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边界的重设: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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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念群:边界的重设: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 (四)


除了以上反教话语颇合'采生折割'原旨外,还有一些揭帖所散布的谣言虽非完全吻合 '采生'神话的格式,却也明显受到相关叙述的影响,如广东陆丰县人郑献琛在惠来县南阳教 书,从1891年开始传发揭帖于惠来潮阳、普宁等地。其中1892年的一份揭帖中就主要攻击 教士放毒:'番鬼使人放药,毒藏饼果糕糖。路上使孩拾取,食后必定凶亡。人面生疏送物, 小子切勿乱尝。或有几文钱藻,毒在钱结匿藏。小子捡改不开,用口咬毒亦伤。或有毒藏笔 内,不可用口啐浆。用水先洗为要,先生细意提防。一入其毒必死,探埋盗挖心肠。'(55)
关于反教话语与反教运动之间之所以会形成某种联动关系,我个人以为首先起因于民 间百姓对陌生空间切入传统社区的疑虑和恐惧,教区进入中国基层社会虽然并没有完全取 代其原有生活方式的企图,但是使'社会基督化'的使命和信念使得教区在吸引教众方面所 进行的拓展,始终与传统社区的生活模式很难有效地融合,从组织形式和心理接受状态而言 ,两种空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而相互处于熟悉化程度很高状态之中的地方社会,人际 关系的透明度也很强,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本色常常会表现为'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 生人的社会。'因为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 的。(56)教区嵌入之后等于在透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加入了不透明的因素,从表面上看 ,这种对传统社区的渗透与原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陌生势力的干扰有些相似,比如与一些 游方僧人的介入有些相似,但区别肯定是明显的,教区的特点是在传统社区之内建立了一个 与之相对峙的封闭型空间,这个空间相对固定,几乎不具有流动性,这与游方僧人在传统社 区长时段的生命流程中只具有瞬时聚散的流动特性当然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也会大大影响 谣言造作和流传的方式。比如面对聚散不定的陌生流动人口,地方士绅往往会集中在对其
拐卖儿童,摄人心魄等等类似'叫魂神话'这类谣言的造作上,因为魂魄本身具有游走不定, 难以定位的性质,'叫魂'故事的造作也就往往具有跨地域的流动特征,而用此比附于相对居 处稳定的传教士似乎不妥,也难以让人确信。与之相比,教堂阴森封闭的空间,伴以神秘莫 测的教会仪式,更易引发类似'采生折割'故事中损毁人体的想象。所以揭帖中反教话语的 制作中对教堂神秘空间的联想,大多取材于'采生折割'故事中有关残损肢体的部分,予以改 造加工,而不取其原意中对'驱鬼摄魂'的描写,说明他们明显考虑到了传教士与传统的外来 陌生人在空间控制方面已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要分别加以对待。从传教士自身的角度来说 ,他们也意识到了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是幽闭状态,容易引起 人们的怀疑。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George F.Seward)致戴维斯(Davis)的信中, 曾征引<<教会通报>>对中国人与西洋人育婴方式差异的评论,其中说到按照中国人的惯例 ,本地人办的孤儿院要由院长将收容儿童的有关情况向地方官一一报明。儿童的父母可以 同儿童见面。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某一个幼童,他可以这样做。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也可以 将儿童重新带回家里。其他国家虽然也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可是在中国,幼童一经送进(
天主教〕孤儿院,便不允许访问见面,父母也不能将其带回,任何人都不能将其收养。这 样的方式引起了严重的怀疑。虽然证明并没有搞什么挖眼剖心一类的事,但由于孤儿院管 理所采取的保密形式,人们还是疑窦重重。(57)可见空间的'公开性'与亲属系统的介入是 消除怀疑的重要因素。育婴堂从陌生化的空间状态向中国乡土'熟人社会'的渗透,需要得 到官方与普通乡民包括最亲近家属的多重认可。
另外,育婴堂引起当地百姓怀疑还在于其收买婴孩的行为有悖于中国的日常伦理,美驻华公使 戊 迪就曾分析说:鉴于中国人不愿意将幼孩交给他们去照管,这些机构的管理 人员,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这些幼孩一经送进他 们的孤儿院,其父母,亲属或监护人便不能再行使管理的权利。这很容易引发中国人的联 想,认为育婴堂通过赋予酬金的做法,引诱人们为了获得酬金去 章 幼孩。人们还认为神 父或修女一向惯于利诱人们将病入膏肓的幼孩送到他们那里,籍以达到临终末刻付洗的目 的。这样一来,许多奄奄一息的病孩,便被送到这些机构去受洗礼,而抬走后很快就死去 。(58)这段西人自己的评论显示出他们已经多少意识到,西式育婴堂引进的管理方法遵循 的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委托制原则,这一原则是拒斥乡土亲属网络的介入的,这已成为导致清末教案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59)
