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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孙中山档案评介

孙中山先生毕生从事革命活动，足迹遍布于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南京、广州、上海、武汉、北京等境内外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和文物遗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心和基地，馆藏丰富、卷帙浩繁。馆藏中有众多反映民国时期重要社会活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所形成的档案史料，孙中山档案就是其中的珍藏。
馆藏孙中山档案史料总的特点是：来源较为分散，内容较为丰富，形式较为多样，馆藏数量相对较少。按其形成时间和方式，这部分档案大致可以分为文书档案和专门档案两个部分。
一
馆藏孙中山文书档案按其形成时间及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兴中会成立以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南京临时政府以后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之前，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孙中山北上、患病逝世及其奉安活动，以及反映民国时期孙中山着书立说及其思想研究等6个方面。
（一）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拉开了序幕。1895年3月至10月，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等地酝酿、筹划广州起义，因起义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遂离开广州，经香山、澳门赴香港，再由香港东渡日本。12月中旬，孙中山断发变装，经檀香山赴美、欧游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令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1896年8月孙中山路经日本遭到了清政府的监视，18日孙中山给他学生时代的老师后来的挚友英国友人康德黎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这一遭遇。这一信函成为目前为止本馆馆藏中最早反映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史料。该信函为英文原件，系二十世纪90年代英国友人休·康德黎（Hugh Cantlie）委托英国驻华大使馆与我国外交部联系有偿转让与我馆的，现已妥善保存于馆藏孙中山全宗之中。随之移交的还有6封孙中山先生分别于1906年1月至1914年7月之间致康德黎及夫人的信函，均为复印件。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达英国伦敦，拜访了康德黎并暂驻于康德黎宅。10月11日，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并囚禁于公使馆内。清公使龚照瑷租定轮船，预备将孙中山解送回国。孙中山于万分危急之中，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恳得使馆英国仆人柯尔的帮助，暗中递信给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和其他英国友人奔走营救，公布了清使馆绑架本国革命党领袖的消息，英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强制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馆藏反映这一事件全过程的档案史料均收存于孙中山个人档案之中。这部分档案史料，记录了从1896年10月18日康德黎赴苏格兰场报告“孙案”开始，到1896年12月16日英国外交部向驻华公使窦纳乐通报孙中山绑架案并令其相机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为止整个事件的详细过程，合计有关档案史料复印件38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康德黎向外交部报告孙中山被绑架案并令希望予以关注的有关文件（1896.10.19），康德黎报告外交部孙中山从清公使馆送出求救的便条及卡片（1896.10.19），外交部奉沙里斯伯爵（英首相兼外相）之令函请内务部迅即侦查“孙中山绑架案”及内务部决定调查的有关文件（1896.10.19），柯尔19日赴苏格兰场报案记录（1896.10.20），苏格兰场侦探斯万森（D.S.Swanson）不愿对孙案采取主动行动的有关文件（1896.10.19），沙里斯首相下达立即释放孙中山的命令（1896.10.22），桑德桑（内务部长）敦促清公使馆对“英首相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之令”迅予答复的有关文件（1896.10.22）以及桑德桑报告“孙中山绑架案”处理经过的有关文件（1896.10.26），等等。
