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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二、新中国４７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５０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５０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１９５４年８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９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１９４４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着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６０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２和２１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１９５７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１９５９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８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４０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５０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６０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点燃起来的。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６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６０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６０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５０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２４篇。第二届会议是１９８２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１００余人，提交论文７０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１９８５年８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９０人，提交论文６０余篇。第四届会议是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８０人，提交论文５０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１３０余人，提交论文９０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１０余人，提交论文８０余篇。第七届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包括台湾省的国内学者７０多人到会，另有韩国和日本学者，故称之为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提交论文共５０余篇。第八届会议预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我们几个和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人，在长春会议上曾达成下列默契：不成立正式研究组织，在每次会后，酝酿下届会议的主持人，大体上两年开一次。１６年来便是这样过来的。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个刊物，既是洋务运动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两刊的编辑部又是洋务运动研究的促进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除以上正式会议以外，还就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人物、单位和事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例如左宗棠的研讨会便开了两次，１９８４年在苏州大学，１９８５年在长沙。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江苏省政协和常州市政协，在常州召开了盛宣怀１５０周年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湖南双峰曾国藩家乡，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关于丁日昌和刘铭传也分别召开了研讨会，刘铭传的研讨会开了两次，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的刘铭传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１９９５年江南造船厂庆祝建厂１３０周年时，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近代工业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在山东威海连续举行两次中日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都很盛大，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像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专题，能够如此经久不衰、持续地召开那么多的学术研讨会，把它称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张吧。
最后说新成果。据粗略估算，这１６年中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在１０００篇以上，专着和资料近５０部，堪称硕果累累。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专着和资料的出版情况。综合性的洋务运动专着共有３部。第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张国辉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因成书较早，该书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全面否定论。第二种是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李时岳、胡滨着《从闭关到开放》，该书的指导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论。第三部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夏东元着《洋务运动史》，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作者自称的“发展论”。三部综合性专着的共同特点是以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为中心，加以系统详尽的论述，张着只限于这一范围，后二者则兼及国防、教育等洋务运动的全面措施。这三部专着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另外，杜为德、林庆元、郭金彬合着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是介乎专着与专题之间的着作。关于洋务企业的专着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铎主编的《江南造船厂厂史１８６５—１９４９》（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些有关企业史的专着，大都汇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洋务企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洋务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专着，更是五彩缤纷，主要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芦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董守义的《恭亲王奕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宝成关的《奕欣慈禧政争记》（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徐彻的《慈禧大传》（辽沈书社１９９４年版）；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等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仅就甲午战争而言，戚其章陆续出版了《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此外，还有几部翻译出版的外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的着作，例如陈绛译校，美国刘广京、朱昌峻合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上下两册，近２００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着，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１０００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５００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共３０册，约１５００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２０００万言的皇皇巨着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５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
（四）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给曾国藩扣上“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３５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五）台湾地区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台湾地区史学界尚无专人从事洋务运动研究，亦未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但一些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玉法、吕实强等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洋务运动称之为“自强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洋务派主要人物奕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同样是基本肯定的。在发表的文章和会议研讨中，并未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一点与大陆学者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只举行了两次，一次是１９８７年８月召开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另一次是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兹将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个研讨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会期８月２１—２３日，出席中外学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学者近２０人，令人遗憾的是大陆学者未被邀请。提交的论文共３４篇，内容包括洋务与内政、西法与传统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层面，以及中外的研究与比较。举行了１２次全体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上下两册论文集。
论文和研讨的内容要点是：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很高。“清季自强运动起于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结束，讫于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历时三十余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不仅是国人谋求对所谓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所作有效因应求自强的开始，也是百余年来中国进行现代化所作种种努力的起步。”（吴大猷开幕词）。“我们应该说：自强运动是很成功，但又是失败了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是主要的事实……从清中叶（或从十九世纪早期）的观点看来，自强运动是很成功的……自强运动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长远的影响”（刘广京：《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人我认为是相当消极的，只要能维持国家的生存就够了，满清政府不灭亡，中国能够存下去，这个就是自强运动的目标。我想，如果降低到这个层次，自强运动是成功的。中国没有灭亡，满清政府灭亡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就会肯定当时的努力，当时的建设，当时的奋斗。”（会议主席张玉法的总结发言）
第二，对曾国藩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兴办团练，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终能荡平发捻，芟刈大难，成为清代中兴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进，文武兼资，无论学问修养，治道军谋，伦理德业，皆是为天下法……曾氏亟谋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图因应，故不仅为传统的经世学者，而倡导自强运动，尤不遗余力，诚承先启后之人物。其领袖群伦，图新求变，殆无可置疑焉。”（王韦均：《从日记书信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和自强思想》）。“曾国藩的丰功伟业，道德学问，久为当时与后世之人所肯定。”（吕实强：《曾国藩的中庸之道》）
第三，对大陆洋务运动研究作了详尽的评价，但其中不免有误解和偏见。吴安家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长文，内容很详尽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议论并有独创之处，特别对近年来论争的评介尤为深透，但亦有误解的地方。吴先生在大量引用黄逸峰和笔者两点论观点以后，作出了下述结论性的批评：“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姜铎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认为洋务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后来却说它是反动和卖国。笔者怀疑这些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极左观点作为讨论的依据。从后来中共期刊和报纸上刊登出的文章可以看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提及他们两人的观点。严格说来，姜铎和黄逸峰两人的观点，只是范文澜和胡绳等人的看法的延续和发展。由于这些意见仍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框框影响下的产物，反对者众。反对者认为这个运动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卖国。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驳姜铎等人的看法。”他的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如说我们的观点是范、胡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后不一致等等。但偏见太深，不了解大陆论争的内情和我所坚持的两点论的本义，特别是无端怀疑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就未免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了。还是评论者吕实强先生说得对：“所以我认为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头，也应该稍微把他们这种隐含的内心状态提出来，而不使大陆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良心道德全然为我们所忽略。”
第四，“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下面是吕实强先生在评论上述吴安家文章中说的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毛泽东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①ｇ］
在上述回顾以后，我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全文的结束。首先，希望预定的天津第八届洋务运动研讨会，能如期顺利召开。原有的倡导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编辑部，就近加以大力协助。其次，筹建一个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再次，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用适当的方式，同台湾学者协商，两岸互推几位熟悉洋务自强运动的学者，举行平心静气的交流座谈，力求能达成一个初步共识。最后，建议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我愿意捐资万元，作为提倡。竭诚希望研究洋务运动的同仁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社会各界热心资助学术研究的人士，广为劝募，以便积少成多，为今后洋务运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ａ 这段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２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①ｂ 上述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及《饮冰室合集》等书。
①ｃ 此段引文均摘自《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②ｃ 《清史稿》卷一九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③ｃ 《清史稿》卷一九八。
④ｃ 《清史稿》卷一九九。
①ｄ 这段关于瞿秋白的引文转引自杨劲华《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②ｄ③ｄ 《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第３５—３６、５９页。
①ｅ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４月版，第６４８—６４９页。
②ｅ 《清代通史》，第８２６页。
①ｆ 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２年版，第３１—３５页。
②ｆ 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
①ｇ 以上有关引文均据《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１９８９年。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