从晚清发生的各种教案起因模式观察,最终形成群众运动的动因均与反教话语的导向相吻合,而官府的介入往往扮演着强化这些导向的角色。比如官府在天津教案的发生过程 中就起着某种触媒和催化的作用,1870年6月6日,天津捕到由静海诱拐孩童来津的张拴、郭 拐二人,二人供认用药迷拐幼童,可是否已承认以幼童身体为配药之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甚至一些传教士都发现,告示上所用的人名中有'拴''拐'的字眼(拴作捆绑解,拐作绑 架解),这样的字眼不大可能被华人选作人名,这就使人一望就知其出于杜撰。(60)但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后贴出的告示,其措辞却很暧昧,其中说:'风闻该犯多人, 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61)内中用'风闻'二字,说 明宣示的种种恐怖行为并非由二犯招供所得,而是纯粹出于猜测。这种猜测的思路明显受 到反教揭帖中对'采生折割'诠释的影响,同时,这种暧昧的口气和犹疑不定的揣测通过官方 告示公布出来,无疑强化了反教话语中刻意制造出来的谣言的真确性,这份告示等于说明原 属传闻性质的'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完全可能是现实中的真事,'迷拐犯'受人嘱托实有 所指,不言而喻让人联想到传教士和修女,由此可见,这份告示无异于是官府与士绅联手制。
造谣言的杰作。这点西方人看得很清楚,其观点是:'那些官吏如果不是实际上在煽动暴 乱,也是在鼓动有可能引起暴乱爆发的那些想法。'(62)特别重要的是,揭帖中流行的反教 话语经过官府文书确认后,实际上为反教话语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反教行动提供了可信的依 据。天津教案发生前夕,各处就不断有人将教民当作拐犯扭送府县衙门,甚至殴打致伤。(63)在官方呈报的文书中,也往往对案情肆意渲染,叙述的活象一个个恐怖故事。如华阳教 案发生后,四川总督刘秉璋在致总署电中就把福音堂的氛围营造成了一个恐怖害人之所,其 中说,福音堂内发现一个迷惑男童:'鼻内有黑药,周身绵软,口不能言,当用凉水将药洗去后 ,洒水进喉,才稍微清醒,却仍不能说话,只能写字:'据写称十三岁,名黄廷福,油店生理,洋 人将伊扯进福音堂,两手捆吊,口鼻内洒以黑末药,遂不能言。'然后用洋铁匣装藏于地板之 内,又洋铁匣内有大小骨头十六块。'(64)这样的叙述极易使人们把教士想象成嗜血杀人的 魔鬼,结果华阳县英法教堂、医院共七所均遭打毁。(65)而且显然这种呈报会对上峰的判 断有相当影响。
另一类教案则不用经官府确证,普通民众已自然建立起了'采生折割'和传教士行为之 间的因果联想关系,这类教案一般集中发生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这段时间发生的教 案又往往与教会所办的育婴堂有关。其实,从空间功能的意义上而言,一般民众实际上无法 分清教堂、医馆与育婴堂等机构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教区的功能结构与传统社区人们所 熟悉的情况完全不同,民众一般对陌生空间的切入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对它的实际功能也 只能根据整体状态进行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教案一旦发生,除教堂之外的教会附属机构也 都同样易遭袭击的缘故。比如芜湖教案的发生,就是因为芜湖天主教堂的两个中国修女外 出探视病人,带回患传染病家的两个小孩,在街上遇到小孩的亲戚,想将小孩带回去,修女不 肯,围观的人群指斥她们拐骗幼孩,挖眼制药,将她们扭送县署,不久以后,有个姓胡的妇女 到天主堂向神父要儿子,后面跟着二十多人,胡姓妇女大声喊叫'洋人把她的儿子拐骗来了 ',于是人群愈聚愈多,下午五时,群众开始向教堂内扔石块,那姓胡的妇女喊道:'放火烧掉 这些拐带孩子的洋人的房子',教堂、学校及教士住院'顷刻之间都化为灰烬'。(66)这是比 较典型的民众对陌生空间混淆不清导致打教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同样具有相当广泛的示 范作用。比如发生于1891年4月的武穴教案,就是芜湖教案的余波反应,1891年4月,芜湖教 案之后,沿江一带谣言四起,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湖北武穴距广济县城七十余里,仅有武黄同 知及龙坪马口二巡检驻扎,'向有英国福音堂而无育婴教堂,民教相安已久。'(67)可是四月二十九日傍晚,有广济县人天主教民欧阳理然,肩挑幼孩四人,行至武穴街外。据云将送往 九江教堂,适为痞匪郭六寿等所见,误信讹传,疑幼孩送入教堂,即遭剜眼蒸食,肆口妄言,激 动公愤。'(68)当地民众误以为武穴教堂就是收养幼孩之处,于是往窗内投掷石块,击破了 屋内洋油灯导致失火,蔓延烧毁了一层洋楼。(69)类似的现象前后也发生了不少,如1892年 7月就有'宜昌府城外地方有因寻幼孩,焚毁天主教堂之事。'(70)据当事人朱金发供认:'光 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路过圣母堂,见众人吵嚷,问系游姓失去幼孩在圣母堂寻出,因平日 误信讹传洋人有残害幼孩之说。又因见有瞽目小孩数人,怀疑逞愤,不服弹压,同众打闹圣 公会新造房屋。'(71)
由于民众分不清教堂、医馆和育婴堂在公益事业上的功能区别,故教案一旦爆发,往往 一起被夷为平地。如英国内地会医学传教士戴德生在扬州租赁房屋,设立诊所后不久,周围 就出现了小字贴,慢慢又出现了大字贴,'内言教士系耶稣教匪,遇以临死之人挖取眼睛,所 盖育婴堂系为食小儿肉而设等语,因此附近百姓情急,遍街喧闹辱骂,以致朝暮不得安生'。(72)戴德生连续两次致信扬州知府抱怨:'因谣言诬弟处烹食婴儿之故,弟处向无开设育婴 堂之例,并未买过婴儿,遭此奇冤,是何道理?'(73)可见民众一般都把外国人居住地笼统视为同一种陌生化的空间,而无意对其功能细加区分,一旦如拐骗婴孩这类谣言传播开来,也 极易笼统地以外国人居所为打教对象。