此后孙中山往返于国内外各地区与有关国家，继续致力于推翻帝制的活动。馆藏反映这一时期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较为重要的档案有：孙中山先生关于惠州起义请接济兵器弹药事宜给犬养毅的信函（1900.10.21.）（复印件），孙中山关于周游欧洲希望在伦敦与康德黎及其夫人晤面之事致康德黎及夫人的信函（1906.1.10）（复印件），孙中山关于推翻清政府、建立议会之事致康德黎的信函（无具体时间、复印件）以及中华民国建立前夕孙中山在《民报》纪元节上所作的演说词（1911.12.2）。
（二）1911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南湖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了广大爱国群众的反抗，引发了“保路运动”。10月10日，更爆发了革命党人组织发动的武昌起义。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于29日在南京召开的十七省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开始了其为期3个月的政务活动。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政府北迁，南京临时政府遂告结束。南京临时政府所形成的档案大多被我馆所收藏，称之为南京临时政府全宗。由于该届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又几经辗转，因此其形成的档案颇有散失，现存数量不多，仅有100余卷。馆藏反映这一时期孙中山活动的档案主要出自于该全宗之中，其中，仅孙中山亲笔签发的命令、批文就接近30件。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孙中山处理财政事务所形成档案文件。比较重要有的：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曾倏、陈振华等禀呈维持市面变通军用票办法饬财政部核办令（1912.2.4），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财政部所拟造币厂章程应即照准批文（1912.2.28），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财政部呈请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事宜令（1912.3.9），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准财政部所呈中华银行不能由国家财政补助乞改正前令批文（1912.3.21）。第二个方面为孙中山办理军事事务所形成档案文件。比较重要的有：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陆军编制表着即准此颁行令（1912.1.16），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陆军暂行给予令着即准此颁行令（1912.2.6），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陆军部呈报勋章式样及章程请核准施行批文（1912.3.1），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与海军部商订长江水师编制法给陆军总长黄兴令（1912.3.12），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陆军补官任职及免官免职令着即准此颁行令（1912.3）。第三个方面为孙中山处理人事、外交、经济、行政等各项事务所形成档案文件。比较重要的有：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内务部请颁发文官试验令批文（1912.2.14），临时大总统孙文关于慎选用人令（1912.3.20）以及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令（1912.4）。临时大总统孙文覆蔡元培函（1912.12）是反映其对组建政府，选用人才思想的珍贵史料，信函虽然不长，但其重要价值不变而喻。
（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先后组织和领导了二次革命、成立中华革命党、护国讨袁、组建护法政府、改组中华革命党等一系列革命活动，直到1923年3月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为止，前后约为11年。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大量的档案史料，但甚为可惜的是，馆藏中没有收藏这一时期孙中山活动的专门全宗，因此，馆藏中反映这一时期孙中山活动的档案显得较为零散，数量也相对较少，仅约为30件。
其中形成于1912年4月份以后至1914年期间的档案文件近10件，主要反映了孙中山关于发展实业、谨慎用人以及关于“宋案”问题、国家问题、外交问题的思想和观点。较为重要有的：孙中山关于谨慎用人致伯耀书（1912.6.12），孙中山关于专力于民生实业等事宜通告美洲同志书（1912.7.25），孙文组织中华实业联合会立案的有关文件（1912.10），孙中山关于考察、商谈铁路计划之事致康德黎的信函（1912.10.21）（复印件），孙文等知名人物赞助斐义理创办义农会的签名纸（铅印）（1912.），孙中山之“宋案”谈（1913.6.3），孙中山对于民国分裂之隐忧（1913.6.7），孙中山卸任总统后藉名联络中日感情去日并询问政府对日俄方针等情电文（1913.）以及孙中山关于谴责袁世凯、伯郎德（Brand）之流强权之事致康德黎夫人信函（1914.7.3）。
