒雨步行，出西天门。方乘马回宫。康熙帝曾多次亲祀天坛祈雨，每次都是自西天门步行至坛，而且出宫还宫皆乘马。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太皇太后病，康熙帝每日在慈宁宫守护，遍检方书，亲调药饵，昼夜席地而坐，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但太皇太后之病势渐重。康熙帝“无计可施，惟有竭抒忱悃，叩祈上天之眷佑”。其祈天佑之意已定，礼部择斋戒告祭日期。他说：朕在宫中每日斋戒，可于明早步行恭祭祈祷。十二月初一日，帝率诸王以下及文武官员，自乾清宫步行到天坛致祭，恭祈太皇太后万安。以上几例，均为康熙朝因时缘事告祭天坛的事例。
前些年，市面上出售一种“圜丘牌”香烟（北京卷烟厂出品），烟盒上用的汉语拼音是“huan qiu”。最近电视节目中有系列介绍北京旅游景点的节目。主持人在介绍天坛时，竟然也读“huan qiu”。当然，这个字是有两个读音，但在“圜丘”这一名词上读作“huan ”，不仅仅是读音的错误，而致词意谬之千里。
我国古代以圜丘祭天，见于周礼。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其注称：因高以事天，故于地上自然之丘圜者，应天圜也。因下以事地，故于泽中取方丘，水中不可以设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可见，最初之郊天，是取自然之丘，后来帝王选适当之地，于地上筑土为丘，设坛以供祭祀之用。所谓坛，即其与庙有所不同。人们建庙祭神，立神位于庙中。而坛则平时不设神像，届时供列祭品，设神位行祭。祭天之坛称圜丘，其象征天圜。《易经》说卦：乾为天，为圜。《说文解字》解：圜者，天体也。注称：体者，道体，非形体也。对“道”的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可见，这里所说的天体，并不是有形的固体物质，它是我们肉眼所不见，但是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物质。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在我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始终贯穿着天人相应学说。把人体运动与日月、四时、昼夜等自然运动规律融为一体。对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在这里我们不必尽言。这是我国古人对于宇宙间自然法则的认识。“圜丘祭天”即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参考书目：
《清会典》
《清史稿》卷十
作 者：刘子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