形成于1917年至1923年3月之间的档案文件近20件，大致可以分为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恢复国民党加强党务工作，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筹设大元帅府以及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和回粤讨贼等三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孙文关于维持大局致李纯电（1917.），孙中山关于西南兴师出于护法等事宜致陈光远书（1918.2.2），孙文关于张怀芝不日攻粤事给蒋介石等人函电（1918.4.8），孙中山关于反对军政府改组准备辞去大元帅职等事宜答芝城同志书（1918.5.18.）。第二个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孙中山在国民党特设办事处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1921.3）（亲笔修改稿），孙中山对国民党特设办事处的讲话（1921.6）。第三个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孙文关于让蒋介石等代表商谈军事等事宜的电报（1921.12.22），孙文关于作战计划告蒋介石电（1922.12.23），孙文关于作战情形给蒋介石的电报（1922.5），孙中山为《广州蒙难记》所写的序文（1922.10.10），孙中山关于回粤讨贼事给蒋介石的信（1922.11.22），以及孙中山关于吴佩孚失败等情况给蒋介石的信（1922.12.28），等等。
（四）1923年3月2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举凡一切重要政务的处理，军队的指挥调度，政府机关的组织增并，重要官吏的任命以及公布条例、发布命令等，均由大元帅主持。馆藏这一时期反映孙中山各种活动的档案相对较为丰富，除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全宗较为集中之外，其它全宗也有所见。其中反映孙中山这一时期活动且独立成件的档案文件约80余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为孙中山有关发展实业的函电、信件和令文。较为重要的有：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公布的“工会条例”（油印件），孙中山与加拿大北方建筑公司签订的广（广汉）蓉（成都）铁路借款协定（英文）（1923.4.12），孙文关于各种事业投资承办事宜致叶恭绰信函（1923.6.10）（抄件），孙中山关于筹划广九铁路复业、对付英工程师要胁等事宜给胡汉民、杨沧白信函（1923.6.7），孙中山关于邀请亨利·福特来华考察实业给亨利·福特的英文信函（1924.6.12）等等。第二个方面为孙中山组织北伐和镇压商团叛乱方面的信函、令文。较为重要的有：孙中山关于蒋介石、范石生两人应顾全大局先来东江奋斗以解决东江战局给杨沧白的信函（1923.9.4），孙中山关于特派叶恭绰前来倾听北伐大计事给雨亭总司令信函（1923.11.25）（抄件），孙中山在南韶参加赞助北伐大会并欢迎北方代表许世英莅韶电文（1924.9），孙中山关于颜德基电请率军火速入赣笺函（1924.10.29），孙中山指示胡汉民、蒋介石迅速筹款北伐文电（1924.10），孙中山关于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文电（1924.10），孙中山关于民团宣布商团叛乱罪状并协力弹压电（1924.10），孙中山勉励刘震寰戮力奋斗复电（1924.10），孙中山关于伍朝枢向北京公使团抗议以解徐树铮之困给广州留守胡汉民电（1924.10），孙中山在北京政变后表示政见启程北上的有关文电，等等。第三个方面为孙中山治理军务和加强军队管理的信函和令文。较为重要的有：大元帅孙文关于惩办肇事士兵给军政部训令（1924.3），大元帅孙文关于发给刘震寰枪弹事宜的亲笔批文（1924.4.7），孙中山关于练一党军负革命之责事宜致蒋介石信（1924.9.9），大元帅孙文关于发给范石生部枪械事宜致蒋介石令（1924.9.12），孙中山电令杨虎解杜、邓两犯来韶文电（1924.10.9），孙中山关于整顿部队解散无枪部队文电（1924.10），孙中山关于杨西严匿印不交应按法惩办以警效尤的亲笔批文，等等。
这一时期其它方面较为重要还有孙中山关于说服日本应同情中国革命并应首先承认苏联等问题致日本新阁阁员犬养毅信（1923.10.24）。此信为孙中山存世之手书最长之信函，已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之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五）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发表政见，决计北上共商国是。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身患重病，在北京与世长辞，国民党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奉安活动。馆藏中约有近百卷（件）档案史料集中反映了这些方面的历史活动。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孙中山先生病势沉重的电稿（1925.3.12）（京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志哀的有关文件（1925），临时执政府抄送关于议定孙中山先生治丧礼节的文件（1925.3），冯将军发起追悼中山先生的电稿（1925.3.16）（京报），大本营关于孙中山殡葬事项的文电（1925.3-5），张静江关于孙中山病危延医治疗情况的笔记（1925），冯玉祥请为孙中山铸铜像电稿（1925.3.22）（京报），白崇禧建议将孙中山灵柩运往南京电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孙中山葬事致孙科、汪精卫、陈友人等人电报（1928），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各项决议文件（1928.10-1929.3），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平迁至南京沿途迎接照片及安葬纪念日办法宣传计划（1928.1-1929.2），孙中山殡葬仪式的文件（1929），关于孙中山灵柩奉安规定事项的文件（1929.2-8.），孙中山奉安时的摄影、孙中山陵墓摄影、内景摄影以及从后山观孙中山陵墓的摄影，汪伪政府将孙中山先生灵脏移运南京经过的文件（1942.3-4.）以及孙中山总理奉安实录的档案史料。
（六）孙中山在世期间除直接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以外，还着书立说，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思想也为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重视，形成了一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专论和着作。馆藏有关孙中山着述的档案史料和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档案史料，约有百余卷（件）。
馆藏孙中山着述方面的档案史料主要有：孙中山《民权初步》原稿，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三民主义》，《总理自传》以及孙中山先生遗教《关于三民主义者重要演讲》底稿。
民国时期孙中山思想研究方面的档案史料，较为重要的有：戴传贤着：《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邢必信着：《孙中山先生的资本政策》，邓慕韩等编：《孙中山先生年表》，邓慕韩述：《孙中山先生自述拾遗》，邹鲁等编：《孙中山革命史迹之着作辑录》，林一厂校刊的《孙中山年谱国内大事》底稿，王民作着：《孙中山理想思想观念》，李竹瞻着：《总理基督教的信仰》，邹永成、林一厂、东天民等分别编撰的《孙中山先生年谱部分材料底稿及签注》，陈肇琪编撰的《总事史实访问记》底稿，杨杰撰写的《读孙中山心理建设之感言遗教之认识》，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长编年谱初稿》、《孙中山先生足迹稿》、《总理史料分年目录》。此外，还有《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总理年谱修补稿》，《孙中山先生年谱》，《孙中山先生革命奋斗史》，《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传记资料》，《孙中山事略》，《孙中山军事意见书》（专论），《孙中山实业计划图》，《孙中山建国方略图》，《孙中山实业计划中铁路建设之研究》，《总理伦敦蒙难资料》，《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言论汇抄》，《总理关于青少年之遗教》，等等。
除上述独立成件的档案史料之外，我馆档案中还有一些以成组、成册形式反映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史料。如馆藏中有一册总理批文抄件，内有批文83件，主要记录了孙中山于1919年至1925年任国民党总理期间处理党务、军务、政务以及人事等方面的活动。大元帅手令抄件一册共54件，起止时间为1923.3.4-1923.11.25（其中第38号至54号无具体时间）；主要记录了孙中山处理外交事务、财政事务、人员任用、军费管理、军需事务、军队调防、军械制造、剿匪治安等方面的活动。另一册大元帅手令抄件共81件，起止时间为1923.10.8-11.15。主要记录了孙中山镇压陈炯明叛乱、有关调用军械、调兵遣将以及人事任免、忠于职守等方面的活动。
以上除第（五）部分全部和第（六）部分一部分以外，均为直接记录民国时期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史料。此外，我馆档案中还有一部分反映这一时期革命同仁与孙中山交往以及北洋政府防范、限制和打击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形成的档案文件，约为数10件。其中记录革命同仁与孙中山交往的档案文件有：东京黄克强为请总理勿急北上另挽人调和事致孙中山电（1916.6.7），东京黄克强为黎元洪能恢复旧约法等事宜致孙中山电（1916.6.15），蒋介石、许崇智向孙中山报告东北军情形的报告（1916.8.11），等等。记录北洋政府防范、限制、打击和刺探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文件有：北洋政府饬令没收孙中山等人储汇各款的文件（1915），直督曹锟等反对广州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组政府的文电（1921），直鲁豫巡阅使署与各方联系阻止孙中山等购买外商军火飞机的有关函电（1922.8-1923.9），国务院关于英使否认孙中山以矿权公产押借英款的复函（1923），巡署谘议陆金圃探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为三角同盟进行反直活动情况的情报（1923-1924），总统府军事处关于孙中山收缴广州商团军械、处理商埠罢市情况的探报文电（1924），总统府军事处收集有关香港方面报告孙文扣留商团军械内幕的情报（1924）以及豫督赵倜电陈关于筹防孙中山北伐的文电。
二
上述文书档案之外，我馆馆藏中还收藏了一部分反映孙中山在世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专门档案，主要为各种任命状、题词和照片等，合计约数10件。
任命状计有：孙文委任命龚时观为汝利慎中国国民党分部执行部书记状（1920.6），孙文签署张人杰为国民党本部参议的委任状（1923.1.23）以及孙文给蒋介石的特任状、委任状（1923）。
题词计有：孙中山书赠秦效鲁墨迹一幅，戴传贤书录孙中山书“卧龙”挂联一幅，孙中山为戴季陶所题“人类进化、世界大同”对联一幅，孙中山为庾泽普军长表题“应为雄鬼”条幅一幅，孙中山为邓荫南先生题词“博爱”条幅一幅，孙中山所题“亚西亚复兴”横幅及日本人纯三郎撰文纪念的照片资料；孙中山题词“澹薄明志、宁静致远”以及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附和合写的“天下之动员夫一者也”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条幅一幅以及孙中山为张君弁群像赞题词（复制照片）、孙中山为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五十晋五荣庆题词（复制照片）和孙中山为蒋介石的题词。
照片计有：1912年国民党浙江支部欢迎孙中山偕廖仲恺等游西湖的摄影，孙中山偕陈英士游西湖受到欢迎时的照片（1912），孙中山在杭州秋瑾烈士祠致祭的照片（1913），1916年孙中山等在海宁观潮时的团体照片，孙中山偕宋庆龄、廖仲恺、蒋介石在“将台”上合影的照片，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纪念堂留影照片；另有孙中山各个时期单独照片、孙中山与宋庆龄合影照片等等。
三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馆藏中反映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主要形成于1896年广州起义之后到1925年孙中山患病逝世为止近30年的时间，时间跨度较大；档案史料分布较为分散，共涉及馆藏数十个全宗；内容较为丰富，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均有所涉及。其中直接记录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档案史料约为600余件（卷），间接反映约300卷（件）。这些档案特别是直接记录孙中山从事各种革命活动的档案大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其中不乏极具价值的档案珍品，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各个时期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亲自签发的命令、批文、书写的信函等手迹和原稿。这些档案以其记录的原始性、唯一性和真实性而显示出珍贵价值。第二个方面为反映孙中山重要思想和从事重大历史事件活动所形成的档案。如：反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亲手签发颁布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法令，反映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专力于民生实业思想的档案文件，反映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关于法律解决思想的档案文件，还有反映孙中山关于国家问题、党务问题方面的档案文件，反映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和对付陈炯明叛乱方面的档案文件，反映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孙中山在给日本新阁阁员犬养毅的信中所阐述的有关日本应同情中国革命并应首先承认苏联等重要外交思想方面的档案文件，反映孙中山组织北伐镇压商团叛乱方面的档案文件，反映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孙中山毅然北上共商国是的主张以及有关严格军纪、慎选用人方面的档案文件，等等。这些档案史料均以其内容的重要性，记录的详实性和具体性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档案史料。第三个方面是孙中山的各种题词、照片和任命状等专门档案。这些档案史料或以其书法的艺术性、或以其影像的真实性、或以其形式的独特性和稀有性而在馆藏珍品档案中占有其独特之地位。此外，记录孙中山逝世后奉安活动方面的档案史料，反映孙中山着述立说方面的档案史料以及民国时期各个机构、社会名人编着的各种有关孙中山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论着，也都是我们研究孙中山思想和活动的颇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文章来源：《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